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6 次 更新时间:2008-07-14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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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作者在概括了世纪之交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况、追溯其历史进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同时,着重探究这门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认为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90 年代后期尤其培育出一大批有潜质的中青年学者,预示着一种方兴未艾的可喜势头,并分析了现阶段研究承上启下的特点,指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任重道远。

【关键词】 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阶段;特质与约束条件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1/5 人口的国家发生的具有全球重大意义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相适应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昌盛势头。这是一个正在开垦的处女地,是一个吸引了越来越多有抱负的年轻学子的学科。

本文所要介绍和探讨的是最近10 年(1995-2005 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包括这一方兴未艾学科内部的各种流派、代表人物及其特点、承上启下的特征以及存在的缺失。它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况。

一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沿革

笔者在下文简要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阶段、当前阶段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长历程,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讨论,更谈不上成熟的阶段划分意见。以下5 个阶段划分仅仅代表笔者个人的看法: 

第一阶段(1949 年以前),零星探讨、缓慢萌芽的时期。根据石磊的看法,“建国以前,中国的仁人志士、爱国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列强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东方的侵略和中外关系领域,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资料汇编。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另外还有一些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如《国文周报》、《世界知识》等”。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向导》、《群众》、《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些党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国际问题社论、专论和文章。抗日战争时期还成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一批有关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丛书,国民党统治区对国际问题特别是对东方国际关系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2]李石生也指出,“解放前后上海《世界知识》社就有一些学者研究国际问题,如金仲华、钱俊瑞、冯宾符和刘思慕等。他们成立了国际关系学会,还出版了《战后国际新形势》、《论美苏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法》等论著”。[3]通过检索与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1949 年以前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它们中不乏国际政治教材、国际问题专著,亦有编译与翻译作品以及与外交部相关的各种资料、报告等,还有国际问题的论文集、关于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书籍以及年度形势分析系列。[4]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散乱、零星的状态:缺乏整合的机构,没有统一的规划,研究水平比较低下,教学工作和招收学生具有“零打碎敲”的特征,有关学科概念和方法论的探讨很少,基本谈不上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对话。不难理解,这种局面与那时中国国家整体的虚弱、分裂状态是相一致的,也与中国整个的新闻媒体、教育事业和研究事业的低发展相吻合。

第二阶段(1949-1963 年),学科建设的初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事业发展奠定了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中国的各项文教事业才真正起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及国际问题才开始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和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促使领导人创建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最典型的莫过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人民大学下属外交学系的组建和后来的扩展。到1955 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单独编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学院,主要培养外事人才并进行相关研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一块基石。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事业与那一时期中国外交及政治体制的“一边倒”政策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苏联模式成为中国的榜样,成为中国学科建设的教科书导向。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旨在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则“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联络工作”。[5]除了那些介绍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大量宣传性读物外,中国有关人员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是为中央决策和职能部门提供内部资料和调研报告,公开发表的论文很少,独立研究的著作是不被允许、也不可能出版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主要是对策研究,确切地讲是注释性、追踪性报告或建议。不论机构设置或研究主题乃至思维方式,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及教学都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

第三阶段(1963-1978 年),极“左”思潮主导的时期。这一阶段实际上是第二阶段的延续,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惟一大的不同是最高领导层对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的重视以及相应在制度建设及经费拨付方面的强化。显而易见,“苏联变质”、中苏分裂乃至对抗的格局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反修、防修”的急迫性和在世界范围重新谋划战略格局的必要性。因此,除一些重大政策性调整之外,年轻人的培养和相应的对策分析得到了更大的重视。1963年,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的、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6]出台。根据其精神,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并陆续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等。[7]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过程:一方面,这些院、系、研究所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均不同程度地朝专业化方向迈开了步伐,比如发展出若干研究方案及教科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培养了一大批在20 世纪80 年代前后支撑中国教育事业和研究工作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及教学加强了“革命的氛围”,同时大力批判“苏修美帝”,援助发展中世界,在国别研究与专题研究和教学中也增加了对世界经济发展史、第三世界问题、资本主义总危机等课题的探索,出了一大批成果。[8]该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的革命语言与反帝语言成为话语中的主基调。当时的热点议题反映了这一特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主要研究议题是“拉丁美洲土地改革与土地制度”,“各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9]可以说,虽然中苏在政治上分裂了,国家间关系处于紧张对峙状态,但在思想脉络上中国与苏联仍然处于“光谱”的同一端,教学、研究及思想方式如出一辙。总体上观察,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缓慢成长,但未脱离苏联的影子和路数。

