山人:谁能给老三届道歉

——为红卫兵说句公道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90 次 更新时间:2015-12-26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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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陈小鲁和宋彬彬回校道歉的消息备受关注,一方面因为他们曾是天子脚下、与宫廷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红卫兵;另方面他们都是北京“红八月”时期中学红卫兵的出名人。山人与他们是同龄人,也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山人认为:凡是做过错事、坏事的,都要忏悔,凡是伤害(包括肉体和精神)过别人的,都应该道歉,这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山人同时又认为,红卫兵是历史的产物,是奉旨造反的。老三届中学生在1966年还是未成年人或准成年人。中国这么大,各地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同时,红卫兵本身是文革的受害者,就群体而言,应当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山人想说一句:文革十年,除了红卫兵需要道歉外,其他人要不要道歉呢?事过近半个世纪,又有谁能给走进暮年的老三届道歉?除了道歉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教训呢?


(一)红卫兵的兴衰史说明,最应该道歉的不是红卫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时间跨度应该是十年零五个月。我记得文革中《参考消息》曾转载过一篇外电报道称红卫兵“头年香,二年臭,三年挨批斗”,其实这也是红卫兵的真实写照。红卫兵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1966年“红八月”;最风光的时期是1966年九月至年底的“大串连”和“炮打”;最血腥的时期是1967年夏天至1968年夏天的大武斗。从1968年夏天开始,军、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常把红卫兵描写成凶神恶煞,历史上真正红卫兵干了多少坏事呢?在长达十年零五个月的文革运动中,红卫兵的存在不到两年。如果将文革初期工作组领导下的运动也算在内(那时除了北京的少数中学,其他地方还没出现红卫兵,勉强可称为“前红卫兵时期”),满打满算,红卫兵也只存在两年。山人结合自己的经历,对红卫兵的兴衰史作如下概括和评点:

(1)1966年六七月间工作组领导下的“揪黑帮”运动

1966年五月底批判“三家村”、六月一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党内传达打倒彭罗陆杨的材料,公开批判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运动主要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学校受冲击的主要是各级领导和老教师。因为是党的号召,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学生都投入到运动中去,极少人没有写过大字报。这两个月中,对老师精神上伤害很大,尤其是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和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写大字报“批判”自己老师,深深伤害了老师的心,作为学生,当然需要道歉。其实,在第二年的大武斗中,许多老师跟学生参加同一派组织,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已经有人私下向老师道歉了。我们学校最大规模的集体道歉是1995年老三届大聚会,我记得一位当年全校第一个被打成“黑帮”的陈姓历史老师,那一天是同学们用藤椅抬来接受道歉和一起合影留念的,次年,他就享尽天年归西了。我说当年的学生应该道歉,领导运动的人更应道歉,发布“五一六通知”的组织难道不更需要道歉?

(2)1966年“红八月”

红卫兵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1966年“红八月”。“红八月”的策源地是首都北京,风暴是由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刮起来的。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在《十六条》公布之前的1966年8月5日。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通过并公布了全会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虽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文,但从8月18日开始,针对教育工作者、原工商业者、社会无业游民的血腥迫害和杀戮升级。据当年的中学生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披露:在“红八月”风暴中心北京,共有1772人丧生。

八月下旬,首都红卫兵到各地“煸风点火”,“红八月”风暴向全国大中城市辐射。各大中城市也出现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用同样的手段迫害同样的人群。也有被迫害致死的,但风暴强度已经大大减弱,目前尚无统计数字。

靠“红八月”风暴最近处的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这个暴行主要是当地自称“贫下中农”的民兵所为,但确是受到城里红卫兵运动影响的结果。

当年还好没有网络,信息主要靠口笔相传,“红八月”风暴吹到县城一级,已经减弱为“低气压”。山人所在县城出现“南下红卫兵联络站”,已经是九月初了。在首都南下红卫兵和省城红卫兵的教唆下,县城也出现体罚和人格侮辱。如给被打成“黑帮”的老师涂黑脸、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逼他们登高爬台阶,逼他们唱《牛鬼蛇神哀歌》——“牛鬼蛇神要灭亡,我的狗命不久长。牛鬼蛇神ХХХ,难以逃出此逻辑!”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开始在校园中神气活现,校园内充满了戾气。不时可听到《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后代举红旗,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杀!”这些东西都是“首都南下红卫兵”传授的,版权应属于贵族红卫兵们。

县城的红卫兵更多是响应《十六条》号召“破四旧”,开头主要是毁坏了一些庙宇、神像和古建筑装饰,还烧了一些古籍。本人也参加过一次捣毁神像的行动,后来感到十分后悔:我们总以为捣毁神像是破除封建迷信,却没想到自己加入到制造最大封建迷信——亿万人忠于一个人——的可卑行列!泥菩萨如果有灵,我愿给他们磕头道歉!

