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佳宁:作为《子夜》“左翼”创作视野的黄色工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15-11-10 15: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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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佳宁  

   《子夜》自诞生以来,就被认为是左翼文学的代表成就,甚至被鲁迅与瞿秋白评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①。可1949年以后茅盾却反复评价这部备受肯定的代表作是“半肢瘫痪”的:“这样的题材来源,就使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差得多了。”②一方面《子夜》被认为成功地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不仅不可能得到发展,并且要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和控制”③。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罢工运动就真写得“差”吗?茅盾如此否定这部分内容的成就,是否仅仅出于写作水平层面的评价,而无其他层面原因?这“差得多了”的罢工运动,又是在怎样的“左翼”视角下完成的?

   无论是作者后来的自我表白与辩解,还是研究者的考察探究,都曾指出“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其中“托派”认为国民革命后“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④,《子夜》被认为“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⑤。然而,包括这一视野在内,既往研究已经关注到的各种“传统”左翼视野,恐怕仍不足以对构成《子夜》创作视野的所有“左翼”理论资源,进行完全有效的阐释。

   小说诞生的第二年就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判定“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并以各种删节版的面貌出现⑥。1939年茅盾在相对较为“赤色”的新疆学院演讲时坦言:“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⑦尽管《子夜》中极少直接出现“黄色工会”这样的敏感字眼⑧,但相应的罢工章节还是引发了审查者的删改要求。究竟何谓“黄色工会”?茅盾所说的“同黄色工会斗争”,又与《子夜》中的罢工描写构成怎样的关系?除了黄色工会及相关问题外,《子夜》创作的广义“左翼”视野中,究竟还有哪些理论资源一直未得到正视?

   一 黄色工会与工人运动

   茅盾并非1939年才第一次提及《子夜》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事实上早在1931年,当茅盾决定“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时,这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⑨的《提要》当中,就已经设计了大量与黄色工会有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

   这份《提要》首先列出了小说的主要人物:“两大资产阶级的团体”、“介于此两大团体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外独立者”,接着是“政客,失意军人,流氓,工贼之群”、“叛逆者之群”和“小资产阶级之群”。其中的“工贼”分为五种:属于黄色工会中之蒋系者,属于黄色工会中之改组派者,属于改组派而不在黄色工会中,属于资本家方面所雇用者,属于取消派者。⑩

   《提要》所列的这些“工贼”,涉及了国民党内部“蒋系”和“改组派”的对立,甚至与中共中央分离的“取消派”也被并置于此。而其中各派政治力量又与黄色工会相互纠缠。若不逐一厘清,很难准确地把握茅盾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社会视角。

   黄色工会,英文为Yellow Union,又翻译作黄色组合。据1929年陈绶荪《社会问题辞典》,可知当时汉语中这个词的用法与意义:“黄色组合,一般的用作软派组合、御用组合的意义。这组合底成立,完全靠资本家底帮助,一切资金,都仰给于资本家,但在同盟罢业的时候,做资本家的走狗,竭力防止罢业的继续。这组合在英、法、德等国颇有势力……黄色组合底命意,因为黄底色彩,不赤不白恰在中间很暧昧的,故有是名。”(11)而对中国近代以来“黄色”一词进行概念史考辨的学者,亦援引当下《辞海》的释义:“黄色工会,一般是指被资本家收买、控制的工会。据传说,1877年法国蒙索莱米讷市一厂主收买工会,以破坏罢工;罢工工人打碎工会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糊补,故被称为‘黄色工会’。”并指出“‘黄色’一词在西方普遍渗透到政治运动之中,并程度不同地带有右翼、妥协、改良意味。该词还由此衍生出‘黄色国际’(指第二国际)、‘黄色组合’(指第二国际及改良派等的联合组织)等一系列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和概念,它们在民国时期,也都曾得到一定的传播。”(12)无论词义来源是红白之间的暧昧颜色还是黄色窗纸的传说,黄色工会都用于指一种与赤色工会相对的组织,既有对资本家的妥协性与合作关系,又可具有中间派的改良主义立场。

   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上海的工人运动史上,黄色工会也是相关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环节。“黄色工会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接受国民党党纲和三民主义的领导,奉行‘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二是工会的活动接受资方的经济补助。”上海自20世纪诞生现代工会以来,国共两党都在工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过各自作用。工会组织经“五卅运动”和1927年国民革命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壮大,“四•一二”后受重创。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被解散,国民党军方和上海市党部工农部先后成立了“上海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和“上海工人总会”,此后又历经整合重组。在国民革命后,赤色工会很难以合法组织形态存在于南京国民政府掌控的上海华界及各国租界中。“据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所列的近20种工运史的介绍,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纯粹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赤色工会是不多的,党组织大多是通过打入黄色工会,在一段时间里控制黄色工会,来发动罢工斗争,改善工人待遇,扩大党组织的影响。”(13)

   《子夜》的小说文本中出现了三次工人运动。第一次因削减工钱产生的怠工,小说并未正面描写,只由吴荪甫与屠维岳的会面引出,工人要求开除打入者,并发米贴。第二次工潮其实是第一次的发展,黄色工会中的两派——蒋派的钱葆生和改组派的桂长林矛盾激化,屠维岳利用改组派打击蒋派,同时以端阳节赏工等小恩惠密设阴谋分化工人,罢工最终未能形成。第三次罢工则成为中共“立三路线”指导下,上海各行业同盟总罢工的一部分,屠维岳和黄色工会中桂长林等分化工人的阴谋虽然失败,但最终采用武力镇压了罢工,并逮捕了工人中的全部共产党员甚至厂外的革命领导者玛金。

