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幸谦:反父权体制的祭典

——张爱玲小说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3 次 更新时间:2015-11-02 11: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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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谦  

     一

   张爱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可说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在她的女性叙述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和其从属性一样都和男性人物有着密切的连锁互动关系。讨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体性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同时分析张爱玲笔下对于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

   在大量书写女性压抑主题的同时,我们其实不难在张爱玲文本中找到作家意图颠覆父权的意涵。在此双重意义的女性叙述中,张爱玲的文本既能演绎“儒家女性”(注:“儒家女性”术语的使用,在此具有中国特有的宗法性别政治思想。在三纲五常的大主轴之下,儒家典籍中有关三从四德的性别文化秩序和尊阳贬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道统,在文化与性别层次上把传统女性贬为压抑符码。但除了压抑概念之外,儒家女性一语其实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女性意识。因此,严格而言,儒家女性的概念,是一种含有双重性质的、矛盾性概念。有关论点,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已另文探讨。这里不拟赘述。)的从属与压抑问题,亦具备讲述女性主体的能力。此种同时具有承载女性压抑和颠覆父权的女性书写,正是女性文本的空隙、沉默与简缺的意义所在。

   本文即将探讨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主体如何借助去势父亲的书写策略而被突显出来。在张爱玲所提供的文本模式中,女性的内囿、焦虑、丑怪与疯狂,被安置于男性/父亲的去势、阉割的现实里,丝毫没有维护父亲权威和男性传统形象的迹象。这样的叙述布局暗藏了女性文本中的反父权意识。而这种反叛父权文本的女性书写,乃和作家的女性主体关系密切。

   张爱玲对于男性家长或男性人物的描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是构成“无父文本”(注:“无父文本”问题,笔者已另文专论,此处不拟赘述。)的书写,即是把男性家长排除/放逐在文本之外,而形成女性家长当家作主的文本模式;其二,则是文本所要探讨的男性“去势”与“阉割”的书写现象。在传统“父之法”(Law-of-the-Father)下,女性主体往往遭受父权意识的压迫,而被“结构”在“他者”之中。然而,此种作为他者的沉默群体(muted group),却在张爱玲的“杀父书写”和其对于男性/父亲人物的“阉割去势”中,得到替代性的补偿。一方面,男性角色成为被阉割去势者,另一方面,女性家长则取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传统父权的性别主体,在作家的书写中被其叙述语言所盗取。

   如此一来,传统儒家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精神迫害和文化扭曲,在张爱玲的书写中,便通过阉割去势的书写模式,反过来落在男性身上。在这种书写模式中,张爱玲企图把女性的历史创伤转移到男性角色中,并成为攻击传统父权的来源。这些在张爱玲小说中被排挤出局的男性家长,成为女性作家抗衡父权压抑的文本策略。

   张爱玲小说中有关父亲的缺席,以及作为说话主体的女性家长的出现,在这里成了干扰父权象征秩序的符号。男性家长的缺席和去势父亲的书写,因而涉及女性对于父权象征秩序的反串,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反串历史、文化现象的女性书写模式。而女性家长的确立,则表明作家拒绝把女性角色永远安置在从属地位上。

   张爱玲的此种书写策略,显然刻意将女性家长替代了男性家长的缺席。而在这些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中,恰恰宣告了女性家长的主体性身份。除了“无父文本”和女性家长的确立之外,张爱玲对于父亲权威的遗弃和对于父权的反抗,更强烈的表现在文本的书写模式之中。

   大体而言,张爱玲笔下的丑恶男性形象,主要表现在肢体残缺,猥琐无能,狂嫖烂赌,昏庸懦弱的遗老遗少身上,乃至丧尽父权精神人格的畸型男性人物身上。这些去势男人自然也包括了狂嫖滥赌的败家子和浮华浪人。他们充斥在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之中。