“红八月”是红卫兵的罪行,红卫兵的耻辱。每一个当事者都应当反省、道歉。但是,笔者认为,光光道歉是不够的,还应当通过回忆,弄清真相,弄清根源。笔者认为:弄清根源,不但可以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同时对当前反恐也有指导意义。北师大女附中一个个“窈窕淑女”,为什么一夜间变成打死校长的女魔?这跟昆明“301”恐怖袭击发生后人们的疑问“花一样的少女,怎么会变成挥刀砍杀无辜旅客的恶魔”是一样的道理:施暴对象都与她们无冤无仇,她们是被“圣战”洗了脑。人的本能都有动物的兽性。人类与普通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思维,有理性,理智能够克制兽性。一旦被某种邪说洗脑,理性消失,兽性也就复萌。洗脑者比施暴者罪恶更大。清除邪说,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

(3)1966年八月底至年底的大串连和“炮打司令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大约每半个月接见一次,前后七次,共有一千多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接见。本人是当年国庆节进京朝见的,也就是第四次。红卫兵被毛泽东称为“革命小将”,他们所到之处都被称为“毛主席的客人”,这是红卫兵最风光的岁月,也是他们的巅峰期。毛泽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让全国红卫兵来个大串连?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希望地方能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红卫兵就是“孙悟空”。毛泽东的意图通过“中央文革”传达给首都几大红卫兵领袖,然后再由他们的组织传到全国各红卫兵组织。通过串连,在红卫兵中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识,文革进入主题——“炮打司令部”。不但刘少奇的“司令部”被炮打,地方党委也先后被炮轰。如福建省,1966年8月29日,厦门双十中学(即厦门八中)红卫兵到福州揪斗教育厅长王于畊(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夫人)从而揭开了炮轰福建省委的序幕。此后,从省到公社一级,党政都被炮轰,领导人都靠边站。红卫兵“大闹天宫”,不但打倒了刘少奇的“司令部”,同时也搞垮了各地“分司令部”。

不过,如果单靠红卫兵“炮打”,他们打的几乎都是空炮,无非是到党政机关静坐、示威,最激烈的也不过是封了办公大楼,逼领导人交出“黑材料”。说句在行话,这样的“炮打”,对“走资派”毫发无损。

但是,全社会都已经明白,毛泽东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所以,“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很快就得到社会的响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先后都杀出“造反派”,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并且很快就出现了跨单位的群众自发组织——联络站、司令部。其中不可低估的是两股力量:一股是工人造反派组织,人数多,敢冲敢干,他们声称是“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另一股力量更加关键,那就是机关造反派组织。处级干部在县里算“当权派”了,但在省直机关只是中层干部,可以参加群众组织、佩戴红袖章。在中央机关,司局级干部也还算“群众”,也可佩戴红袖章。这些人最了解内情,他们如果往红卫兵的大炮中装填弹药,杀伤力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表面上看,各地“司令部”是被红卫兵轰垮、“走资派”都是被红卫兵打倒的,实际上最起作用的是机关造反派,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关于这一点,其实常常被文革研究者所疏忽。

“炮打司令部”是功是过,近年颇有争议。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属于“反腐败”,那么,这个功劳不能全都记在红卫兵的功劳簿上的;如果是过错,这个过错也不能全都记在红卫兵账上的。他们只是奉旨造反而已,况且,炮弹还靠别人装填!

(4)1967年的“一月风暴”,红卫兵运动退潮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走资派”的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行动,并将新政权钦定为“革命委员会”。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竞相仿效。所谓“一月风暴”,就是夺共产党政权的风暴。小娃娃岂能掌大政权?大中学校红卫兵已经退居配角。“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机构“勤务组”一共设十九席,红卫兵只占一个席位。当时的报刊就说:“一月风暴”之后,“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所以,山人负历史责任地说一句:一月夺权风暴,红卫兵干的坏事极其有限。

(5)历近一年左右的大武斗中,红卫兵只是炮灰而已

《十六条》的确写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后来为什么又演成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大武斗呢?山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各派间明争暗斗都是为了一个“权”字;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已经渗透到国人的头脑深处;三是军队的介入和江青的讲话促成了武斗的升级。

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靠什么夺取政权?新中国从来没有人说过可以用民主手段和选票获得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已经渗透到国人的头脑深处,成了“唯一真理”。从1949年到1966年,各级共产党组织都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到了1966年底,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瘫痪,谁取而代之?靠什么取而代之?在1966年底之前,人们都还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派他的司令部的人来取而代之。可是到了1967年一月,人们从上海看到,不是中央派人来接替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而是让造反派取而代之!因而各种势力都想争取造反派,都打起造反的大旗,虽然口号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权”字,都想能分到文革果实的一杯羹。

