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远:预期中的世界信仰精神重建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4 次 更新时间:2015-10-3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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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远  

物极必反是自然规律,历史以来几乎屡试不爽。譬如,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到了世人看不下去,童子与狗皆目眦欲裂的程度。路人无能为力,只有摇头叹气。但是都知道,总有一天,这种局面终将翻盘,却不知道究竟等到何时。岂不料,2012年底十八大一过,风暴即刻来临。不是哪个人偏偏要这么走,而是社会规律推动着必须这么走。

实际上,还有比反腐败更加伟烈的一场运动早就等待着中国人。这就是信仰精神重建运动。

有一首著名的烈士诗歌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气势不可谓不恢宏,可以说气壮山河,声震五岳。用以形容我的父辈一代人那种英豪气质,很是适合。但是,且莫忘记,豪气冲天的前提,必须是“主义真”。一旦主义失真,豪气或许就变成傻气。吊诡的正是这股傻气簇拥着中国人,一路磕绊跌跤,一直走入史无前例的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目前知道的,这支队伍中的最清醒者,只有一个人,就是顾准(1915~1974)。(案:顾准比先父小一岁,属于同一代人。检视这一代人的追求、经历和归宿,可以给后人提供最直接的反省资料。)

由于“主义真”的问题至今不能说很好解决,以至思想意识领域的颓势不减,或许仍是江河日下,集中地体现为信仰危机。从前些年起,网络上就流传一个帖子,说希拉里在哈佛大学有演讲《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是真是假,我无从判定,但所言确有道理,绝非无中生有的编造。也许是国人的假托之词,却也借此反映了民意。譬如,她说中国有很多官员家属和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从而诘问: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又如,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不知道对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所受的教育,或者是媒体宣传的是仇视或妖魔化他人或他国,让人民丧失理性和公正的判断。再如,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生活的意义;唯有获取权力或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还有一点,似乎道出问题的实质: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

不要怕用辞尖刻,端看是否刺中自己的病根。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人体有病,体现为发烧、疼痛、打摆子之类。社会有病,却体现在人心上。今日中国,温饱问题解决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应有的幸福感,反倒是总觉得不对劲,不正常,从而垂头丧气,愤懑哀怨,无可奈何的叹息也不绝于耳。仿佛一切都没了秩序,乱了套数,社会上充满了相互欺骗,互不信任。普遍的不满意情绪,弥漫的不安全感,没有长远打算的临时应付态度,遍及各级各界各个领域。似乎人们都六神无主了:一种人,赚了满把的钱后,就赶紧携带巨款外逃他国做寓公;二种人,依傍风水大师算命指路(譬如“风水大师”王林对刘志军说:“帮你在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证你一辈子不倒。”);三种人,迷信邪教中的“再世佛祖”寻求心灵的平安(例如妄称“佛祖转世”“皇帝转生”,自创“华藏宗门”,引诱众多女弟子与其“男女双修”,敛财骗钱多多的吴泽衡,竟然有十多个省区市的信徒“皈依”其门下)。整个社会秩序,已经如麻穰般乱成一团。如此景象下的人们,如同处在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中,提心吊胆,时刻警惕着被人诈骗。社会秩序混乱了,心灵秩序混乱了,最终还是信仰精神秩序的混乱。

种种乱象,在在都预示着,一场信仰精神的革命正在酝酿,而且脚步声临近,甚至清晰可闻了。

中国和世界似乎已经走到这样的节点: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大约三十年以政治折腾为主;1979年以后的大约三十年,以发展GDP为主。时序进入21世纪的2001年,以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为标志,宣示人类已经进入信仰精神重建的时代。本·拉登的作为让人们明白,哪怕你建造了摩天大厦,只要有不同信仰的人存在,也可以将其在瞬间灰飞烟灭。况且事出有因,美国以及西方的信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弗朗西斯•福山曾以为在20世纪极大鼓励暴力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被挫败,却未必预料到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的意识形态同昔日的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具有同样的暴力。

人类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不是军事危机,甚至也不是环境危机,乃是精神危机。一切危机现象追索到最后,乃是信仰的危机——精神危机突出地表现为信仰危机。中东的“伊斯兰国”的折腾,其本质原因也是信仰危机。当今世界的清醒者是有的,然而是少数。多数人恐怕处在混沌、迷惘、彷徨不安中。麻烦在于,历史的经验和知识,往往像枷锁一般禁锢着当代人,很多人钻进套中难以逃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要来一场全人类的精神重建运动。人类已经到了可以用掌心里的小小手机与大千世界联系沟通的时候,这种心灵上的自我解救就显得万分迫切!