   1930年代初的上海历史中,黄色工会参与的各种工人运动与小说描绘的颇为一致。1928年冬到1930年夏,上海有名的黄色工会“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会,就领导了三次大罢工。第一次因电车司机被法兵杀害,工人恢复了工会组织,工会的16条要求被拒绝后引发大罢工。工人被骗复工后,资方却未在“劳资调解委员会决定书”上签字,罢工失败。随后共产党员徐阿梅“打入黄色工会”当选机务部工会委员,领导第二次罢工,争取米贴成功。第三次则是1930年中共“立三路线”指导下上海各行业同盟总罢工的一部分,同《子夜》中写的“自从三月份以来,公共租界电车罢工,公共汽车罢工,法界水电罢工”相仿(14)。不同的是,这次罢工在“马浪路惨案”后获得全市声援,罢工57天终获胜利,达成了涨薪、抚恤金和8小时工作制等协议。但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徐阿梅于1932年被捕,工人运动受损(15)。

   与《子夜》描绘更相近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同样受黄色工会控制。据民国时期《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记载,当时丝厂工资以每日计算,车工0.3-0.46元,盆工0.28元,选茧0.4元,复摇0.45元,扯丝0.4元。“自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丝市不振,营业衰落,各厂将工人工资,一律折减,并取消蚕蛾津贴及礼拜赏工。”1933年7月5日“振丰丝厂首先罢工,更大批冲至其他各厂,要求一致行动”,发展至27家丝厂两万余人,上海市社会局召集调解委员会,签订恢复四角五分常薪、礼拜赏工、升工、蚕蛾津贴等四项条件,但工人上工后资方并未完全执行。“此时丝业虽有工会,然系官办性质,未能代表工人利益,其呈社会局呈文,甚至谓工人此次罢工,事前未提正式理由,是被人煽惑,有意扰乱。”(16)无论是小说中还是现实中,黄色工会都在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同资方争取工人权益;另一方面协助资方安抚甚至欺骗工人,反对暴力冲突和阶级对立,具有很强的暧昧性。

   问题关键并不在于茅盾的小说是否写到了现实中存在的黄色工会,而在于《子夜》对黄色工会的呈现究竟是在怎样的“左翼”理论视野下展开的,又为何在后来的研究中无法获得正面关注。

   二 黄色工会中的国民党改组派

   《子夜》中的罢工运动与黄色工会问题,始终围绕着工会中蒋派与改组派的尖锐冲突展开。小说文本虽未像《提要》那样,直接出现对工会中钱葆生和桂长林“蒋系”与“改组派”身份的文字表述,但多有暗示。屠维岳向资本家吴荪甫报告说这两人背景不同。屠维岳拉拢桂长林时,桂长林骂钱葆生“不过狗仗官势!”暗示了钱葆生与南京政府的关系。而屠维岳对桂长林指出:“就是这一点你吃了亏。你们的汪先生又远在香港。”为了让桂长林放心,屠维岳又说:“吴老板也和汪先生的朋友来往。”(17)小说以“汪先生”来说明桂长林属于改组派,不直接出现“改组派”的字样,因为“改组派”也曾经是敏感字眼,须顾忌当时的图书出版审查。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7年4月国民革命时期一度出现了宁汉对立的局面,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汪精卫则在武汉继续国共合作直至“七•一五”才开始“和平分共”。其后宁汉合流,政局几经动荡,蒋终获南京政府正统,汪则先赴广东再引退海外。长期支持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和王乐平1928年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等杂志,宣扬恢复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的改组精神(18),奉汪精卫为孙中山遗志的正统继承者,在全国范围内分化国民党,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蒋派势力。正是由于改组派在国民党内反蒋,并不断联合各地军阀如唐生智等起兵倒蒋,尤其是改组派在中原大战期间联合冯、阎、桂系反蒋,故而“改组派”才成为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

   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不仅宣告其正式成立,还在“民众运动决议案”的第三条专设了“工人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工人运动最低的具体要求:

   a健全工会的组织。

   b制定劳工法,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置法。

   c制定劳工保护法(尤其注意女工童工)。

   d制定劳工保险法(产病保险,灾荒救济,伤害赔偿,死亡抚卹,年老卹金等)。

   e在不妨害国民革命的范围中,工人有罢工自由权。

   f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g取消包工制。

   h确定工人最低工资额。

   i切实赞助工人生产消费合作事业。

   j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与俱乐部,增进工人技能,及精神上之修养。

   k改良工厂之设备和工人之待遇。

   l工人在休假日应照给工资。

   m援助华工在居留地之政治经济斗争。(19)

国民党改组派的许多政策,由于其反对派地位而未能作为国家政策执行。但改组派积极组织黄色工会,获得极大成效。上海七大工会之首的邮务工会,就是典型的黄色工会,领导了1932年5月的大罢工,甚至引发了全国邮务同盟总罢工,最后出面调停的市政府特派代表正是陈公博。该工会不仅争取劳工利益,后还建立消费合作社及函授学校等(20)。黄色工会成为了改组派上述工人运动决议的直接执行者。尽管改组派在后来的政治格局中风流云散,其所掌控的黄色工会却在工人运动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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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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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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