第四阶段(1978 年-20 世纪90 年代初),大力借鉴欧美经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中国国际关系学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出现了1949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开放学习的过程,这也大大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的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各项事业的兴旺。首先,研究和教学力量不断壮大,超越了传统的重心(即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中心)。外交部系统、安全部系统、军队系统、高等院校系统、社科院系统以及新华社系统都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力量;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理论研究的“中心基地”外,东北、西北、华南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结合本区域的地理、需求和对外交往特点,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研究方向及特色。其次,从原先简单化的“政策注释”的局面,逐渐发展成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注并重的形势。在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努力了解、借鉴国外经验,开始赞扬性而非批判性地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同行的成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引进和学习浪潮”。最后,出现了一大批国际问题方面的专业刊物,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等等,为学者和教师提供了发表自己见解和展开批评的园地。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和新鲜感的时期,同样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放眼看世界、竭力向发达国家(主要是欧美)靠拢的阶段,它与毛泽东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完全不同的导向,“革命”、“造反”和“推翻旧秩序”的精神被“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号召所取代。直至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之前,[10]这一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充满了改良主义的浪漫色彩和对西方世界的简单模仿。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一时期尽管学习、借鉴的热情不断高涨,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沉下心来研讨外国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更多的是注意和讨论一些带有政治变革意涵的思潮和观念(如“新权威主义”、“政治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以及各种社会变迁学说),与此同时缺少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应当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政治体制和社会气氛方面的原因,也是学术界自身的各种不成熟冲动所致,它与“文化大革命”后年代的拨乱反正多少有些关系,体现出中国学术精神生活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的一种自我释放和矫枉过正。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有了大的进步和扩展,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般的新起点。

第五阶段(冷战结束至今),世纪转换、世代交接的时期。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10 余年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适应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终结之大背景的时期,是中国学者的批判意识和自主意识得到不断加强的时期,是知识更迭、新人辈出、学派流派涌现的时期,也是新矛盾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一个时期。苏联的解体和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包括前苏东地区转型过程的复杂艰难),两极格局的结束和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称霸,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和各种反全球化抗议的兴起以及生态危机的深化、能源争夺的加剧、地区冲突的不断、核扩散阴影的扩大、宗教及种族间隔阂的加深与恐怖主义的猖獗等问题的显现都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新的信息和警醒。中国学者和媒体在探讨多极化和美国称霸时代的特殊发展路径,同时也在反思20 世纪80 年代一度有过的简单化改革思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国人更多地走向世界,中国学术界自然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领域。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更大互动,相关学科建设兴盛,更多年轻人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增设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专业及课程乃至国际关系院系,越来越多的报刊和电视广播增设了国际问题专栏、频道和日常报道,外交、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越来越像是一门“显学”。在这一时期,引进外国同行作品的速度更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流行的很多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方面的著作很快有了中译本,如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大失败》和《大棋局》)以及基辛格的著作(《大外交》)等;中国学者自己创作的作品更是难以计数,也更容易出版发行,单从数量上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不仅一般综合性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或叫“国际关系”)的院系所,连一些传统的理工科院校也成立了国际关系方向的教学研究单位(如清华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的政治行政与国际关系学院),并且逐年增加这类招生的比例和数量;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那批学术领导人逐渐淡出、中生代带头人仍相当活跃的同时,一大批中青年骨干迅速崛起并占据了各个新兴分支领域和次一级学科的重要位置或拥有了日益上升的发言权。他们有幸处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特殊时期,均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主张把理论与中国现实做更紧密的结合,专业和外语水平都不错。虽然目前来说他们仍有一些弱点,包括横向纵向位置的变动和思想理论的不成熟特性,其未来也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但这批青年学者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这一领域的方兴未艾。

二 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质及其约束条件

从政治结构看,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惟一的执政党,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总体方向。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存在与发展的大环境。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从本质上不仅有别于欧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好比一个巨大的重力场,引导着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中国又不是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标签能够简单定义的:越南、朝鲜、古巴等国都不像中国那样规模巨大且动感十足。邓小平所倡导、所赋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构造乃至人文精神方面,都有独特的形式与内涵,都远非传统的“主义”标签所能涵盖。不过,这种特殊性也带来了一些矛盾与困惑。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它突出表现为大原则与具体言行之间经常发生矛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并未落实到对外政策层面;与欧、美、日的交往是对外交流的主渠道;年轻人出国深造留学的选择对象多半是西方发达国家,而非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世界;在外交和国际政治场合中更多采取的是合作、谅解与忍让的策略,而非斗争、革命或改造的办法。这些现象不仅带来公众和新闻媒体的困惑,自然也造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可避免的混乱认识。这可以说是中国现阶段的一大“特色”,一个很难厘定的有趣现象。

