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郁达夫与郑振铎的交往和友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 次 更新时间:2015-10-11 1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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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康  

   郁达夫和郑振铎的交往开始于郑发表郁的作品而郁却对郑有误会

   郁达夫在1921年7月30日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写的《自序》中说:“《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

   郁达夫在这里说的“《学灯》栏的主持者”的“他”,就是指郑振铎。因为郁达夫知道当时郑振铎正在编《时事新报•学灯》,这段话便是对郑振铎的调侃和指责。然而这却是冤枉了郑振铎。郁达夫并不知道,最初他从日本寄稿来时,郑振铎还没有从北京到上海工作呢(当时的《学灯》主编是李石岑,而郑振铎是3月下旬到上海,4月中旬才参加编辑《学灯》,7月17日正式接替李石岑任主编)。只是后来当郑振铎从郭沫若那儿得知郁达夫有稿子寄来没发表一事后,才立即从《学灯》的积稿中找出此稿,并将它连载发表于7月7日至13日的《学灯》上的,然而郁达夫却因“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而“很觉得奇怪”。

   郁达夫一开始就对郑振铎有成见的主要原因是郭沫若的挑拨和误导

   我们从郁达夫1921年6月14日脱稿的纪实作品《友情和胃病》中可以看到,这年5月底郭沫若从上海回日本,于6月5日见到郁达夫,当郁达夫问起上海文坛情况时,郭沫若曾大发感慨说:“再不要提起!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

   这篇作品是郁达夫与郭沫若见面后不久写的,又经郭沫若看过。这里所谓的“新文学团体”,除了当时郑振铎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以外,还有哪家呢?奇怪的是,郭沫若不久以前刚刚在上海半淞园与郑振铎、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友好地见过面,吃过饭,郑振铎还和叶圣陶去访问过他,怎么又这样说话呢?而这番话对当时不了解国内文坛情况又性格敏感、好强的郁达夫来说,不啻火上浇油。因为他多年未回国,在日本受了很多气,年初寄给《学灯》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又杳无音信,正憋得慌呢。他从郭沫若处了解到郑振铎是《学灯》的主持者,因而自然便把一腔怨怒都记在了郑的头上,并进而将整个文学研究会都视作了“假想敌”。他并且当即要郭沫若回国后便代他索回那篇稿子。然而,这篇文稿被耽搁未发表是完全不能怪郑振铎的,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了。

   郁达夫最初走上中国新文坛得到了郑振铎的帮助

   我认为郁达夫是在郑振铎的帮助下走上新文坛的。这样说,一定有不少人会感到惊讶。因为郁达夫不仅长郑振铎二岁,而且是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创造社的元老啊。再说,本文下面还要讲到,正是郁达夫,在1921年9月起草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和翌年5月创刊的《创造》上发表的《艺术私见》等文中,暗射郑振铎等人“垄断文坛”、“压制天才”呢。

   但是,郁达夫的这些话,不仅是偏激的,而且是严重误会的。关于《银灰色的死》的拖延发表的原因,上面已经写过了。毕竟他的第一篇小说还是由郑振铎发表的(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引台湾刘方矩文章,称这篇小说是王平陵发表的,那是无耻的造谣,我已在报纸上揭露过了)。郁达夫这篇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是不写名字寄去的”,他署的是笔名“TDY”;郑振铎绝它发表后不久,郁达夫又以颠倒过来的笔名“YDT”寄来第一首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郑振铎立即将它发表于7月27、29日的《学灯》上。郁达夫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茵梦湖〉的序引》,也是由郑振铎发表于同年10月1日他主编的《文学旬刊》上。郁达夫的第一篇散文《芜城日记》,又是由郑振铎发表在同年11月3日《学灯》上。这四个“第一篇”,有力地说明了郑振铎绝没有对郁达夫这样的“天才”,做了“倾轧嫉妒”和“压制”的事;相反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郁达夫在刚刚跨上新文坛的最初几步,是得力于他的帮助的。

   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对文学研究会的突然发难和郭沫若的说谎

   然而,当时郑振铎没料到,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及成仿吾等人对他和沈雁冰发动了一场历时颇久的攻击。

   1921年9月29日,《时事新报》第一版,发表了创造社全体同仁署名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那是郁达夫起草的。其中锋芒毕露地说:“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当时,郑振铎正好为祖父迁葬之事到福州去了,一个月后回到上海,沈雁冰等人才把这则出版预告给他看。文学研究会同人有点纳闷的是:所谓“垄断”新文艺并使其“新兴气运,澌灭将尽”的“一二偶像”,究竟是指谁呢?

   郑振铎记起,年初1月15日《学灯》上,曾发表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致李石岑的信,其中指责“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同时就提到了“当打破偶像崇拜”的话。当时,他不赞成将翻译比作“媒婆”的说法,曾发一则短文表示商榷,郭沫若还来过信,说“虽然彼此意见有些不同,但是你那堂堂正正的批评的态度是我所十分欢迎的”。据郭沫若后来说,他当时给李石岑信中发这通牢骚,起因是对1920年双十节出版的《学灯》增刊所发文章的编排顺序有意见。

   今查那期增刊,依次发表的是周作人翻译的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迅创作的《头发的故事》、郭沫若创作的《棠棣之花》和郑振铎翻译的俄国作家的《神人》。郭沫若后来解释说,当时他看到鲁迅的创作被“屈居”于周作人的翻译之后,令他感到“不平”,因而说了“媒婆”、“处子”这样一番话。但郭沫若忘了他自己在其他文章中发表过对鲁迅这篇小说的微辞;而且,郑振铎的翻译,不正是排在他郭沫若的创作之后吗?可见,真正使郭沫若不满的,并不是因为鲁迅的创作排在了周作人的翻译之后,而是他自己的作品“屈居”于“偶像”之后的缘故吧?

