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耀东: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15-11-19 2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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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东  

   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迄今已70多年。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对闻先生的新诗有着深切的感悟并作了认真的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此前饶孟侃先生、朱湘先生等也发表过文章,但似尚未把握其精髓。沈从文先生在1930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3卷2 期上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标志着对闻一多新诗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 出现了一个纪念和研究闻一多的高潮,大批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和对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研究文章发表。此后,除“文革”外,闻一多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在新时期,闻一多研究出现了第二个丰收期。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既不能搞人海战术,也不能长期保持高温,往往是在冷静的表面下酝酿着新的突破。从1994年12月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闻一多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最突出的是四个方面。一是《闻一多全集》集外佚文佚诗的搜集整理。《古瓦集》的出版,是宝贵的收获;其它集外文字的整理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二是新的研究论著的发表。此中格外令人欣喜的是中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北京和武汉两地表现突出。第三,闻一多研究活动经常化。闻一多基金会在经费日趋紧缩和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先后为1994年和1999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供了数量颇大的经费;向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专业委员会提供了一些学术活动经费;为《闻一多研究丛刊》第二集和计划明年付印的《闻一多研究丛刊》第三集提供资助;1994年,进行了首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和颁奖,今后还拟在适当时间进行第二次评奖;基金会在全国14所大学为开设“闻一多研究”专题课和这些学校闻一多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提供资助;为全国22所有文学博士点的闻一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提供资助。基金会不仅在经费上为闻一多研究提供一定条件,而且它本身也投入了闻一多研究工作,如最近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纪念闻一多》、《闻一多研究报刊文章索引》这两本书,就是闻一多基金会的赵慧同志等编的。他们还组织人力,创造条件,有计划地采访健在的闻先生的亲友弟子。可以说,闻一多基金会为闻一多研究的经常化和进展提供了助力。在研究会开展学术方面,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基金会以及武汉大学等单位一起主办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编选、出版了两集《闻一多研究丛刊》,参加了基金会有关闻一多研究方面的活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专业委员会近几年多次举行闻一多学术讨论会,出版了20多期《闻一多研究动态》(内刊),他们老中青学者紧密团结,逐渐形成了一个闻一多研究群体。第四,利用现代化传媒,编、拍关于闻一多先生的影片,如《最后一次讲演》和即将播放的6 集电视连续剧《闻一多》,在向群众宣传闻先生方面起了较大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的学者认为,30年的文学,研究者集中了约2000人,其中教授和博士达数百人,人满为患,活动空间太窄,可供研究而又未耕耘过的土地难觅。仿佛研究已靠近尽头。我的看法有些不同。即以闻一多研究为例,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供学者们驰骋。

   一、生平、思想的研究。史料尚有待进一步搜集,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闻先生与新月派的关系,他离开武汉大学的原因,促使其思想转变的诸多因素,前后期思想的联系与变异,他的人格精神等等,我们都研究得不够。他的人格精神有丰富的内涵,仅就其中的一点——贯穿其一生的执着精神,就值得我们重视。闻一多先生20年代创作新诗时,把诗视同宗教,视同上帝。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全身心沉入古籍中,足不出户,友人称之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晚年投身民主斗争,不计个人安危,无私无畏,都达到了忘我境界。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具有这种精神。《山海经》记载的神话传说: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可看作是中华民族执着精神的最早表现。屈原在《离骚》中所抒发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品格,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唯一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清末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被捕前一日,日本友人劝他去东瀛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就义前赋诗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闻一多先生在国民党军队赶走龙云之后,也预计反动派会下毒手,特别是李公朴先生被害,昆明已被白色恐怖笼罩,有的知情朋友告诉闻先生,他已被反动当局列上了黑名单。这时,闻先生大义凛然,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我们不管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国人有了这种执着精神,那么,一切人间可能出现的奇迹都可以变为现实。

