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焕亭:《背影》:朱自清内心矛盾和焦虑的审美置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1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1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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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焕亭  

       一、重复叙述的意蕴

   修辞论美学(注:修辞论美学又称文化修辞论,是中国学者王一川教授提出的一种美学理论。王一川教授较早在《语言的胜景》、《语言乌托邦》等书里提出这一理论构想;此后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一书中对中国20世纪小说中的“卡里斯马典型”(Charismatic Figure)做了修辞论阐释, 从实践上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初步验证;继而,又在《修辞论美学》一书中进一步构建了较为严整的理论框架,并对当代电影、审美文化进行了修辞论阐释,从理论到实践使修辞论美学更加成熟。修辞论美学主要关注文本与文化语境的“修辞”关系。这里的“修辞”是广义上的修辞,主要指“文化修辞”。这里的“修”不仅仅指话语的外在润饰,而且还指以实际效果为目的的对话语的组织和调整;“辞”,不仅仅指话语,也指人的生存方式。这种美学理论主要强调艺术文本是对人生、对生活的审美置换,艺术以其特有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转换了实际生活中难以解决种种矛盾混乱或危机,从而间接地影响这些实际生活问题的解决。)认为,重复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人们常常可以通过分析这种语言手段去认识文本的意义。重复,一般说来,是指文本中某些东西不止一次地反复呈现,这每一次呈现之间约略相似但又有变化。重复的类型很多,有语词重复、事件重复、结构重复等。无论基本类型如何,但重复某种东西,都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使被重复的东西显得格外突出或具有特别意义。朱自清的著名散文《背影》对“我”心理活动的描述有四次重复:

   第一次,当父亲已托茶房送行但又不放心,踌躇再三,决定还是自己送行时,作者写道:“其实我那时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这说明“我”自己已感到完全有能力独立行事,父亲实在没必要送行。

   第二次,当父亲跟脚夫讲价钱时,文中写道:“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这说明“我”坚信自己会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第三次,当父亲又嘱托茶房照应儿子时,文中写道:“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这说明“我”对世态炎凉已有深刻认识,并且有强烈的自信心。

   第四次,当看到父亲很艰难地攀爬月台而感动得流泪时,文中写道:“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怕父亲看见,是怕父亲伤心,说明“我”压抑自己而体谅父亲:怕别人看见,说明“我”强烈的自尊,告诉自己不应像小孩子一样脆弱。

   文章不厌其烦地写“我”的心理活动,表面上是衬托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事实上,这种重复在客观上已造成了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是作者写文章时所未意识到的。从《背影》中“我”的心理活动的重复描写中,不难看出,“我”张扬个性的冲动及自尊、自信;同时,我们又看到这种自尊和自信常常受到来自父亲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父亲对“我”的束缚和制约上。而这种束缚和制约也可以通过对文本重复现象的分析,让它自动显露出来。文中对父亲行为及语言的描写构成了三次重复:

   第一次,“我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儿子被取消了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一切由父亲包办。

   第二次,父亲去买橘子之前嘱咐道:“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仿佛在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下命令,儿子不可违抗。

   第三次,儿子争着要去买橘子时,父亲不肯。“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儿子没有一点主动权,永远处在被支配的地位。

   由这三次重复,可以见出父亲支配地位的绝对性。当然,从字面理解,上述重复行为都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但是文本无意识中也流露出了“我”的无奈和被动。

   通过对上述两组重复叙述的分析,我们不难看见,儿子面临顺从父亲和张扬个性的选择冲突。儿子的努力处处显得无济于事,根本抵不过父亲权威的力量,父亲永远处在支配地位。尽管如此,儿子要求独立自主的火花又时时从夹缝中迸溅出来。这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向传统的挑战。父亲代表着传统,儿子代表着反传统。表面看来,父亲的言行是对儿子的关心;深层探微,这些言行一再重复,有力地证明了父亲自认为对儿子的是理所应当的支配。而儿子心理活动描写的四次重复,表面看来是衬托父亲的慈爱;实质上是曲折委婉地传达出了儿子寻求独立的呼声,这呼声来自人的本性,来自意识深层。

   《背影》所隐含的这种父子冲突的意义,构成了对文本基本效果的暗中颠覆,从而让我们读出了《背影》的另一种苦涩。这苦涩不是父亲生计艰难的苦涩,而是儿子要求独立却又无法不屈从于父亲的苦涩。这正是那个时代已经觉醒但又受禁锢的一代青年的苦涩,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传统与反传统的痛苦。觉醒的自我不可能再像蒙昧时期那样安于命运的摆布,但现实使他仍然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焦虑和苦闷就成了他挣不脱的心灵牢狱。因此,这里的“儿子”已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种铁屋子中被惊醒的人,这种人有了自觉意识,正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