   现在,以创造社全体的名义,又一次提出了“偶像垄断”的问题,这究竟是何所指?郑振铎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郭沫若又正在上海,他便去当面问了。郭沫若却说他也不知道,甚至说他连这广告词是谁写的也不知道。郑振铎也就相信了郭沫若的话。11月3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郭沫若、田汉登的《创造》的广告,实未免太为可笑了。郭君人极诚实,究不知此广告为何人所做。”其实郑振铎自己才是太诚实了。

   由于郑振铎和沈雁冰都木木然未察知这些“偶像”、“垄断”的话,已经从最初暗指周氏兄弟而扩而大之针对文学研究会,因此,他们也就未作出什么反应。而《创造》又迟迟出不来,直到1922年5月1日才正式发行。在未读到它之前,郑振铎怀着高兴的心情还在同一天出版的《文学旬刊》的“新刊介绍”栏中,作为兄弟刊物向读者作了推荐。

   然而,当读到《创造》创刊号上郭沫若、郁达夫的文章后,郑振铎和沈雁冰就不能不都感到惊异了。郁达夫在《艺术私见》中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而“天才的作品……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文中甚至用了骂人的话说:“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白羊宫里去呢!”郭沫若在《海外归鸿》中也说:“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党者流不相上下”,“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还“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他们这样嫉恨的主持文艺报刊的“假批评家”,除了暗射郑振铎与沈雁冰以外,还能指谁呢?而且,《海外归鸿》中的第一封信,是1921年10月6日郭沫若写给郁达夫的,其中透露了郁达夫在当年9月26日就写信告诉郭沫若关于《创造》的出版预告事,郭沫若并说看到报上刊出这则预告后“感得快意”,还说“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那么,郭沫若绝不是“不知此广告为何人所做”,而是商量好了要突然向郑振铎和沈雁冰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发难,以反对他们所谓的“党同伐异”、“压制天才”。

   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对文学研究会的发难是完全无理的

   可是,郑振铎实在想不出自己和沈雁冰在什么时候压制过创造社的什么“天才”,有过什么“卑鄙”、“狂妄”的劣行。就说郭沫若、田汉吧,郑振铎一开始就曾邀请他俩一起做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至于没有邀请郁达夫和成仿吾做发起人,那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未走上文坛,当然郑振铎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去年半淞园相聚时,郑振铎和沈雁冰还当面邀请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虽然郭沫若婉言谢绝,但郭沫若后来回忆,郑振铎随后又曾再次通过李石岑等人劝过郭沫若两次。至于郭沫若投给《学灯》的诗稿等,郑振铎也总是尽快刊出。如诗集《女神》的序诗以及《孤寂的儿子》等诗,还是郑振铎亲自到郭沫若那里拿去发表的。郑伯奇也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写的第一篇评价《女神》的论文,也是由郑振铎拿去发表在1921年8月21日《学灯》上的。郑伯奇在三十多年后曾公正地说:“那时候,评价作品的文章似乎还不大流行,我的文章虽然很浅薄,居然受到振铎的称赞和鼓励。由此可以看出,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当时似乎是并无芥蒂的。”另外,就在半个月前,他还曾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社另一位发起人张资平的评《女神》的文章呢!

   对于郭沫若的创作和译作,郑振铎和沈雁冰一直都很赞赏,并且都曾在文章中作过高度评价。沈雁冰称《女神》是“空谷足音”,郑振铎称郭沫若的翻译是“晨鸡偶唱”。这又怎么能说是“党同伐异”呢?至于郁达夫,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郑振铎发表他的四个“第一篇”的事了。而且,郁达夫的第一篇文学批评,还是在《创造》出版预告发表以后投寄给《文学旬刊》的。而郁达夫的《沉沦》出书后,最早比较公正地写了评论的,正是沈雁冰,肯定它基本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而当《沉沦》受到封建卫道者攻击时,又是最初被暗射为“偶像”的周作人站出来作了权威性的评论,保护了郁达夫。这又怎么能说是“假批评家”呢?更令郑振铎和沈雁冰伤心的是,他们严肃认真地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竟被诬为“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

   他们百思不解的是,郁达夫这样一位性情真率的同龄人(与沈雁冰同岁,比郑振铎大二岁),为什么会这样怨恨他们,并且骂这样难听的话呢?我认为,原因就是郭沫若的挑拨,加上郁达夫当时的不成熟和敏感多疑。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争论的升级和郁达夫提议开“《女神》会”

   面对创造社的谩骂,沈雁冰等人忍不住了。他们商量后,由沈雁冰出马,用笔名“损”,在1922年5月11日至6月1日,分三次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逐篇评论了《创造》创刊号上的作品,以表示他们并不是像郭沫若《海外归鸿》中说得对“团体外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同时,并对郁达夫和郭沫若文中的攻击作了反批评。沈雁冰文中虽然表示了对自称“天才”者的不满语气,但绝没有对方那种污言秽语,应该说是正当的文学批评。除此以外,他们也没有发表什么“反击”文章。

然而创造社一方却更恼怒了。郭沫若在6月24日写《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便又骂沈雁冰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丑态”、“白描空吠”等等。又在7月11日为《创造》第二期写的《编辑余谈》中,骂文学研究会是“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的“暴力”集团。那简直是要把文学研究会说成恐怖组织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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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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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京)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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