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美: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与左拉自然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15-12-06 2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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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美  

   左拉自然主义,在我国“五四”时期曾和欧洲现实主义理论一道被广泛介绍。当时人们以为自然主义即现实主义,所以在提倡现实主义时也让自然主义搭车同行。

   正如茅盾晚年在一封信中所说:“在写《子夜》之前的十年,我曾阅读左拉之作品及其文学理论,并赞同其自然主义之主张,但彼时中国文坛实未尝有人能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之界限划分清楚。”①他自己在“五四”时期就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当作一个理论的两种说法,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②因此他在提倡写实主义时,也常用自然主义替代。谢六逸在《西洋小说发达史》③中也说:“其实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愈之则把左拉视为“写实主义的巨魁。”④无需多举,那时新文学界实无人能分清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自然主义正是借助现实主义之力,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建设和新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不管现在人们怎么看待现实主义,但在当时却被大多数新文学家视为经典,努力在理论和创作上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即形成了巨大的潮流。

   茅盾作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位开拓者,对左拉自然主义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他写了大量文章予以介绍、提倡。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通信:雁冰复赞襄》、《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主义……》、《“曹拉主义”的危险性》等文章中,他论述了自然主义的特点及在中国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的必要性。茅盾在1934年《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过:“我自己在那时候是一个‘自然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倾向者”。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书中也说,“五四”时期,他“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那么,茅盾在新文学初期为什么要提倡自然主义?这与他的现实主义理论有何关系?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与左拉自然主义区别何在?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及茅盾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点,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外国文学艺术,发展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亦大有启迪。

     一

   茅盾在新文学初期提倡自然主义,不是要把自然主义完整地搬到中国来。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他,从自然派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所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的长处。”⑤在稍后发表的《“曹拉主义”的危险性》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若说自然主义有注意的价值,当然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的描写方法一点有注意的价值。至于曹拉的偏见是什么,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要大加赞扬曹拉的人生观,大吹大擂介绍他的小说,那自然又当别论)”。⑥很显然,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理论十分了解,是有选择的借鉴和吸收。这就为我们的比较规定了前提条件。

   既然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有所批判,为什么又要提倡自然主义文学?他的目的有三:

   一是为使中国文学赶上世界文学发展的步伐。他认为世界文学“进化的大路线”,象西洋文学那样,要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发展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⑦大大落后于西洋文学。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文学,在现时代必须提倡自然主义文学。他说:“照一般情形看来,中国现在还须得经过小小的浪漫主义的浪头,方配提倡自然主义,因为一大半的人还是甘受传统思想古典主义束缚呢,但是可惜时代太晚了些,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⑧显然,茅盾提倡自然主义是希望中国文学能跟随时代前进,赶上世界文学发展步伐。虽然茅盾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其思想是积极的。

   目的之二,是为纠正中国文学的弊端而提倡自然主义。茅盾指出:“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⑨

   茅盾之所以要把自然主义文学说成“对症药”,是因为:第一,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最大好处是真实与细致”,“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惟有用这种严格的客观描写方法方能慢慢校正当时中国小说不合情理的“记账式的叙述法”;第二,自然主义强调作者“事事必先实地观察”,“描写的社会至少亲身经历过的,描写的人物一定是实有其人”,惟其如此,才可以校正旧派作家“不知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的毛病;第三,自然主义要求“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的头脑去看,丝毫不搀入主观的心理”,认真严肃地写出人生的悲哀,揭出社会的罪恶,这“对于专以小说为‘发牢骚’,‘自解嘲’,‘风流自赏’的中国小说家,真是清毒的药”。⑩第四,自然主义还可以克服新文学创作雷同化的毛病。茅盾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将当时新文学中大量的恋爱小说概括为两种格式,指出:“如果仅仅是这格式的类似,倒还罢了。不幸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又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个样的,举动是一个样的,到何种地步说何等话,也是一个样的。不但书中人物不能一个有一个的个性,竟弄成所有一切人物都只有一个个性”。(11)为什么新小说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雷同化毛病?茅盾认为,主要是作者缺乏实地观察,单靠“一时的灵感”,闭门虚构造成的。纠正这种弊病,只有按照自然主义方法,“先做过绵密的观察而后写出来的,方才同做一题而内容不雷同”。(12)虽然茅盾对自然主义的认识不无偏颇,为医治中国文学毛病所开的“药方”也未必正确,但他提倡自然主义是从中国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动机是积极明确的,用心良苦。

   目的之三,是为创造中国“自有的新文学”,需要探求并吸收自然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质”。茅盾认为,“欲创造新文学,思想固然要紧,艺术更不容忽视”;然而新艺术不是凭空可以创造的,必须对中外文学艺术“探本穷源”,从中国传统文学里“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相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而西洋文学“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研究起,只有掌握了它的“客观艺术手段,然后做问题文学做得好,能动人”。(13)

