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华:明代前中期诗坛尊杜观念的变迁及其文学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6 次 更新时间:2015-10-07 23: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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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利华  

   在中国诗歌史上,作为唐诗发展一位标识性人物的杜甫及其诗歌创作,其影响深远,历来受到众家的推崇。清人仇兆鳌《杜诗凡例》云:“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1]与任何一种诗学宗尚倾向一样,尊杜不仅表现出作为个体宗尚者各自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折射着一定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学取向。探察明代前中期的诗坛可以发现,特别是处在这一时期宗唐的诗学风尚之中,尊杜的现象触处可见,相较于众家之间在推崇杜诗上表现出的共同倾向,更值得注意的,乃是他们称赏、解读杜诗的特定动机和立场。而这种宗尚观念形成的具体差异,也正反映了明代前中期诗坛尊杜倾向的变化之势,以及由此显现的不同的文学取向。

   一、明初宗唐风尚与杜诗地位的凸显

   尽管不能完全涵括体现在不同对象身上宗尚态度的差异性存在,但若从主导性的角度来辨识明初诗坛的发展状况,那么可以说,对于唐诗的尊崇成为这一阶段诗学宗尚的一种整体趋势。

   明初瞿佑在《归田诗话》中提及,其曾仿效传为元好问所编的《唐诗鼓吹》之制,“取宋、金、元三朝名人所作,得一千二百首,分为十二卷,号《鼓吹续音》”。至于选编是书的意图,他在题诗中表示:“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且以为“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私独不谓然”[2]。应该说,此举并不代表瞿佑对唐诗的排斥,事实上他也说过“唐诗前以李、杜,后以韩、柳为最”[3]一类肯许有唐诸家的话,其选取宋、金、元名家所作以接续《唐诗鼓吹》,无非是针对世人一味以唐为宗的诗学风尚而采取的一种调整策略,不过其中从侧面也透出了“举世宗唐”的宗尚信息。另一方面,由明初诸家的诗学所向,我们也不难窥见此际宗唐风尚之一斑。如苏伯衡曾为蒙阴主簿林敬伯编选的《古诗选唐》作序,该书所选皆为有唐五七言古诗,林氏自述编选之意表示“唐之诗近古,而尤浑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于韩退之虽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辞暗与古合者可胜道哉”,苏序将此书与元杨士弘所编《唐音》作对比,以为其“胜于《唐音》远甚”,因于林氏“伟其论之确,识之夐,而选之精也”[4]。由此可见出序者对于唐诗的倾重态度。又如贝琼明申“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认为李、杜诗歌,“潇湘洞庭不足喻其广,龙门剑阁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态,千兵万马不足喻其气”[5],推崇唐音特别是以李、杜等盛唐之作为尚的意向同样明晰。故其论评他人诗篇,亦以唐人尤其是李、杜等人所作为准则,如评扶风人马琬诗“婉而不迫,奇而不僻,盖有唐人之风裁矣”[6];评天台李廷铉诗“其五言七言近体必拟杜甫,其歌谣乐府必拟李白,呜呼,志亦勤矣”[7]!再如素有“闽中十子”之“巨擘”[8]之称的林鸿,生平诗名卓著,“其后闽人言诗者,皆本鸿”[9]。其诗被刘崧称为“始窥陈拾遗之阃奥,而骎骎乎开元之盛风”[10],其论诗亦以唐音为宗,高棅《唐诗品汇•凡例》即载多为人所熟知的林鸿与棅一段论诗之言:“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不仅如此,同为“闽中十子”之一的高棅,尊尚唐诗的态度可谓更为分明,《唐诗品汇•凡例》在引述林鸿论诗之言后,即以“确论”相标示,又云“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辩,益以林之言可征”[11],说明他对林鸿视有唐诗歌为集大成者且尤重盛唐之作的论诗主张深为赞赏。这一点从他《学古录》涉及唐诗之论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曰,“《风》、《骚》辍响,五言始兴。汉室既亡,文体乃散。魏晋作者虽多,不能兼备诸体。其声律完纯,上追《风》、《雅》而所谓集大成者,唯唐有以振之”,“唐诗之盛,陈拾遗公首倡之,逮开元间,群才并出,李、杜文章,冠绝万世”[12]。就此,不论是他“既爱唐诗,喜编录”而自洪武十七年(1384)至二十六年(1393)裒为九十卷之巨的《唐诗品汇》,还是其又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三十一年(1398)“再取诸书,深加攟括”、“附于《品汇》之后,足为百卷”[13]所编就的《唐诗拾遗》十卷,皆体现了高棅本人“专主唐音”[14]的诗学实践,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此际宗唐风尚的一大标志。

