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一面观察中国发展的镜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0 次 更新时间:2006-05-19 17: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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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航满  

  

  一

  

  1969年7月,17岁的李大同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已经半年多了。一天上午,他正在草原上百无聊赖的放着羊,忽然一个伙伴从远方策马飞奔而来,当他正被这个伙伴那张由于激动而扭曲的脸惊讶时,他忽然听到这家伙大声的叫喊,“快回去,美国佬儿正在登月!”这个在草原上放羊的知青被这个新闻激动地浑身颤抖,他不顾一切的跳上马背往回赶。在他们的蒙古包里那个从北京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正将“敌台”“美国之音”放到了最大声音,他听到了那一句从美国播音员口中传来有些颤抖的声音,“我跨出的是一小步,而人类跨出的是一大步。”浑身亢奋的知青们对酒当歌,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全人类的骄傲。然而也是在这一刻,全中国人并不知道这样伟大的人类壮举正在激动人心的进行,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四个没有报道这一事件的国家之一。

  这一刻也在我的心中定格,使得我心中的李大同先生永远像17岁那么青年,为属于人类共同新鲜的事物而感到激动,为将真相传播给更多的人而满足,为能将这个社会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前进而感到幸福。后来他幸运的成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再后来他用十年的时间主编一个名叫“冰点”的栏目。

  当我看到由《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所写的《冰点故事》,我立刻对这本书产生了一种温暖与亲切的激动,我感谢这本书,它再一次让我通过集中的阅读更多的了解到了中国,它是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李大同先生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语言,“我只想告诉读者:在一个大报编辑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当代中国。我还想让本书的读者看到:在这个国家里,尽管有种种令人愤慨的现实,但善良、勇敢、坚韧、抗争、同情心、爱、创新……这些全人类共同尊崇的优良品质,仍在默默地、顽强地存在和生长。如果不是为了捍卫它们,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在读完全书之后,再读这段话我感到时间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个编辑内心的想法,他是在为我们的中国记录和保存着真实的生活,尽管还不够完善,但他已经尽力。更重要的是,他让阅读这张报纸的读者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每天还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们可能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它们和我们密切相连,息息相关。

  新闻界有一个著名的定语,“新闻就是历史的草稿。”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的记者和新闻从业者在普遍操持着职业的规则,否则它给历史提供的可能只是谎言和虚假。当我们还记得几年前山西记者集体掩盖煤矿死亡的造假事件,当我们被大量有偿新闻所麻痹的时候,在这个国度里可能给我带来震撼与真实的媒体我相信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愿意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也包括在其中。

  

  二

  

  1993年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第一篇“冰点”文章《北京最后的粪桶》,表面上看它可能是打动读者,赚取读者眼泪的文章,但实际上它是一代人的折射,那些曾在自己青春时代激情洋溢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他们今日的命运如何,我想这篇新闻报道可能是一个极端的缩影。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在他的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为1968年一代知识青年贴出了“寻人启事”,但应者寥寥。可是谁在继续追问了这其中的原因。我在阅读2005年21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上记者对著名学者徐友渔的访谈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大部分人都跟不上了。原因很多,一是中国的生活太残酷了。为了生存的挣扎他们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第二个,就是智力的淘汰是很残酷的。有的人,你道德感再强,再刻苦,再鄙视物质生活,到了一定高度,也是力不从心的。……”我看到徐友渔先生的这段话,感慨了良久,但读《北京最后粪桶》我只能认为这是现实残酷的细节。我们无法拒绝历史,更无法拒绝现实。这则新闻报道看似很平常很普通,但它在报道后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那时可以想象的。有趣的是,《北京最后的粪桶》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几乎同时刊发,策划前一篇文章的李大同也是一位知青,他插队内蒙古,而后一篇文章的写作者朱学勤先生则是插队河南的知青,但不同的是李大同先生给的是残酷的答案,而朱学勤先生却招贴出的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寻人启事,因为有太少人还能像朱学勤先生一样成为思想史上的著名学者了!