红卫兵造反的时候,动机确实还是比较纯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管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动机一般不会是为了夺权当官。待到全社会都动起来,问题可就复杂了:曾经受压的老干部,过去没有机会翻身,现在时机来了,要维权,要造反,要翻身——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西南“两挺”都是这样的人。到了1966年底,保守派基本上都已土崩瓦解,既然都是造反派,为什么还要分裂成两派或几派呢?答案很简单:为了权,为了不同的利益。例如安徽,前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先是搞极左饿死人,后又支持所谓“单干风”被罢了官,曾希圣手上提拔重用的那批干部都倒了霉,他们何曾不想翻身?而后任省委书记李葆华又被列入“刘邓黑线”,他提拔的干部岂肯服输?这两部分势力各拉队伍,其实就是后来的安徽两大派。福建的的问题则更加复杂:福建曾是紧挨中央苏区的老根据地,红军长征送走一批,新四军成立又送走一批,留下打游击的还占领着武夷山、鹫峰山、戴云山和闽粤交界的乌山。本来就山头林立,1948年又发生了中共福建省委滥杀127名中共城工部骨干的事件,不但激化了内部矛盾,而且影响当事者日后在新政权中的地位。1949年6月,在国民党还占领着省会福州和大半个福建的情势下,在建瓯召开分配权力、定鼎福建的会议,确定了行政区划和党政领导人。按这个方案,山西南下干部在新政权中占据绝对优势,许多比他们资历更老的当地老红军、老游击队长、老地下党员却屈居他们之下,心里当然不是太服气。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叶飞在“反右倾”中又反了“地方主义”,使包括省长在内的许多地方老干部再次受挫。文革将叶飞列入“刘邓黑线”,很多地方干部都觉得扬眉吐气。在他们的影响下,原属他们“革命活动”的地区纷纷成立“老区农民造反团”,进驻省城要求揪斗叶飞,各个山头、各种力量都浮出水面。同样打着“老区农民造反团”的,有的参加誓保韩先楚的“八派”,有的却参加打倒韩先楚的“革派”。

大夺权是因,大武斗是果。大夺权初期,为了一枚大印而几派大打出手,用的还只是冷兵器。毛泽东为了收拾这个乱局,在1967年春决定派军队介入。但是,军队介入对乱局而言只不过是“扬汤止沸”,不但制止不了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反而使武斗迅速升级。为什么?后来官方的宣传都归咎于江青“文攻武卫”口号和王关戚的“揪军内一小撮”。当然,江青和王关戚确实给造反派之间的冲突火上浇油,但参加过文革的人都只道,其实“支左”部队本身就是武斗升级的重要因素。军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山头林立。例如福建,当时称为“福建前线”,全中国驻军最多的一个省。野战军28军、31军原属三野,海军的许多干部也来自三野,而福州军区(台海局势缓和后撤消,划归南京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属于四野林彪的爱将,韩有自己的人马。厦门是“八二九事件”的策源地,全岛都属“八二九派”(简称“八派”)势力范围,厦门大学是他们的核心。但“八派”内部又分裂为“促联”和“革联”,而且打得不可开交。究其原因,就是:福州军区支持的是“促联”,31军支持的是“革联”。宁德县乃至整个福安地区(即现在的宁德市)的武斗中,福州军区支持的是“八派”,海军支持的是“革派”。

全国大武斗,只有飞机导弹原子弹没用上,其他武器基本上都用上了。武器从何而来?当然,部分军工企业曾卷入武斗,他们提供过不少武器。也有来自“民兵”,其实就是各地人武部甚至正规军。所谓“造反派抢枪”,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明抢暗送的。所以说,军队介入是武斗升级的重要因素。

打仗是要用军事技术进行指挥和布阵的。大武斗中两派“武卫司令部”实际的指挥者都不是学生,而是转业复员军人,甚至就是现役军人脱下军装在幕后指挥。青年学生血气方刚,不考虑后果,背诵一段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和林彪语录“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之后,就冲上火线。由于学生缺乏必要的军事常识,被打死的机率就特别的大。

山人没有参加过武斗,但亲身观察到,红卫兵是大武斗的炮灰,不是大武斗制造者。应该对大武斗负责任及道歉的,不应该是红卫兵。

(6)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多数原红卫兵是被迫害的对象

文革到底整了多少人?叶剑英曾说过整了一亿人,这里的“整”应该是广义的,包括大会小会被点名批判。而狭义的“整”,指的是立案审查,中组部统计的干部共有230万人被立案审查,如果把一般老百姓统计进去,估计立案不少于一千万件。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百分九十以上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制造的。而此时已经不存在红卫兵组织,即使有个别原红卫兵组织头头被“三结合”进革委会,大多不负责专案。“三0办”、“二号办”、各种专案组,基本都操纵在军人和老干部手中。因此,山人认为,文革冤假错案的账不能算在红卫兵的头上。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是“天文数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这么几类人:一是经不起迫害自杀身亡的;二是红色风暴中“群众专政”打死的;三是武斗中战死的;四是被革委会处死的。《炎黄春秋》2010第8期史晓东的文章粗略估计在二百万左右,山人觉得大概如此。文章曾分时间段粗估: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左右;文革初期自杀者约二十万左右;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五十万人死于清队;十五至二十万人死于“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尽管这个数字十分粗略,但至少也说明: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大部分与红卫兵无关。