   《背影》中的儿子想独立行事却又屈从于父亲的安排,他遵从父命,却又时时嫌父亲不合时宜。他是如此的尴尬和矛盾,处处显示出选择的冲突和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选择冲突和内心焦虑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走出《背影》,考虑作者情形和《背影》产生年代的文化状况,即要重建理解《背影》的文化语境。

       二、《背影》的文化语境

   笔者将从朱自清父子的现实矛盾、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这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考察《背影》的文化语境。

     (一)现实生活中,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长时间的

   关于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朱自清本人在《笑的历史》[1] 中通过一个少妇的口吻,有所透露:“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70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他们恨不得你将这70块钱全给家里!”此外,关于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的记述更为具体,并有史料依据:

   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摩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2](P165—166)

   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表面看,父子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本质上看,是自由和专制的矛盾斗争造成的。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维护对儿子的支配权;一个要向传统文化挑战,追求自由独立。因此,父亲的封建家长制垄断与儿子张扬个性的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且不说后来父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的冷酷,只就他通过与校长的私交而支取儿子全部薪金这一做法本身来说,就是对儿子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呢?

     (二)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巨大影响

   朱自清于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北大是以新伦理革命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精神与北大的文化场塑造着朱自清,他的思想接受着时代大潮的洗礼。

   1916年底,《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往北京。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由上海移往北京。陈独秀曾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发刊词大力宣传人权、自由,号召青年勇敢奋斗,挣脱封建专制和陈腐伦理的束缚,争取人格独立的新生活。

   在这种以人的解放为核心、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的感召下,朱自清于1920年加入了北大部分学生组织的“新潮社”。“新潮社”的月刊《新潮》坚持与《新青年》一致的立场,高举“伦理革命”的旗帜,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朱自清曾在《新潮》上发表《怅惘》、《小草》等新诗。当时朱自清与傅斯年、叶圣陶、杨振声、康白情、周作人、孙伏园等社员一起讨论稿件或学术问题。亲身参加《新潮》创办的朱自清,无疑受着新思想的熏染,他对传统陈腐的家庭伦理道德有着激愤之情,他不满于父亲的专横,努力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朱自清追求自由的愿望具有时代特征,而这种追求又是那么艰难曲折,阻力重重。“被推着,被挽着,长只在俯俯仰仰间,你曾做得一分半分儿主?”[3](P79) 这是向以父亲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发出的诘问和责难!朱自清大半辈子都没有摆脱父亲对他的束缚。他直到逝世前,才替父亲还清高利贷。他对父亲的反抗不仅仅是经济上要求自主,更主要的是他对旧家庭的不满,他厌恶姨娘的挑唆,他憎恨旧的婚姻制度,他曾告诫弟弟不要纳妾。从这一层来看,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是时代语境造成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斗争,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要透彻理解这一点,还得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说起。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

   “原忧”指原本性的焦虑,它产生于一对互相冲突的力量:“原债感”和“原任感”。原债感认为个体的一切来自父母或君王所赐,生的使命就是偿还宿债。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原任感认为个体的一切由“天”所赐,生的根本是要承担天命、伸张正气、舒展个性、追求自由。原债感表现为孝敬父母或忠于君王,原任感表现为替天行道或张扬个性。实现“原任”往往与偿还“原债”发生直接冲突,从而使个体处于两难选择。这就是焦虑产生的深层文化原因,我们称之为“原忧”。这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常常面临的问题。

   “现代原忧”是指在现代新的文化语境中对“原忧”的新解。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溃散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切入而产生了选择困窘。这种选择困窘表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原债感”产生了两种彼此对立的新含义:一是接受西方文化中的革命价值观,如弑父、决裂等,这构成反传统的“原任感”;一是出于固有“原债感”而保卫传统,这构成卫传统的“原任感”。表面看来,“反传统”和“卫传统”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上,二者有相通之处,反传统意识中的革命行动总是遭受无意识层面的保守态度的强烈抵触,而卫传统意识中的保守行动又总是受到无意识的革命要求的抵消。这就是“原忧”在现代中西文化冲突语境中显现出来的新内涵,谓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4](P122—126)

   这就是说,无论是反传统者还是卫传统者都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充满了内心焦虑的矛盾体。事实正是这样:

五四时期,反传统的代表人物鲁迅认为必须变革几千年来的祖宗法规,然而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在祖母“大殓”仪式上悉听遵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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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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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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