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澍:仁爱与抒情

——汪曾祺气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2: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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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澍  

   气质,是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主体的个人气质,渗透于创作的全过程,对作品美学风格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作品也由此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准确地把握创作主体的个人气质,是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的一条可靠途径。汪曾祺本人在谈到这一点时颇多感慨:“我们的理论批评,谈作品的多,谈作家的少,谈作家气质的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理论批评家的任务,首先在知人。”(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载《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作家对此是有感而发,他曾不止一次地抱怨过评论界对其气质的某些误解:“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注:《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注:《老年的爱憎》,汪曾祺,载《钟山》1994年第1 期。)然而即使是简要地勾勒出作家气质的几个主要方面,也决非易事。这需要植根于对作品的分析之上,并结合对作家个人经历、生活背景的考察,从而得出结论。更重要的是,这个结论应能在作家的其它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本文试图从此入手,撷取作家个人气质中较为显著的仁爱、抒情两个特征加以描述与论证,并希望藉此对进一步理解汪曾祺作品有所帮助。

     蔼然仁者

   汪曾祺多次提到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注:原话为:“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载《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是一个中国人》,载《汪曾祺文集•文论卷》。)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汪曾祺就由祖父每天讲授《论语》,并且隔天作一篇“义”来解释《论语》中的内容(《寻常茶话》)。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汪曾祺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五四运动时期,许多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成为儒学最激烈的批判者。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在启蒙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批判传统文化之声不绝于耳的八十年代,汪曾祺却毫不讳言自己的儒家思想渊源。儒家思想为何对作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还是看看汪曾祺本人的解释:“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注:《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显然,作家接受的是儒家所谓“讲人情”的一面,实际上是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加以通俗化、情感化了。“仁”的内涵十分丰富,诸如爱人、克己复礼、恭、宽、敏、信、惠等等均可归入其中。它以亲子之爱做为核心的人类学心理情感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仁学诸理想,这其中明显保留和发扬着早期奴隶制社会中残存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这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主张在一定的社会伦理规范与人际关系中,肯定人的尊严,建立人与人之间爱与信任的关系。儒家对汪曾祺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正在于他对这种朴素人道主义精神的认同和接受。但是,在中西文明碰撞交汇的时代背景下,汪曾祺没有也不可能把儒家的“仁”学理论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事实上,在西方思想资源的启蒙与激活下,他抛弃了儒家仁学中因片面强调长幼尊卑、伦理秩序而严重束缚个性发展的一面,吸收了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等新质,形成了既带有浓厚儒学色彩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想。因而在作家八十年代初所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中,其精神内涵既与当时带有西方启蒙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思潮有所呼应与暗合,体现出以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为本的现代性,又有所侧重与不同。

   《寂寞与温暖》中的沈沅,实际是作家借以抒怀的一个自传式人物。在她被打成右派后,精神马上濒于崩溃:“她的神经麻木了……她的脑子会出现一片空白,一点思想都没有,象是曝了光的底片。”(注:《寂寞与温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主人公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痛苦感受?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一贯反对个体脱离群体,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强调人相互依存的社会性,认为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伦理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沈沅被打成右派,则意味着成为人群中的“异己分子”而被孤立、敌视。政治生命被宣判死刑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逐出人群后的孤独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际冷漠和排斥。这对作家而言是难以承受的。他为这种恐怖的前景所震惊,并把这种震惊在主人公身上表达出来。同样,要缓解这种惊骇进而使其精神得到温暖和复苏,也必须在人际层面上给予抚慰和接纳,即这种人道关怀必须是儒式的关怀。情节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马夫王全安慰沈沅时说的话颇耐人寻味:

   “俺们,庄户人,知道什么是谷子,什么是秕子……你们不要你,俺们要你!”(注:《寂寞与温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庄户人”无视政治禁忌的人际接纳,为沈沅提供了重新参与人群正常交往的可能从而避免了绝对的孤立,才使得她的精神得以暂时平静下来,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沈沅不可能真正溶入以“庄户人”为主体的社会人群中,她始终希望回归到原来那个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体的优雅的人群之中。这个希望随着正面人物赵所长的出现成为可能。当赵所长一见沈沅时便问:“你怎么这么瘦?”。这句姗姗来迟的人际关怀用语,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认同倾向,由于从人群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权力所有者发出,实质上暗示了人群即将重新接纳她。果然,赵所长不久便为沈沅摘掉了右派帽子,最后一道障碍也扫除了。在小说的结尾,当沈沅走进阔别五年的办公室参加“评先”会时,俊哥儿李拉开一张椅子,亲切地招呼她坐下:“这还是你的那张椅子。”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象征着沈沅获得原来所属人群的认可后,重新据有了人际关系中的原有位置。这样环环相扣的情节设置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作家的人道主义诉求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发展——在经历“寂寞”之后重获“温暖”。小说所要表述的这一人道主义主题自始至终都带有鲜明的儒家伦理文化色彩。