不但红卫兵不要为文革的非正常死亡负主要责任,而且红卫兵本身也是文革的受迫害者,也付出不少年轻性命。毛泽东靠高超的政治智慧,既能召来数千万“孙悟空大闹天宫”,又能适时地将数千万“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更奇妙的是:事到如今,在五行山下受压最深的“孙悟空”,竟然还有对毛感恩戴德的!

红卫兵受迫害的主要罪名略举几种:

1、“五一六分子”:开头只针对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成员和“西纠”、“联动”成员,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这些人有的被送到监狱,有的跟平民子弟一起上山下乡,有的被送到军队保护起来,打倒“四人帮”之后,都获平反。有的内定为“第三梯队”,有的下海经商发了大财。后来,“清查五一六”越出北京,作为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革委会都组织有专案组,对运动初期的大事件立案审查。笔者所在的只有十来万人的小县也将五六个事件列为与“五一六”有关的事件。现在看来十分可笑,可当年谁也不敢笑。

2、“现行反革命”:“一打三反”的“一打”,打击的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谓“现行反革命”中,不少就是红卫兵中的“先觉者”——幡然醒悟,开始怀疑文革,甚至怀疑毛泽东。如北京的遇罗克,江西的李九莲,这些人最惨,不是被杀头,就是被判重刑。

3、“站错队”:受“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两项罪名迫害的红卫兵毕竟还只是少数,但受“站错队”罪名迫害的学生全国估计有数千万。没有参加过文革的人不知道“站错队”的滋味,当年有句话可以让你明白个中滋味:“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泪。”什么意思?文革初期,许多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鉴于1957年“反右派”的教训,站队站到保守派一边了。后来,听传达“站错队,站过来就好了”的“最高指示”,退出保守派红卫兵,加入造反派红卫兵。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你今天选择的这个“战斗团”,明天或许就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这叫“站不完的队”。你不小心参加了“反动组织”,想退出,首先就得“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这叫“请不完的罪”。……“乱世英雄起四方”,前面的“站错队”,“请”了“罪”,“流”了“泪”,并无大碍,最后一次“站错队”——革委会成立前的“站错队”——却了不得。例如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当局大搞“以韩划线”:凡是保韩先楚、受福州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均属“路线正确”、“站队”正确的;凡是反韩先楚,不管受那些部队支持,均属“路线错误”、“站错队”的。各级革委会怎么惩罚“站错队”人员呢?机关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凡属“站错队”的,集中到“五七干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下放到偏远山区;工人凡属“站错队”的,不能当劳模和“工宣队”;党员凡属“站错队”的,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大中专毕业生,凡属“站错队”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区去;普通中学,凡“站错队”学生比例大的学校,其毕业生上山下乡都安置到相对更艰苦的山区。“站错队”学生,一律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和选调机关工作,甚至不得当民办教师;已经在部队服役的不得提干,一律复员回家。笔者的同学中,就有几个在部队提干材料都备好了,收到地方“站错队”材料,马上复员回家。各级革委会迫害“站错队”群众最损的一招是“装袋子”——将写有“站错队”或“参加反军倒韩组织”的《毕业生登记表》或《干部履历表》放进人事档案,所有政审材料都设有“文化大革命表现”一栏,都必须填上“站错队”这类词句。总之,福建全省受“站错队”影响(实质是迫害)的人数多达数百万,其中原中学红卫兵是受害最深的。他们的受迫害处境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回轮到韩先楚“站错队”了!哈!),才有所改善。直到胡耀邦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才通知各地将干部职工档案中“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剔除出去。1979至1980年,笔者曾被借调三个月,专门清理人事档案,故有很深的体会。

4、借清查“三种人”,对原红卫兵最后一击

十年文革自始至终是老干部、军队林彪派和江青文革派的博奕。红卫兵只是他们手上的棋子,卒子。棋下完了,棋子就可扔掉了。因此,历史注定:不管那一方胜局,原红卫兵就整体而言,都不会有好下场。