  诸如这样的报道其实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中有很多,我一边阅读一边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往事,历历在目。读《离开雷锋的日子》这篇报道的同时我还能想到自己从小就以雷锋作为学习的榜样,从小学入学到大学毕业每年总有那么几天会到街头学习这位曾经影响几代人的偶像,而给我印象更深的是1997年我在中学的露天操场上和我的同学一起欣赏完了这部同名电影,当时的我们激动不已,为那个在银幕上将雷锋撞死的乔安山的精彩演技,不巧的是八年之后我又到扮演乔安山的刘佩奇的母校去深造,在入校的校史教育中我又重温了影片的精彩片段。读《我为孩子讨说法》让我想到了自己在经历教育中所遇到的相同的残酷与荒唐的教育经历,仿佛一切刚刚过去。我忽然发现,这些“冰点”文章太多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相关,他们所涉及的层面和问题关系到十年来中国人生活的实际层面,基础教育问题、希望工程问题、腐败问题、遣送收容问题、性教育问题、农民工问题、文学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社会公益问题、安乐死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但我很佩服这些编辑和记者的高明,他们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最敏感的问题,从一个很小的事件折射出社会的大问题,诸如《我所认识的鬼子兵》则从采访那些即将去世的鬼子兵来折射出中日问题中的许多现实,《搬家》从两代人不同的观念出发来让我们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个幻灭的乌托邦》从三个理想青年的教育梦想的失败让我看到社会中太多的势力与无奈以及教育工程的危机,《五叔五婶》从远在边疆的五叔和五婶的故事来折射出社会中贫富差距与中西部差距问题,《超限战》从一本书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世界军事战略以及国际形势等严峻问题,……。所有的文章从策划到出炉都与一个时期里人们最敏感和最关注的问题紧密相连,因而它只所以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共鸣是因为它以国家中央媒体的身份给我们一个答案,它触动了人们最需要解决和补充的心理危机。因而我以为“冰点”是一面观察中国发展的镜子。

  “冰点”的文章有一个从“软新闻”到“硬新闻”的过程,所谓“软新闻”就是从平凡的小事来反映人性问题,来关注社会问题,而“硬新闻”则是直接去关注和参与社会问题,给这些社会问题予以舆论的监督。读这本书,我发现在“冰点”的影响日益壮大的时候,舆论监督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这显示了一家国家大报所应该做出的姿态与立场。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硬新闻”尽管敏感也可能社会效果最直接,但它只能反映诸如司法等某些领域的问题,更多看似乎并非所谓硬的“软新闻”可能所隐藏的问题更严重更重要,因而如何在“软”与“硬”之间做一个平衡应该是需要我们新闻记者所做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需要能够立刻解决问题提供批判的舆论监督,我们同时也需要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违背常识和基本生存法则的现象提供一个反思的机会,他们都有益我们的社会。这也是我对未来“冰点”的祝福!

  

  三

  

  从事传媒领域的人往往能够准确的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因为职业的特点让他们不得不需要紧跟时代的潮流。我在阅读这本由李大同先生所著的《冰点故事》中,我看到这个中年编辑和他的记者们永远将自己处在忙碌、紧张、激烈的学习、思考和工作中,而他就像一个正在焕发着青春的小伙子,让我想起那句老掉牙的歌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偷换成一句“媒体人永远是年轻”。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为了更能与时代的潮流相合拍,这些记者和编辑们不断的创新,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和思考给读者带来惊喜。而许多从事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既要永远保持住青年人的热情和激情,同时他们还得永远具有敏锐的心,在中国这个社会保持住抗拒与平衡的规则,就像在钢丝上行走一样,既要安全到达彼岸,又要时刻明白存在的危险。

  做新闻记者也曾经是我的青春梦想,那顶“无冕之王”的桂冠曾经让我充满了渴望,但由于人生的种种际遇,在作过我所厌恶的一项以歌功颂德和报喜不报忧的新闻工作之后我对中国的新闻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我才更能理解像李大同这样始终心存理想的千千万万个媒体工作者,他们让我内心永远充满敬佩之情,也能够理解李大同先生这一人生永不放弃的理想追求的新闻情结。

  

   《冰点故事》李大同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1版 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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