   在饱尝人情冷暖之后,汪曾祺对人际之间相互关爱与信任的呼唤显得更加迫切:“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我是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去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的。”(注:《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对下层群众之间相互关怀、彼此温暖的歌颂,成为汪曾祺作品中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模式:《岁寒三友》中靳彝甫在需要资助时,王瘦吾和陶虎臣解囊相助;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生计无告、濒于绝境时,将视若生命的三块祖传田黄石变卖;《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用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钱为陈五奶奶的小孙子看病;《徒》中的高北溟不忘师恩,虽然自己仅得温饱,仍勉力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这些教师、画匠、手工业者,虽然社会地位低微,但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他们集中体现了作家对“涸鲋之辙,相濡以沫”这一古老人道主义命题的赞美和张扬。爱需要信任来维护,作家对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人际之间的猜忌和紧张深为不满,他以温婉的讽刺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愿望;公共卫生局的“负责同志”竟然会担心掏粪工人在公共厕所里放定时炸弹(《七里茶坊》);“我”挖野菜,也会被门卫怀疑放炸弹(《故乡的野菜》);“黑五类”分子们换一瓶酱油,买一条白鲢子,也被“小脚侦辑队”的大妈们监视着(《非往事•鞋底》),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背后,流露出作者融化人际坚冰的热望。

   汪曾祺的儒家人道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下层群众的悲惨命运的悲悯与同情。这与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作品中对大众的深厚关切、对苦难的严重感受是一脉相承的。《岁寒三友》中被人挤垮生意的王瘦吾;《大淖记事》中惨遭毒打的十一子;《徒》中被势利小人解职而陷于困顿的高北溟;《故里三陈》中无辜被杀的陈小手;《皮凤三楦房子》中房产始终无法索回的高大头……。作家的仁爱之心使他对下层民众的苦难遭遇有着本能的敏感,在字里行间往往饱含着感情,有时悲愤之情难以抑制,甚至会发出峻急严厉的质问:

   “他在大青山打过游击,无历史问题,为什么要整他,要打断他的踝骨?为什么?”(注:《草木春秋》,汪曾祺,载《收获》1997年第1期。)这种仁者之怒在《虐猫》、《天鹅之死》、《八月骄阳》诸篇中转化为一股沉郁哀痛之情,蕴含着对非人道、无人性行径的强烈谴责和控诉。

   当然,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情感外溢在汪曾祺的行文中相当少见。在多数情况下,即便是表示不满,作家也采取“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态度,以一种平和、节制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无可奈何甚至是有些超然事外的情绪。这可以解释为“通达”,即作家所说的“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澈,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注:《老年的爱憎》,汪曾祺,载《钟山》1994年第1期。),这实际上是仁者的一种境界。 儒家在本质是积极入世的,但它并不排斥某种方式的淡泊与超脱,正如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作家在饱经风霜之后,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从而对世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洞明乃至超然。应该说这不同于一般看破红尘的混世思想,与道家所谓“和光同尘”的出世思想也有很大差异,对此作家也有所廓清:“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绝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是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干部。”(注:《老年的爱憎》,汪曾祺,载《钟山》1994年第1期。)在他看来,这种“通达”不应意味着对人生冷漠、颓废、虚无的态度,而是应该贯注着儒家传统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乐观进取精神和仁爱思想,用作家本人的话来概括,就是:“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注:《谈风格》,《汪曾祺文集•文论卷》)。作家的这种淡泊与超脱既寄寓了自己深沉的人生况味,又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表达了对人道主义理想的执着。

   汪曾祺的仁者之风还体现他的文学观念上,他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载《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 月第一版。)但是,这种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的观念,作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自觉的接受:“以前,我写作品从不考虑社会效果,发表作品寄托个人小小的哀乐,得到二三师友的欣赏,也就满足了。”(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载《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 月第一版。)它是随着作家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逐渐觉醒,感时忧民的忧患意识与匡时济世的责任感的日渐强烈而产生的。他认识到“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为了将对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传达给读者,汪曾祺甚至不愿写反面人物(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载《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因而在他的笔下大多都以仁爱为怀,善良正直,热情诚挚,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责任感。作家在创作这么一个充满爱与美的理想化世界以感化读者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充满乌托邦色彩的仁爱精神找到一方栖息之地。

   把仁爱精神做为人生理想,做为衡量、评价现实生活的原则,这使得汪曾祺的作品拥有宽广的精神向度。但这里的人道主义毕竟只是一种伦理道德范畴而非哲学观念,它在使作家拥有博大仁慈的悲悯情怀同时,也容易使作家热衷于生活表面现象的描述而流于浅层次的情感抒发。不愿做形而上的哲学思辩,使得作品因缺乏足够的思想厚度而有时显得浮泛单一。

     抒情之风

作为一个充满艺术灵性的作家,汪曾祺从感情上而非理论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他的仁爱之心也只能以抒情而非说教的方式表现在作品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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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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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评论》(西安)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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