前文说到“站队”,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站错队”的原“革派”成员一个个灰溜溜,夹着尾巴做人。而“站队”站对的原“八派”成员,包括少数进入到权力机关的原红卫兵,颇感踌躇满志,但好景不长。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但标志着显赫一时的林彪军派的失势,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败局已定。江青文革派虽然频频出击,人心已经丧尽,颓局无可挽回。老干部利用民意优势,后发制人,已经占了上风。邓小平复出,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军代表退出各级权力机构。福建形势十分明朗,韩先楚调往兰州军区,四川的廖志高调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的老干部重掌实权。进入到各级权力机关的“站队站对”的原“八派”成员如能激流勇退,离开权力中心,或如原“革派”成员一样,夹着尾巴做人,也许暂时还能躲过一劫。可他们错估形势,再寻新靠山,主动往江青线上靠,矛头直指周恩来,其下场可想而知!当然,由于红卫兵只是卒子,能进入革委会权力中心的人极少,但是,他们在江青集团覆灭后无一不受到清查。他们的败局,直接影响到他们那一派的红卫兵命运。三十年后回过头来看那些人所谓的“篡党夺权”罪名,实在太滑稽,——纯粹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

那么,支持老干部、夹着尾巴做人的原“革派”红卫兵头头们能“终其天年”么?俗语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以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站在老干部一边,老干部就能领你的情?他们能忘掉文革初期的“一箭之仇”?果不其然,在“清查三种人”中,没有一条漏网之鱼。福建是这样,全国何曾不是这样?1976年“四五运动”的骨干其实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已经幡然醒悟的“红卫兵”;思想上成熟的“红卫兵”。“四五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基础,也为老干部全面复职奠定了基础,但在某些老官僚眼里,参加“四五运动”的青年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卫兵”!“他们能用这种手段对付四人帮,今后他们能不用同样手段对付我们?”

所谓清查“三种人”,文件界定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笔者对打砸抢分子是痛恨的,对“造反起家的人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也没有过好印象。但什么叫“造反起家”?什么叫“帮派思想严重”?这好像是文艺创作用词,而不是法律用语。如果当清华“井冈山”的头头算“造反起家”,那么当“联动”的头头算不算“造反起家”?中国曾是“会道门”王国,旧社会帮派多如牛毛,要说“帮派思想”,文革中只有逍遥派扯不上,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哪有不为自己一派说话的?严重不严重,没有一杆标准秤,最后只能由掌权者说了算:我说你严重就严重,我说他不严重就不严重。比如说对“红二代”红卫兵头头和草民红卫兵头头,是不是一样“记录在案”了?如果一样“记录在案”了,为什么前者往往被内定“第三梯队”,而后者已经在领导岗位上还要被拉下来呢?山人的质疑不是现在才说,当年有位中学同班同学差点被打成“三种人”,他所在单位专案人员通过我单位找我外调。我和这位同学曾分属不同红卫兵组织,他是头头,曾让他手下人抓打过我。专案人员以为我会提供对他们有利的证词,岂料到我说的都是他们不爱听的话!

总而言之,红卫兵的存在只有二年,受迫害却超过二十年!当年的红卫兵命里注定:他们只能是文革的殉葬品。

红卫兵的兴衰史说明:红卫兵充当文革的急先锋,干过错事坏事,有道歉的必要。但需要为文革罪行道歉的,绝不仅仅是红卫兵!或者说,最应该为文革罪行道歉的,绝不是红卫兵!


(二)有谁能向老三届道歉?

2005年前后,山人在《凤凰网》上见到一篇刘双先生写的《丑陋的老三届》的文章。读罢大作,唏嘘不已。

刘双先生效法柏杨先生的笔法,对老三届进行自我解剖,许多分析应当是入木三分的。例如:

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

“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山人基本赞同老三届与“丑陋”二字派对。同时,山人也担心有人曲解刘双先生的原意。左派朋友可能将刘双原意曲解为“毛泽东无错,错在红卫兵”。右派朋友可能曲解老三届为“极左的一代,野蛮的一代”,进一步逼红卫兵老三届统统“道歉”。所以,觉得很有必要写一篇澄清老三届、红卫兵在文革中的造反和苦难历程的文章。

老三届与红卫兵之间不能划等号。老三届特指1968年革委会成立后同时走出普通中学校门的66届、67届、68届高、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共六届,年龄段大多在1946年至1953年出生。红卫兵的面比较广,它还包括大专学校红卫兵(年龄段在1941至1946年出生,也称“高校五届生”)、中专学校红卫兵,甚至包括“后红卫兵时期”的红卫兵(“复课闹革命”以后,用以取代共青团的组织也称“红卫兵”,年龄在1953年之后出生)。同时,老三届中学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参加红卫兵组织——有些“黑五类”子女被阻拦在红卫兵组织之外。所以,本文的上半段着重写红卫兵,下半段写老三届。

老三届是新中国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的欢乐时光仅限于五十代头几年。1957年,有些人的父母被打成右派,这一代人的痛苦也就开始了。

