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3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2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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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进入专栏)  

   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在清末戊戌前后也曾有过白话运动,但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我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这样说过: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

   “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光绪辛丑出板》之一,序文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馀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邓恭三纪录)

   话虽如此,那时对于言文问题也有很高明的意见的,如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云: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见孽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今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就是《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在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戊戌七月)中也有这样的话: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闇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志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且夫文字至无奇也,苍颉沮诵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今夫一大之为天也,山水土之为地也,亦后之人踵事增华从而粉饰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无精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强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今好古者不闻其尊绳也,而独尊文字,吾乌知其果何说。或曰,会意谐声非文字精义耶?曰,会意谐声,便记认而已,何精义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

   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活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又有云:“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黄氏云:

   “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传授,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二者意思相似,都说得很通达,“手口异国”一语更很得要领,这种态度颇有点近于一元化的了,但是这总是极少数,在那时办白话报等的人大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实,而且无论理论如何写出来的白话文还不能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十二年后即宣统庚戌(一九一0)在东京的旧《民报》社员编刊一种《教育今语杂志》,于“共和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一月创刊,共出了六册,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不叫作“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语杂志》中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和纪年说》,主张用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今抄录一节,可以见当时的文体与论调:还有那外国人打进来,灭了我国,自称皇帝,像那元朝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倘然还有一口气没有绝,总不应该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隶牛马,自称大元国的百姓。他的国号纪年不但和我们不相干,并且是我们所绝不应该承认他的。但是从宋帝赵昺赴海以后,天完帝徐寿辉起义以前,这七十一年中间中国竟没有皇帝,到这种时候用皇帝来纪年的竟没有法子想了,就是真讲爱国保种的也止好老老面皮用元朝来纪年了。你们想,中国史上用外国人纪年,道理上怎么讲得过去,况且中国没有皇帝可纪元的时候还不止宋和天完间的七十一年么?

   那时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因为目的还是教育以及政治的,其用白话乃是一种手段,引渡读者由浅入深以进于古学之堂奥者也。

   民国六年以至八年文学革命的风潮勃兴,渐以奠定新文学的基础,白话被认为国语了,文学是应当“国语的”了,评论小说诗戏曲都发达起来了,这是很热闹的一个时代,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

   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曰《祖先崇拜》,其首两节云: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种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边的这两节写得好,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馀情,这与浑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民国十五年五月我写了一篇五百字的小文,投寄《晨报》,那时还没有副刊,便登在“第七版”上,题曰《美文》: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垂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浪漫谈》里较好的一篇我记得是讲北京街道的,作者是罗志希,此外的却都记不得了。《晨报》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写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来了。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十一年三月胡适之给《申报》做《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中讲到白话文学的成绩,曾这样说;

   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新文学中白话散文的成功比较容易,却也比较迟,原来都是事实。十九年九月我给《近代散文抄》做序,有一部分是讲小品文的起源变迁的:

   “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文艺发生次序大概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做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

   “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星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地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陶瓷等,却都保留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他的传统,又不能建立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瓷器之制作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瞭,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旧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直到现今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

“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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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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