   张爱玲小说中这种充满丑陋父亲形象的描写,显然有着重要的颠覆意义。如果进一步追溯,不难发现从她的中学少作《牛》开始,其实就已经构思笔下第一个猥琐男人:禄兴。禄兴作为她对传统父亲形象的理解,可说奠下日后描写男人的一个初型。

   在《牛》一文中,禄兴以一个丈夫的身份耗尽妻子的嫁妆与钱财,自己落得一穷二白,山穷水尽。这正是日后张爱玲在小说中最乐于塑造的男性形象。此类男人不事生产,专门用女人的钱,通常是妻子的钱,其中自然也有花费母亲钱财的男人。此类男人亦包括无能养家靠妻子赚钱持家的丈夫。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即是一个“哄钱用的一等好手”(《第一炉香》)。其他如《创世纪》的匡霆谷,《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秧歌》中月香的丈夫谭金根等。

   除了哄骗妻子的钱财嫁妆外,另一些则是花母亲或女儿的钱财。前者大部分是靠祖产过活的遗少,如《金锁记》里的姜季泽和姜长白,《创世纪》的匡霆谷和匡仰彝父子,《小艾》中的席五老爷;后者如《多少恨》的虞老先生即视女儿为摇钱树。除此,张爱玲的作品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到后期的《半生缘》、《相见欢》等篇的男性角色,大部分都有堕落、猥琐男人的写照,反复嘲弄,也反复反讽现实男性/父亲的阴暗面。

   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的男人形象,都含有她父亲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就是张廷重的化身或投影。身为显赫世家的末代遗少,张廷重的淫靡荒唐、强权霸道作风,对张爱玲日后反叛父权、恣肆讽嘲父亲角色和男主角的书写有着重要影响。

   在此种对于男性人物的书写中,父亲形象备受张爱玲的恣肆贬抑与嘲弄。传统“宗法父权”(注:在中国传统男女两性秩序的文化编码中,由于儒家经典中的两性伦理观念扮演着重要的规范角色。因此,这里为了进一步区分中国的父权特质,提出“宗法父权”的概念。“宗法父权”一词在此含有双重的概念,意图结合中国宗法礼教和西方父权体制。此词相信颇能代表/讲述东方的父权文化体质,以期进一步标榜中国父权体制和儒家典籍中有关性别规范和道德礼教的特色。儒家在此因而不只是一种学说的概念,也指涉及父权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社会中的英雄气概和男儿本色,不但在她的文本中消声隐迹,反而突显为猥琐无能,贼头贼脑,狂嫖烂赌,玩世不恭等形象。这些毫无责任感的男人充斥在她的大部分小说中,几乎无一幸免。父权文化下的腐败荒唐,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恶习,在张爱玲的再三强调之下,格外突显了传统父权社会的荒唐和淫靡本质。

   张爱玲文本中有关父亲形象的构图,和女性主体的建构,实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女性家长/人物的出现,乃是在压抑现实的基础上被建构为一种文本策略,非但讲述了女性自身的压抑性质和他者处境,同时以自身的焦虑与歇斯底里去颠覆男性主体。这种反父权的书写模式,看似隐而不显,实则显而易见。

     二

   这里首先准备将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书写,归纳分类为形体残缺和精神残障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从生物学层面把男性身体优势给阉割矮化,后者则从内在精神层面阉割父权权威。

   在形体残障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以《金锁记》的姜二爷和《怨女》的姚二爷为代表。在《金锁记》中,除了姜二爷外,其子姜长白,年纪虽已十三四岁,却瘦弱的只有七八岁光景的形象,在象征意义上也被归入身体残障。而在精神残障方面,则又可细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张爱玲喜欢把成年男性/父亲贬为小孩、婴孩、婴尸、未发育完全的孩子等形象。此种把男性/父亲幼稚化的形象,充分表露在语言上,如《花凋》中“泡在酒精缸中的孩尸”的郑先生。其他如《茉莉香片》中“发育未完全的”聂传庆。此外,他更进一步被描写成“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在某种意义上,此种精神残障亦包含形体残障的特色可说是内在精神和外在形体合一的书写。此外,这类型也包括了《留情》中的米尧晶,《创世纪》中的匡家父子,《金锁记》的姜长白,《怨女》的姚玉熹等人。

