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杨亿的才气与率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0 次 更新时间:2015-10-31 10:09

陈良  



杨亿的才气与率真


北宋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涌现出众多文人雅士,犹如璀璨群星依然闪烁在历史的天空。杨亿(974—1021),无疑是那群星中的一颗,值得后人敬慕。

杨亿早年以神童闻名,七岁能诗文,与客人谈论,显得很老成。十一岁那年,宋太宗闻知其名,诏令地方官送他进京应试词艺。接连三日,试诗赋五篇,杨亿皆援笔立成。太宗甚为叹赏,当即命内侍送他到中书省面试,他即兴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太宗爱才心切,翌日任命他秘书省正字。不久,他返乡服丧,在家治学,昼夜不息。淳化三年(992年),杨亿参加科举考试,被赐进士及第;此后历任著作佐郎、知制诰。真宗时,他担任过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等官职。

在人才辈出的北宋,杨亿堪称大家。他天资颖悟,终生不离翰墨,文风雄健,才思敏捷,援笔成文。且构想精密,规裁得当,洋洋数千言,不加点窜,一气呵成;当时学者为之叹服,公认他为一代宗师。他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此外,他乐于诲诱后进,别人有片辞可纪,无不为之传诵,不少人经他提携而成名。

不过,杨亿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聚集于秘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诏题《册府元龟》);编书之余,他们作诗酬唱,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数十年。西昆体诗人师承李商隐,兼学唐彦谦让。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 ,以求意旨幽深。作品大抵音律谐美,词采精丽,颇有艺术价值。他们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诗歌语义要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整。杨亿是西昆体的领军人物,其咏史诗蕴含规讽之意,咏物、咏怀诗流露感时伤世,可称盛世哀音。西昆体虽然未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境界,但是相对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它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

然而,江山代人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随着欧阳修、梅晓臣等开创新的诗风兴起,西昆体的影响悄然衰微,以致丧失诗坛主导地位。但是,其代表人物杨亿身上表现出独立自尊、风骨清亮、率性纯真的精神气质,无疑在北宋士林中树立了正面典范,对宋代士人品格的塑造产生过积极影响。

入仕以后,杨亿主要在馆阁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属于正宗御用文人。身为御用文人,杨亿却毫无奴颜媚骨,并不因为吃官家饭,就一味为官家歌功颂德。至道元年(995年),太宗亲制九弦琴、五弦阮,文士大都争相称颂拍马屁,唯独杨亿表示忧虑,担心皇上因爱好影响政事。杨亿性格耿直,敢于直谏,真宗搞劳民伤财的祥瑞封禅,他竭力反对。他崇尚名节,绝不依附皇权而谋求个人富贵。有一次,杨亿起草答辽人国书,其中有“邻壤交欢”语句。真宗在旁边批注,写上“朽壤”、“鼠壤”、“粪壤”等字;杨亿心里很不爽,随即改为“邻境”。第二天,杨亿援引唐代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请求罢官。真宗再三慰谕,他才答应留任。事后,真宗对宰臣说:“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议册刘氏为皇后时,真宗想让杨亿起草诏书,派丁谓谕旨,杨亿认为刘氏有过婚史不宜母仪天下,故而婉言谢绝。丁谓劝他:“你就勉强起草了,何愁不富贵。”杨亿回答:“如此富贵,并非我所愿。”没办法,真宗只好另请他人起草册封皇后的诏书。

杨亿虽频忤圣意,真宗并不计较,对礼遇依旧。真宗后期,为一群小人包围,王钦若、丁谓先后拜相。王钦若曾与杨亿在馆阁共事,同修《册府元龟》与国史,“其序次体制,皆(杨)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杨)亿窜定方用之。”(《宋史·杨亿传》)王钦若是“奸邪伪险”的小人,为当时“五鬼”之首。尽管王钦若骤贵位高权重,但杨亿鄙薄其为人,根本瞧不起他,引起他嫉恨;还有陈彭年,也是以文史而上进,妒忌杨亿名望超过自己,于是与王钦若沆瀣一气,暗中诋毁杨亿,甚至在真宗面前散布杨亿说皇上不会诗文的谣言。真宗颇有重文的雅趣,时常写些诗文赐予大臣,既能与大臣沟通思想,又能展现文采。一日,杨亿正在值班,忽悠被召至禁中。真宗招呼他坐下,随即拿出数箧文稿展示与他看:“卿认识朕手迹吧?这些都是朕亲自起草的,未尝命令臣下代笔。”杨亿一时不知所对,惶然顿首拜谢,怏怏退出。当他意识到有人在背后造谣中伤自己,不禁萌生去意。因为他坚持真实的自我,不屑于向君王邀宠,更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

正好,杨亿有别墅在阳翟,母亲前往探视,在那里病倒了。于是杨亿给孔目吏留下请假条子,就连夜奔去看护母亲。隔日,真宗听说杨亿母亲生病,派遣使者以汤药金币慰问。使者进入杨亿家门,才知道他已经离去。一时间,朝论哗然,认为杨亿率性而为,有失体统。真宗颇为恼火,与宰相王旦说:“杨亿身为侍从官,怎能如此自便!”王旦一边为杨亿开脱,一边建议给予处分。不过,真宗终究爱惜杨亿的才能,迟迟不肯下达处分他的诏命。逾月之后,杨亿以生病为由请求解职,体面而退。不久,真宗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并特许他在京城居所疗养,康复后赴任。

就这样,杨亿身处最高权力中枢,却不为权势所扭曲,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不失真性情,不失真气质,实在难能可贵。杨亿无疑富有才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体现其才华的诗文不再充满魅力,而他的气质风骨总会让人肃然起敬。作为士大夫,杨亿在仕途未能春风得意,但他活出了文士的本色与风采。当然,杨亿活得有气质或个性,离不开宽松的政治环境。宋代皇帝大都有文化有涵养,对待士大夫比较宽容优厚,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能够遵守。唯其如此,杨亿才能得到君主的体谅与宽容,才能活出自我的风采。所以,在皇权极为专制、动辄得咎、言论致祸的明清时期,士大夫的人格都会扭曲异化,对上阿谀奉承奴颜婢膝,对下专横跋扈威风凛凛。人啊,尤其是文人,应该活出人的本性与气质。“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语)

 

——原载2015年9月28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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