老三届是知识贫乏的一代。1958年暑期开始,没有上过几堂象样的课,小小年纪就加入到“移苗并丘”、“拦路扫盲”、“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的人流中。山人至今还没忘记,本应坐在课堂里的时光,却被带到田头列队:这一头将已经孕穗的稻丛拔起,通过千百双稚嫩的手传到另一头,栽到本已密不透风的稻田中。这叫“移苗并丘”,求的是水稻“亩产千斤”。山人也没忘记,不用上课,几个人一伙,分头拦在通往各处的村口要道,行人能读出小黑板上的词字,就给放行,如果读不出,就教到能读出为止。这叫“拦路扫盲”。山人更不会忘记学校操场上竖起一座座老虎灶一样的“土高炉”,老师教我们唱的“土高炉”歌:“蚂蚁能啃大呀大骨头,土高炉呀遍地开了花。炼出钢铁千万吨……”那一年,山人刚上高小。那一年,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此后,参加劳动便成了必修课。山人收到的初中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新生自带锄头、柴刀”……中小学被称为基础教育,它像高楼大厦的桩基,老三届这样的“桩基”能盖高楼大厦吗?所以,“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明知故问!

老三届是被严重洗脑的一代。六六届高中是1954年秋天开蒙入小学的,语文课本第一课课文是:“开学,开学了”,那时还用繁体字。教材除了封面和插画,还很少政治口号和说教。内容基本保留民国时期的知识结构,除了教儿童识字外,就是通过童话、寓言讲述做人常识,并进行公民常识启蒙。如“两只山羊过桥”。但到了我们弟弟妹妹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第一课已经变成:“毛主席万岁”,还有“东方红”、“吃水不忘挖井人”等课文,传播忠君思想和现代迷信。还有“刘文学”、“张高谦”、“收租院”充满阶级仇恨和暴力。这一代人从小就被谎言所误导,沾沾自喜于“地大物博”、“制度优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这一代人不懂民主与法制,更不懂世界上还存在普世价值!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现在看来只是政治文明常识的ABC,当时却能让全国同龄人觉得耳目一新!当年,老三届几乎不懂国界以外的世界,他们只知道外国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不知道外国还有亚当·斯密、洛克和孟德斯鸠。阶级教育和忠君教育取代公民教育,其后果就是:合格公民少了,流氓和奴才多了。如果政治汽缸上的压力加大,流氓会少些,奴才就多些,一些人怀念的“五六十年代社会风气”便是此类环境。一旦政治汽缸上的压力减小,流氓就变多,奴才会减少,这时人们就哀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万一政治汽缸暴裂,流氓队伍膨胀,奴才队伍也膨胀。流氓加奴才,兽性加奴性,暴力效忠于教主,文革便是这番景象!

老三届是饥饿中长大的一代。老三届晚年无不感叹:“长身体时吃不饱饭,长知识时学校关门,结婚生孩时只能生一个”。1959年,是大饥荒的第一年,这一年秋天,老三届最高一届正好进入高小毕业班,最低一届刚跨入小学门坎。我的那所中学1960级初中招收四个班,报到时满220人,第二年缩编为三个班,到1963年初中毕业时只剩下50多人。人到哪里去了?辍学了!饥饿难熬呀。现在看到满街营养过剩的小“胖墩”,山人就会想起大饥荒年代的经历。关于那年代,山人不想在本文中细说,想另写一篇回忆文章。

老三届是青春被毁的一代。被文革和下乡毁掉青春!关于这一点,刘双先生写得很精辟:

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拋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山人和刘双先生一样,读到“青春无悔”四字就本能地恶心。所以用“青春被毁”四字权当解药。当然,笔者对刘双以及凤凰网大型知青专栏的诸多文章,也还有话说。以笔者的经历,隐隐约约觉得老三届有这么一个规律:女性比男性更惨;初中生比高中生更惨;回乡比上山下乡更惨。前二个“更惨”,有些文章有涉及,最后一个“更惨”被严重忽视,基本上是研究文章和文艺作品的“盲区”。刘双先生的《丑陋的老三届》基本上是根据北京的老三届经历写的,用老三届知青代替老三届。文革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约八亿,其中农村人口约六亿,即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之比为1比3。如果按这个比例测算: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如果为1500万的话,老三届回乡知青应该是4500万吧?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因为农民子女中学入学率低、辍学率高。但无论如何,老三届回乡知青不会少于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也就是说一定超过1500万,这是我的估计。

城市上山下乡知青很难理解农村老三届回乡知青的痛苦人生。这可能是因为在上山下乡知青的眼里,回乡知青与当地农民并无太大区别。子承父业——农民孩子当农民,理所当然。另外,文革前或文革后都有高考落第回乡当农民的。而实际上,老三届回乡知青与文革前或文革后高考落第回乡知青是有区别的:后者是高考落第而回乡劳动的,前者是高考之路被封堵而回乡劳动的;后者是应届毕业就回乡劳动的,前者是闹了两年“革命”、背了一身罪名而回乡劳动的!