从学术梯队的知识结构分析,不难发现类似的复杂性:首先,目前阶段占据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重要位置的一批骨干,其最初的成长和受教育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这些人大多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中多数是在国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到美英等国完成了深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理论知识和方法论与欧美同行类似。这批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最大受惠者,是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和逐渐发挥学术影响的。根据调查,[11]这批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政治特有的话语系统非常熟悉也善于应对,在知识构造方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较多的掌握并发表了一批相关作品,在个人兴致方面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更加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思维方式,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中国中生代学者与父母一代相比文史知识底子相对薄弱,与西方同行相比数学和计量分析的能力又有所欠缺。就目前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流派分类而言,这批作为“一线主力”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除个别人把自己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外,多数更愿意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派、自由主义制度学派、全球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等“美国式”划分法界定自己的偏好;但从发表的作品和平时的演讲里观察,这批学者的学术思想有相当大的重合性、变动性和复杂性,不少人一方面融合了西方各种主流理论的要素来构造自己的著述,同时越来越多地对美国的霸道行径感到不满,对美国模式(包括政治模式、发展模式和理论思维)在中国的充分适用性提出质疑,因而开始鼓励更年轻一代的学生运用中国的思想并站在中国的视角观察和写作。严格意义上讲,目前起主导作用的这批中生代学者,作为过渡性和起桥梁作用的一代人,其思想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倾向,表现为多种历史经历和多元理论逻辑的混合体,具有相当的过渡性质和可变特征。

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则不谈,单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性质而论,后冷战时期最深刻的印记是深刻的认同危机及丰富多元的理论生长环境。与建国初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同,现在中国的多数研究人员和教师并没有深刻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信念;与20 世纪80 年代的激进改革思想家不同,今天的年轻学者又不那么“迷信”西方的学说,尤其是从美国模式那里表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和各种强权政治理论;自然,与中国老式的学问家不同,如今几乎没有人愿意钻故纸堆和“重振国学”,也极少见到应用传统儒家学说解释现实世界的成功事例。虽然上述3 种情形都能找到政治上的代言人,但保守而沉闷的说教与生动而实用的做法之间每每总是形成巨大的反差。“中”、“西”、“马”等重大思想观念和价值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光谱里各自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时却很难以一家之言来一统天下。其结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说、儒家思想宣扬的“和而不同”论以及新近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等,各家各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地盘内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赞同者和批评者。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国关学界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现在的学术气氛更加宽松,学术上的激烈争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再如,改革开放的现阶段,中国各个省区的自主性得到很大发展,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等事务的管理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资助本地教育和科研事业、推动对外学术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权利,这也使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大地方性得到扩展,类似“非中央外交”、“次区域对外战略”的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具有了更多不同的地方特色。以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为例,中国目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呈现3 个不同的次区域特点:西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挑战(所谓“三股恶势力”),东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核扩散与生态危机、经济停滞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西南区域面临的主要是毒品走私、油轮泄漏、艾滋病、海盗猖獗和其他海上犯罪等跨国性问题,它们各自所在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理所当然地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探讨对象。[12]与极“左”年代不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生动多样的景象,进入了真正多元而混沌的状态。

上面的讨论已经多少提示了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缺失。如果不是与落后的时代对比,而是采用较高的尺度衡量,人们可以发现:首先,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乏主体意识。中国价值、思想和学问的根基何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人作为占有全球1/5 人口的人类部分,究竟应当怎样在国际舞台立足和发挥作用?“我们是谁?”亨廷顿的提问也不妨拿来用一下,好好反思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本体存在。在笔者看来,事实上这些问题是缺少深思熟虑的答案的,甚至很少有人追问它们。其次,中国国际关系学比较缺乏哲学支持。现阶段的问题是,政治化、市场化的课题和任务太多,充满匠气和功利色彩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可能严肃地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批判与反问,没有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所激发、所启迪的创造性思想环境和语言环境。最后,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规范程度、逻辑严谨程度和学问人的自尊精神相对较弱。这不只是抨击行政上的不当干涉和市场逐利的贪婪勾引,同样是反省中国学人由于长期受抑制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不饱满、不振奋。自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身缺少科学理性探讨的传统,缺少量化分析和方法论研究的气氛,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科自身的退出机制,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回顾与反思等方面的原因。