   由此可见,放眼世界文学发展总趋势,面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立足创建中国“自有的新文学”,这便是茅盾介绍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提倡自然主义的同时,又反对“冒冒失失,‘唯新是摹’”,(14)不赞成全盘照搬,主张根据建设中国新文学的需要,加以择取。

     二

   左拉的“实验小说”原理,是其自然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要求作家“从我们牢不可破的基点,即真实的事实出发”,(15)用自己的眼睛和科学家的方法观察人,用实验室的试验来研究小说里的人物。他认为小说家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自然中取得事实,然后研究这些事实的机理,以环境与场合的变化来影响事实,永不脱离自然的法则。”(16)左拉从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理论中提取的“实验小说”原理,一方面试图以科学实验方法达到自然主义的最高美学追求——“真”;另一方面也企图以科学实验方法使文学上的自然主义成为科学的东西——科学时代的产物。

   然而左拉过分夸大了科学实验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事实上,小说创作和实验室里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左拉主观地将艺术创造和科学实验等同起来,他忘记了作家的“实验”并不必定完全服从于严格的必然性和科学规律。作家是以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主观愿望、美学理想进行创作的。完全可以进行想象、夸张、虚构,甚至变形,来反映现实生活。这是无法与生理学家的科学实验相比较的。茅盾清醒地看到“室验小说”原理的谬误,指出人生是不能放进试管里实验的;他强调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以及作家反映现实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从客观方面说,天下本无绝对相同的两件事,从主观方面说,天下亦决无两人观察一件事而所见完全相同的。”(17)实验小说原理恰恰排斥了现实生活丰富性和千差万别的复杂性,也忽视了作家的主观差异性,所以实验小说是行不通的。但是茅盾并不因此否定自然主义者的美学追求。他说:“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的就不会美,不算善。”(18)他肯定左拉主张“把所观察的照实写出来”,最大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一个场面,照实描写出来,“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19)。茅盾汲取了自然主义强调文学应从生活实际出发,并认真体察生活,真实描写的合理内核,融入他早期以真实性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理论中。

   然而茅盾除了和左拉都要求文学作品“真”以外,他们对“真”的内涵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茅盾所说的“真”,首先是指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人生的真实反映,即“实在人生的写真”。(20)而左拉所说的“真”,则是指从生物学的人的尸体中把一切丑恶解剖出来,从人的躯壳中发掘“兽性”。左拉认为“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人的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都有疾病的根子一样”。(21)茅盾要求文学反映的人生,“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22)左拉则批评巴尔扎克小说对整个社会的反映,强调自然主义只《从生理学家的手中,取出孤立的个人来”研究。他认为自然主义作家的任务在于:“掌握人的现象的机理,指出生理学家将给我们解释在遗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的智慧与情欲表现的部件,然后指出生活在他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怎样每天改变着社会环境,又怎样自己反过来在环境中经受着不断的改变。”(23)很明显,左拉将人变成了生理学笼子里的动物。

   其次,茅盾所说的“真”,还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主观感情要真实。这种感情不仅要“真挚”,而且它“一定是属于民众,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茅盾强调作家要表达民众感情,反映民众愿望,作民众的代言人,作家在作品中所表露的感情,应能引起社会广泛共鸣。所以他要求作家“表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25)对民众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

   左拉的自然主义则完全相反。左拉认为小说家“是人类及其情感的预审法官”,要“冷酷无情”。(26)“小说家只是一名记录员,他不准自己作评判、下结论。”(27)因此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掺入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因如此,所以左拉在《卢贡家族的家运》中赞扬巴尔扎克描写社会生活的真实,却反对巴尔扎克喜欢“在人类事务上下断语”。左拉认为小说家不要做政治家、哲学家、道德家,只要做科学家就行了。

   不难发现,茅盾对现实主义文学“真”的理解,与左拉自然主义存在着质的差异性。虽然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把“真”当作自己的美学原则,但是由于内涵不同,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

     三

   对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等关系的认识,茅盾曾受到左拉自然主义某些影响,但却作出与左拉完全不同的结论。茅盾和左拉都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然而“现实”指什么?两人的回答截然不同。

左拉所要反映的现实,“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写。”(28)他所谓的“人”,不是体现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的人,“他是能思想的动物,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29)所以左拉强调“必须先从人的存在的本源去认识人”。(30)自然主义文学是要描写“本源”的人,描写自然人原始的属性。实际上左拉排除了“社会的人”,根本取消了人的社会属性。他不理解:“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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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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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芜湖)199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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