但也不是所有上山下乡知青对回乡知青都不理不睬。陕西已故作家路遥先生就是一个,他的著名小说《人生》(曾拍成电影)就是写回乡知青高加林命运的力作。可惜,高加林不是老三届,是恢复高考后的应届落第生。但路遥先生已经敏感地触及:二元户口制度是高加林人生悲剧的根源!

山人与老三届回乡知青兄弟们曾“戏说”《人生》,情节梗介如下:

农民儿子高加林、县人武部部长女儿黄亚萍、县食品公司经理儿子张克南都是县城一中高中三年级学生。高加林品学兼优、文体俱佳;黄亚萍貌美、好学,擅长表演;张克南学业平平、社交出色、擅长体育。高考临近,正当他们做最后拼搏时,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高考废除。他们仨参加同一派红卫兵,一起到全国串连。张克南追求黄亚萍,黄亚萍却暗恋着高加林。他们组织文艺宣传队,排演《沙家浜》,高、黄、张分别饰过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也跟支左部队同台演出过。县城武斗,他们就到乡下巡回演出。1968年革委会成立了,高加林回乡当农民。他立志与命运抗争,决定报名参军。接兵部队刚好是与他同台演出的部队,他如愿以偿入了伍。高加林在部队样样出色,特别是文笔,受到了师领导的尝识。提干材料都准备好了,突然来了一份县革委会“关于高加林文革站错队”的材料。部队首长爱莫能助,高加林复员回乡。黄亚萍和张克南被安排在高加林的邻村插队,感情有了发展,双双通过关系招工回城。复员军人高加林原被安排在小学当民办教师。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被小学刚毕业的大队支部书记高明楼的儿子取代了。高加林沮丧地戴着一顶破草帽下地劳动,刘立本的女儿刘巧珍闯入他的心田。正在他灰心丧气想与刘巧珍结合当一辈子农民的时候,早年参军的叔叔当上了地区革委会民事组组长,县民事组副组长马占胜私下调整了招工指标,把复员军人高加林安排到县革委会宣传组报道组工作。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萍播读农业学大寨通讯稿时,得知自己的同学高加林来县城工作,旧情复萌,便疏远了张克南。刘巧珍到县城看望高加林,由于双方学识差异,高加林提出分手。黄亚萍也和恋人张克南分手,跟高加林热恋起来。张克南的母亲(县革委会财贸组组长)认为这些矛盾都是高加林带来的,向地区革委会告了一状。地区革委会经调查认为,高加林工作虽出色,但参军前属回乡知青,不符合招工安置条件,清退回农村。此时,刘巧珍已经赌气嫁给了马拴。……

路遥的《人生》,高加林身上只压着一座叫“户籍歧视”的大山;我们“戏说”《人生》,高加林身上同时压着两座大山,另一座是文革迫害,即“奉旨大闹天宫”后被压在五行山下。

毛泽东出身农民,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靠牺牲无数农民的生命夺得了政权。可他坐进紫禁城后,却建立了城乡隔离和剥夺农民的制度。城乡二元户口制度等于新修建一道万里长城,将农民隔离在城市之外: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农民跟城里人结婚生的孩子也是农民;农民进城务工称为“盲流”;城市招工不得招农村户口。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际上部分剥夺了农民的劳动:国家强制收购农民稻谷每斤不上一角钱,一块上海牌手表却值120元。即一块上海牌手表价值相当于1300斤的稻谷,即一个强劳力一年的收获!城里人享受的福利待遇,农民沾不上边。而大饥荒年代饿死数千万人,百分九十以上是农民!所以,称农民是新中国二等公民,是恰如其分的。正因为毛泽东时代实行城乡二元政策,回乡知青的命运要比上山下乡知青惨得多:

上山下乡知青可从“知青办”领到200元的安家费和第一年的口粮,回乡知青自带“干粮”在城里闹了两年“革命”却一分钱安家费也拿不到。当时的200元,相当于农民1至2年的劳动分红。上山下乡知青有被国企招工的机会,回乡知青招工进城的路已经被封堵死。1977年恢复高考,刘双先生估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67万人中老三届不会超过10万人。笔者在高校工作的经历推测,在这10万人中,属回乡知青的不会超过1万人。因为上山下乡知青在城里有亲人,得到信息渠道多,还有回城复习功课的机会。而回乡知青多数早已对升学不抱希望,死心塌地当农民,相当部分已经成家,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国家已经恢复高考。即使在恢复高考时有幸考上大学的老三届回乡知青,毕业后的待遇与上山下乡知青还是有差别的:前者工龄从毕业时算起,后者工龄从下乡那一年算起,相差十三年之久!1979年开始,上山下乡知青全部回城就业,而老三届回乡知青如果想进城,只能当个“农民工”。正因为老三届回乡知青整个群体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至老至死发不出声音,渐渐被历史尘封、湮没。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有两个突出的弱势群体,一个叫“下岗工人”,一个叫“农民工”,他们其实都与老三届有关。回城就业的上山下乡知青,正好遇上企业改革,下岗失业了,他们成为下岗工人的主体,称为“4050部队”。到北方城市,你要找个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并不难,在广场上唱红歌的队伍中,你准能找到。而老三届回乡知青,因为属于有点文化的农民,在城里上过学,改革大潮一来,最先扔掉锄头跑到城里务工的就是他们。所以,老三届回乡知青真正是“农民工”的先驱。如今,进入暮年的老三届回乡知青大都不再打工了,有一些人靠打工在城里买了房子,或到城里投靠子女。但很少有人加入唱红歌队伍——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只是住在城里的农民。自己一辈子的不幸,就是从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中开始的!

我今天在网上“晒”红卫兵,“晒”老三届,“晒”老三届回乡知青,不是为红卫兵、老三届争荣誉、金钱和地位,毕竟他们已经垂垂老矣!我只为红卫兵、老三届这个群体说一句公道话、良心话。特别想为被历史忘记的老三届回乡知青说句公道话!

黄金有价,青春无价。文革结束以后,全面复职的老干部大多缺乏正视文革历史、全面评价红卫兵和老三届的胸怀。所以,当年的红卫兵,特别是老三届,处境相当无奈。

但是,也不是所有红卫兵文革后都很落魄的。除了革委会成立时被“三结合”到权力中心的红卫兵头头踌躇满志、昙花一现以外,八十年代选拔“四化干部”时,少量“老五届”高校毕业生开始得以升迁,而且逐渐走上权力高峰。难道那些人在校时都没参加文革运动、都没当过红卫兵?我不相信!毛泽东号召关心国家大事,那么大的运动,他们如果对领袖无动于衷的话,他们还凭什么当毛事业的接班人?但可以肯定,这些人中多数在文革中不抛头露面。他们得以升迁,当然应该对老干部“伯乐”感恩戴德,跟红卫兵和老三届自然应该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老三届压根儿不会希望从他们嘴里说出公道话来。

再后来,以“红二代”为主体的红卫兵、老三届进入权力中心,如今到了顶峰。这些人纵然只占老三届的数万分之一,但他们与“老五届”当官者不同:他们插过队(或当过兵),受过苦,甚至遭遇过不公平的歧视;他们对社会最底层有过深刻的感受。他们既然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当然还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这一点,广大老三届应当谅解他们。到目前为止,老三届对他们还抱有希望:既然你们跟我们一样受过苦,理应理解我们这个群体,替我们这个群体主持公道:红卫兵、老三届只要做过错事、坏事,道歉是应该的。但是,你们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遗产,你们也应当替毛泽东还债。毛泽东欠老三届的债就是文革和上山下乡(回乡)毁掉了这一代人的青春,我们不要求你们补发“青春损失费”,只要一句真诚的道歉!

道歉也是一种正能量。德国总统虽然没有参加过希特勒的大屠杀,但他代表德国人向全世界道歉。德意志民族得到全世界的谅解,增强了正能量。而日本人不道歉,他们还要将法西斯的罪恶包袱一直背负下去。1950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台北马场町处决了朱谌之、吴石等近千名“共谍”。一个月后,马英九才降生在台北。可以说他与这场血腥毫不相干。可马英九当上台北市长后,2000年主持了台北市政府举办的《1950仲夏的马场町》特展,接着,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公开鞠躬道歉。马英九的道歉无疑也给国民党增强了正能量,缓和了国共之间的对立情绪,为中华民族和解积蓄能量。

道歉是政治文明的表现。人是由一般动物进化而来的,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两个字——文明。语言的产生是文明,文字的发明更是文明。讲究卫生、美化环境是文明。穿上裤子、不光着屁股是文明,一夫一妻、不在光天化日下作爱也是文明。但最大的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尊重人权是政治文明;违背法律原则随意剥夺人权,甚至剥夺人的生命,是反政治文明,是动物的返祖。热爱和平,平等竞争,“选票里面出政权”是政治文明;崇尚暴力、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反政治文明,是动物的返祖。文革宣扬“造反有理”,号召斗争,鼓吹厮杀,疯狂迫害,所以,文革的要害是反人类文明。

道歉,在国际上可以消除民族对立,消除冷战思维;在国内可以缓和族群对立、党派对立、官民对立。道歉是一种美德。老三届等待着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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