   谈到闻一多的精神,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他的爱国精神。他的爱国精神一方面与传统的爱国精神有承继关系,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朱自清先生曾说,闻先生“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是极有见地的。闻先生的《七子之歌》,以当时“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祖国母亲的七子,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期待“中华‘七子’之归来”。今天,可以告慰闻先生的是:威海卫、广州湾、旅顺大连早已收回,香港、九龙已在前年回归,澳门今年即将回归。至今澳门同胞犹不忘70多年前闻先生的《七子之歌》,我们的作曲家以《七子之歌》中的“澳门”这一节诗作为歌词,谱成歌曲,现在是12亿人同唱:“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台湾也终究会回到祖国的怀抱。由此我们可以说闻一多的思想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闻一多学术成果的再研究。学术研究是一代又一代学人持续进行的。我们要准确认识闻先生学术上的成就,至少必须了解这一课题在他之前达到了什么水平。例如闻先生的著作《〈唐诗大系〉稿所录诗人小传》和《全唐诗人小传》,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在学术界对其中许多具体判断存在不同看法。但如果对照此前郑振铎先生在1924年5月、 6月、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中国文学者生卒年考(附传略)》,进行比较研究,即可发现,闻先生的研究,确实前进了一步。例如关于王绩,郑著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隐士传,说“其生年未详,卒于644年”。闻著的根据除《旧唐书》、《新唐书》外, 还参考了杜淹《文中子世家》、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东皋子后序》、陈叔达《答王绩书》和《全唐诗•小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王度《古镜记》、鲁迅《唐宋传奇集》(附稗边小缀)、杜之松《答王绩书》、文中子《中说》、杨炯《王勃集序》、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还有《困学纪闻》、《密斋笔记》、《北梦琐言》、《清一统志》、《升庵诗话》、《酒谱》、《郡斋读书志》、刘禹锡《赠左散骑常侍王公(质)神道碑》等20多种史料,断定王绩生于585年, 卒于644年,并撰就王绩大事记及主要著作系年。又如关于上官仪, 郑振铎先生据《新唐书》卷一百零五本传,认为:“传言大业末,仪父弘被杀,仪时幼,则其生当在公元六百十六七年以前,(即隋炀帝大业十二三年左右)得年约五十余。”结论是:生于616年前,卒于664年。这判断应该说是很谨慎地作出的,但对生年的确定似过于空泛。闻先生除查阅《新唐书》本传、艺文志外,又参考了《旧唐书》卷八十本传和《隋唐嘉话》、《唐会要》、《书断》、《元和姓纂》、杨师道《中书寓直咏两间褚起居、上官学士》、李x 《故西台侍郎上官公挽歌》等多种著作,而拟定其生年大约是608年,卒年为664年。与郑先生的研究比,闻氏确有进展。又如关于张九龄,郑先生据《旧唐书》、《新唐书》断定其生年为673年,卒于740年,得年68岁。在说明中介绍了《疑年录》中的记载:“修(吴修)按,徐浩撰碑云:‘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薨于曲江之私第,年六十三。’若据碑,则生仪凤三年戊寅(即公元六百七十八年)。”郑氏未采碑说。闻一多先生除据《旧唐书》、《新唐书》外,还查阅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指出,唐朝有两个张九龄,另一张九龄是唐高宗显庆四年,“惟郭待对、张九龄五人居上第”的张氏。又参考了裴耀卿、宋鼎、崔颂、孙翃、孟浩然、王昌龄、钱起、王维的赠张九龄诗17首,《桂故》、《感定录》、《清异录》、《广州人物志》、《开元天宝遗事》、《唐语林》、《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朝野佥载》、《诗薮》、《艺概》、《大唐新语》、《常侍言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史会要》、《郡斋读书志》、《曲江集》等30多种著作,断定他生于678年, 卒于740年,享年63岁这三位作家的生卒年,闻先生考定的, 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后来《辞海》亦采用。

   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照,才能对闻先生的学术研究作出公正的评价。当然,他的研究的某些方面已为后来者超越,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闻先生真正全力投入古代文学研究,时间只有18年;第二,在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即使在昆明时,资料也不多,更不用说颠沛流离中了,这不能不影响闻先生研究的效率。

   闻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古籍和古典文学研究上,对神话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的研究,都有独到的建树;对古代语言文学、文学史和中国诗学,都有精深的见解。除在许多领域、一系列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外,还表现在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也是值得称道的。他较早地将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神话批评、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综合运用于文学研究,虽然他并非是第一人,但也是前行者之一(清末民初王国维等已作了最早尝试),其功绩和积极影响不可低估。这一方面的再研究,也是今后学人的一个活动空间。比如文化人类学,究竟是谁最早将它运用到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什么成果?起了什么影响?闻先生在这方面有何独特贡献?要回答这些问题,须通古今,精通外语,具有较高的学养,还需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这一方面,需要历史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古代文学史家的参与,没有他们的参与,很难将闻一多研究推向前进。

   闻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诗学理论上的建树,特别是对新格律诗理论的构建,功绩尤大。我认为:闻一多新诗理论与中国古代诗学、闻一多新诗理论与外国诗学、闻一多新诗理论与中国新诗等,这些都可写成专著。

   三、闻一多新诗研究。近20年来这一课题是闻一多研究中学者云集、成果最多的,特别是对闻诗的综合研究和具体问题、某些诗篇的细部研究上,进展明显。但似也有较为薄弱的地方,如外国诗与闻诗(影响)比较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与闻诗(影响)比较研究,闻一多与同时代成就突出诗人比较研究等,我认为都有文章可作。

   闻一多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易陷入孤立地专门研究闻先生。我们的视野必须扩大,将闻先生置于世界20世纪前半期来研究,至少应将他置于当时的中国来研究。在某些单个作家研究会中,曾出现过“为贤者讳”或无根据地贬损研究对象的现象,这不利于研究事业的发展。所幸闻一多研究尚未出现类似问题。作为学者,我们当将科学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的见解开始往往是不很周密的,因此应该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提倡百家争鸣。让我们共同推进闻一多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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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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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武汉)199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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