人们的心灵太干涸,亟待一场霈雨的冲刷与润泽了。

我的预测,少则十年左右,多则二十年前后,顶多五十年,中国乃至世界必将出现一场以人类信仰精神重建为标志的思想革命运动。即或不以运动方式出现,但在动员民众的广度和影响人心的深度上,将超过“百家争鸣”“文艺复兴”和其他任何文化运动。假如我能长寿的话,也许还能亲自观赏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壮观大戏。

不如此,世界玩不转了。

中国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有各种看法和见解。最极端的言论,甚至说是人种有问题,这当然是胡说。其实是文化基因有问题。

一种社会机制的造成,起码有三个互相咬合互相影响的因素:政治、文化、信仰。政治是最快捷发挥效能的表层结构,由政治体制造成的政治制度,决定着社会的走向。政治的背后却是文化,文化总是为政治提供后援力量,因而是里层结构。而文化的底蕴还是信仰,从而是深层或底层结构。人类的事情,问到最后,追到极处,乃是信仰。三者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水涨船高。

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可知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候起,文化基因中就缺少“真”。在我的视野内,首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李慎之先生。他说:“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1998年3月4日致许良英信,见《怀念李慎之》续二,第267页)我还发现,人类的原精神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追真求正精神。何谓“真”?就是宇宙自然规律,社会自然规律,人性自然规律,以及由此三者综合辐射到一件具体事物上所形成的具体自然秩序。何谓“正”?就是把“我”或“我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步调,调整到同这样的自然秩序协调一致,从而各方面关系公正和谐,公平正常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事情才能办好,人生才能过好,社会才能走好。“真正合一”,哲学在最高层次上是一元的。我把研究人类追真求正精神的学问称为“真正学”。(参阅拙著《为人类找回真“上帝”—我提倡真正学》,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可惜,从先秦文化到五四运动,再到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小阳春,直到如今,在中国思想领域,有一些致命性的痈疽一直在蓄积和发酵着,迄未得到彻底的切割与清理。

我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缺“真”失“真”之弊。

此一失,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后果不堪设想。

要言不繁,仅举一例即可见端倪。譬如“阴阳相待”理论,本来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却被失“真”的信仰哲学家改造成“阳尊阴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系辞上》)这还不够,又又据以弄出法家提倡,儒家继承的“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于是,思想和理论都不“真”了。既不“真”,必不“正”。社会的正常轨道一下子倾斜了十万八千里,尤其是“君为臣纲”一条,直到今天仍很难说扳回到正道上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皇帝梦”一直有人在做,直到今天好像仍没有做完,没有深厚的文化蕴积可能吗?

仔细检讨起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很多方面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假如这一缶文化臭汤不彻底换掉,中华民族永无履新之时。

麻烦的是,从诸子百家起,这个病根就种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没有能够解决它,八十年代后期的1984到1988年,即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连续九次点赞的“那五年”,也没有能够触动它。此后,便处在胶着状态,进步的冲动一时不大了。

人就是这样,事情要办好,先要把思想搞正确。而要保证思想的正确,就必须找到一个衡量万事万物是非对错的惟一价值标准,亦即人类共通的信仰体系。老庄讲道德,孔孟讲仁义,民间讲善恶,犹太教讲十诫,西方文明讲自由、民主、法治,中共的核心价值观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十二个大词,如此等等。拿什么来检验或者衡量它们?地球人类只有一个,人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统一即一元的,表现形式可以五彩缤纷,花样无穷,提炼其实质,最终都要归结到“真”与“正”二字。凡是人的思想与行为,权之以“真”,衡之以“正”之后,不合格者,必然立不稳,终将站不住。甚至世界上所有具体的标准,都可以用这个惟一标准来衡量。比如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曾经起了很大作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并不彻底。即如检验做馒头时发面的碱大或碱小,蒸烧二十分钟后揭开锅就看见了;检验苏联政治体制是否合理需要多少年的实践?73年以前还是“正确”的,到了第74年解体了。实际上,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后,刽子手们逍遥又逍遥,临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至今仍在神龛里供奉着。所以,即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需要最终用追真求正标准来定准。更不必说,世人需要的不是事后被动的检验,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事前主动的检测预防。所以,找到并适用衡量一切事物事件是非对错的价值标准,比等待事后的检验更有意义。

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曾评论说,“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更加迫切。”李慎之先生说:“我们毕竟已经走到了一个应当酝酿产生有实际效力的全球价值标准的前夕。这是一个呼唤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与教育家的时代。”(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见《李慎之文集》第235页)于是,无论东方西方,形成了殊途同归的态势,这就是重建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

如果说,21世纪的人类应该有什么最宏伟蓝图的话,那一定就是信仰体系的重建和价值坐标的重构。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这就是21世纪布置给人类的必须做好的功课。

在我看来,这样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业已发现,就是人类自身的追真求正精神。它既是价值标准,又是信仰体系。这个话题,美国学界有人提出过,中国学界李慎之先生也提出过。现在,我想秉承他们的风流余绪,再度向全社会呼吁,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人类避免落入一个又一个陷阱,能够一步又一步走向理想的芳草地。

2015年10月,蔚县静也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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