三 结束语

像笔者以前批评过的那样: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分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包括方法论),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纳塞尔、甘地、尼赫鲁直至当代的阿明、卡多佐、桑多斯,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内容。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但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面,特别是对于国外近些年来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国内学术界注意得很不够。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10 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一种“智慧”之学的哲学的影响力。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他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他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13]

笔者要特别指出,从各种因素综合评估,中国国际关系学走出目前的阶段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克服上面提到的各种问题和缺点绝非易事,中国学问的主体性和在世界的影响力不会一下达到较高的水平,对此要有清醒、足够的认识。

注释:

[1]此文是作者为《中国国际关系学:1995~2005》一书撰写的绪论。此书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近期出版。

[2] 石磊:《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概述》,载《外交学院学报》,1988 年第4 期,第9-18 页。

[3] 李石生:《深入钻研邓小平理论,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与建设》,载鲁毅等主编:《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6-27 页。

[4] 比如,仅就1949 年以前而言,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及其相关人员编辑的资料和已撰写的作品(包括外交年鉴、外交礼仪、法令、研究报告、条约、意见书等)就有10 余种,翻译过来的著作有50 多部,而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编辑的各种书籍读物(其中不乏题为《国际政治基础知识》、《外交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舆图》的作品)中有代表性的高达140 多本。

[5] 李琮、刘国平、谭秀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 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12 期,第6 页。

[6] 该报告在国际问题研究的经费、图书资料建设、研究机构和组织领导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措施。

[7]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一段时间(1967-1969 年)大部分研究机构与教学机构都被迫解散或者停止其教学与日常工作,部分资料散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遭受重大打击。

[8] 比如有:(1)翻译作品,包括国外国际问题专著、国际问题论文。这是当时最主要的成果。其中丛书类作品以《国际问题译丛》、《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世界史资料丛刊》为代表。商务印书馆、三联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或公开发行的翻译作品。之所以不少翻译书籍均系内部发行,是因为国内将这些资料视为“敏感”资料,只适宜于供研究机构和一定层次的官员阅读。(2)编写各类书籍。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世界知识丛书》系列、列国志等。(3)研究报告。由于许多研究报告并未公开发表,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难以查找这些资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撰写的“所史”来看,各研究机构撰写了不少研究报告。然而,由于资料难找,我们仍然难以确认学界究竟撰写了哪些对国家决策起重大作用的研究报告。(4)论文类。这一时期,国内国际问题论文甚为稀缺,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学术刊物特别是公开发行的期刊很少,国际问题期刊就更少了。《国际问题研究》是1949 年后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国际问题研究类学术期刊。该刊于1959 年1 月出版第1 期(月刊),3 期过后便进行调整。1959 年5 月重新出版,并致发刊词(作为第1 期)。不久,“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该刊于1967-1980 年停刊。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公开期刊极少。同时,由于培养国际问题人才机构缺乏,“科班出身”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亦相当匮乏,多数研究人员是从其他专业中转过来的。至于专著或论文集则更是罕见(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开始好转)。从数量上看,专著类作品远远不及建国前的国际问题研究作品。参见王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期与最新发展趋势》,载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四十年》(待出版)。

[9] 参见王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期与最新发展趋势》。

[10]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于1989~1992 年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界探讨得很少。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相对沉闷,成果不多,也许仅有的亮点和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周纪荣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的出版。这套译丛收入了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伯顿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等当代西方名家的名著,出版发行后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11]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从2005 年第6 期起刊登特约记者陆昕所做的一组系列访谈,以对话的方式与王缉思、秦亚青、阎学通、时殷弘、金灿荣、楚树龙、王正毅、叶自成、张文木和王逸舟等10 人分别探讨了各自受教育、做学问的心路历程。这批目前活跃在北京乃至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12] 这种研究特色实际上一直存在,只是近些年得到更大的鼓励和发展。例如,西北地区的各个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和中亚动态;东北地区的高校及研究单位通晓俄文和日文的人员比较多,研究对象涉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及日本问题;而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一些重点高校(如云南大学),在设计“开辟西南大通道”(与泰国、缅甸等国合作)或加强与东盟的次区域合作等课题上领先。

[13] 王逸舟:《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回顾与前瞻》,载《改革》,1999 年第1 期,第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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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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