   第二,张爱玲喜欢把男性/父亲角色写成不务正业、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昏庸猥琐的形象,如《金锁记》的姜季泽、《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父亲范柳原、《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等人。其他还有《年轻的时候》的狎琐的潘汝良的父亲,《心经》中“楚楚可怜”的龚海立等人。这类型的男性,事实上也包括前文提及的禄兴型男性人物。

   第三,男性女性化亦是张爱玲的表现手法之一。《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即是此类型最佳例子。以上各类型的去势男人,在某些例子中其实各有其互涉的双重形象,如《花凋》的郑先生同时是被幼稚化的、亦是无能猥琐的男性,同时也是善于哄太太钱财挥霍的丈夫。因此也不能过份严格区分他们,更不能将其简化看待。

   张爱玲大部分从心理人格、精神层次上丑化男人,从躯体外形上的鞭尸则属少数,毕竟精神的象征力量比较深沉而真实。然而在外形被贬抑的人物,实际上也在精神层次上被阉割了。反之亦如此。这些男人形象,用夏志清的话来概括便是“阴郁的、蹩扭的、女性化”(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353页。)的男人;用张爱玲的话则是“贼头贼脑、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或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不胜枚举。在林柏燕对于张爱玲的评论中,关于张爱玲笔下的窝囊男人问题,即曾指责张爱玲在男性人物的创造中“普遍地缺乏赋与较好的楷模与个性典型的创作诚意”(注:林柏燕:《细说〈半生缘〉》,载《文学》1974年第3期。)。这种属于父权意识形态的指责,恰恰没有顾及女性作家在书写中的焦虑因素,及其贬压男性人物的潜在意图。

   张爱玲对男性最无情的鞭打,要算是《金锁记》里的姜二爷和《怨女》中的姚二爷为代表。

   姜二爷虽生于富贵之家,却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那样儿,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个人看?”(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3页。)姜二爷此一残障身体,在《怨女》版的重写中,进一步获得了较为清晰的面貌。女性家长直接藐视父亲的躯体,并以此去嘲弄传统父亲形象的权威。这种深具震撼性的书写,在此因而被视为张爱玲笔下所有失去权威男人的原型。张爱玲小说中其他男人的躯体虽然完好无缺,但在精神人格上,却和姜二爷这无名的父亲形象没有差异。这些男人都丧失了宗法父权的传统尊严。在姜二爷、姚二爷,以及各类型的男人的写照下,父亲/男性的权威形象,在文本叙述中名存实亡,父系声誉丧失殆尽。有关论点,可以在以下的论述中获得证实。

   倘若把姚二爷的弟弟姚三爷,和姜二爷的弟弟姜季泽,此类精神人格的残缺者写照安置在姚二爷和姜二爷的残障身体中,打破外在形体和内在精神的界限,姚姜两家所构成的男性形象,正好以其外形和内在两方面的写照,互相填补各自所遗留下来的空缺:构成父亲/男性自我的去势写照。由于精神层面较为形而上、兼而浮泛,因此,这里把姜、姚二少爷的形体残障,视为精神残障的具体投射形象,相信将有助于我们对于张爱玲小说中有关男人形象的探讨。

在姚家和姜家两位少爷的描写中,让我们更容易参照其他各类型的去势男性。张爱玲对于这些男性的叙述,又被她选择以柴银娣和曹七巧此种儒家疯女的颠覆手法加以吊诡化。在去势父亲的布局下,张爱玲实际上已为其文本建构出沉默男性的象征意义。此沉默男性现象,非但仅指两位少爷的身体残障,也指他们两位弟弟在精神人格上的无能。再配合上姜老太太和姚老太太——姜老先生和姚老先生的缺席——使得作为第二代女性主体的曹七巧和柴银娣,有着更大的颠覆意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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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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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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