   综观明初诗坛的进行态势,在宗唐的诗学风尚中,杜诗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这当中不仅反映在如上诸家并置李、杜诗歌于超众之位的评判态度,更体现在一些论家或诗家对杜诗的着力标榜。刘基《项伯高诗序》云:“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15]元明易代之际,时局动荡,兵燹纷起,曾经遭逢其乱的刘基,不啻深怀切身之体验,也备感形之于诗不禁“凄怆愤惋”,欲止不可,鉴于此,基终知杜甫“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实乃“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这同时让他悟出了一番诗歌创作之理:“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16]显然,刘基对待杜诗态度的前后变化,不能不说与他的亲身遭际有关,而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反映了那些处在元明易代特定历史时段的文人学士一种特殊的尊杜缘由。

   鉴于杜甫诗歌对后世影响深远,“自宋以来注杜诗者林立”[17],注家之说纷如,在具体解读杜诗上不免参差,甚至有穿凿迁就者。如何还复杜诗的本旨,以维护它在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人们所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宋濂序会稽俞浙《杜诗举隅》即论及之,其云:

   《诗》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贱隶小夫、妇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于六义者,深远玄奥,卒有未易释者。故序《诗》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复分章析句以尽其精微。……呜呼,此岂非后世训诗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虽长篇短韵,变化不齐,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注者无虑数百家,奈何不尔之思?务穿凿者,谓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经史,巧为傅会,楦酿而丛脞。骋新奇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国爱君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而为之说。说者虽多,不出于彼则出于此。子美之诗,不白于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庐陵大儒颇患之,通集所用事实别见篇后,固无缴绕猥杂之病,未免轻加批抹,如醉翁寱语,终不能了了。其视二者相去何远哉![18]

   清人何焯述及宋濂指擿注杜诗诸如“务穿凿者”、“骋新奇者”之论时表示,“此言盖切中诸家之病”[19]。又上序中“近代庐陵大儒”云云,即指宋庐陵人刘辰翁对于杜诗的批点,清人钱谦益曾訾病刘评杜之举,认为“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而点缀其尖新儁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20],四库馆臣亦指出,“辰翁评所见至浅,其标举尖新字句,殆于竟陵之先声”[21],“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22]。何焯以为,“元人皆崇信辰翁,莫有斥其非者,此实自景濂发之”[23]。宋濂以上所言,主要乃从训释的角度指斥注评杜诗者之失,而他推重序《诗》者所谓“各述其作者之意,复分章析句以尽其精微”的解读方法,当然也仅属一家之识,要说更值得注意的,他之所以觉得这一方式用于杜甫诗歌的训释最为恰当,是认为杜诗多取法《诗经》,以至“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故如俞浙《杜诗举隅》能“独法序《诗》者之意,各析章句,具举众义”,在他看来实则“有不假辞说而自明”[24]。这里,从宋濂对杜诗解读得失的指点中,令人不难看出他力图维护杜诗尊位的一种诗学态度。

   尤其自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极力标举杜诗以来[25],作为诗歌史上影响极为广远的一家之作,杜甫诗歌不断被赋予难以比拟的经典意义,在更多论家或诗家那里,成为超俗拔类的重点师法目标而受到推崇。这一情形也突出反映在明初诗坛诸家有关杜诗的一系列论评之中。如宋讷《纪行程诗序》曰:“昔人论杜少陵以诗为文,韩昌黎以文为诗者,盖诗贵有布置也。有布置则有得其正,造其妙矣。故学诗当学杜,则所学法度森严,规矩端正,得其师焉。”[26]宋氏于诗本重唐音,他在《唐音缉释序》中即提出:“唐、虞赓歌,‘三百篇’之权舆,其来远矣。汉魏而下,诗载《文选》,《选》之后莫盛于唐。”[27]视有唐一代为汉魏以后诗歌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段,其主张“学诗当学杜”,以杜诗作为师法的重点,显与其推崇唐音的宗尚目标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值得留意的尚有张以宁的相关说法,张氏论诗于唐尤尊李、杜,如他表示,“后‘三百篇’,莫高于陶,莫盛于李、杜”[28];“诗于唐赢五百家,独李、杜氏崒然为之冠”[29]。同时,又从二家所作对《诗经》不同层面的继承这一角度出发,指示它们各自的创作特点,如其《黄子肃诗集序》谓:“大抵二《雅》赋多而比兴少,而杜以真情真境精义入神者继之;《国风》比兴多而赋少,而李以真才真趣浑然天成者继之。”[30]《钓鱼轩诗集序》亦追述前论云:“尝窃论杜繇学而至,精义入神,故赋多于比兴,以追二《雅》;李繇才而入,妙悟天出,故比兴多于赋,以继《国风》。”[31]据是,李、杜二家比较起来,在序者眼里似各有所长,难分伯仲。不过再进一步来看,其推尚的重点还是移向了杜甫一边,如张以宁在《马易之金台集序》中所言:“唐之大家首称杜陵氏,善学杜者,必本之于二《南》、《风》、《雅》,干之于汉魏乐府古诗,而枝叶之以晋、宋、齐、梁众作,而后杜可几也。”[32]这是说,杜甫之所以成为唐诗人大家之首选,以其所作集合了上至《诗经》、下至南朝众家之长,故谓善学杜者,须博为习学而方可,前述杜诗所谓“繇学而至”,盖即为此意。关于这一点,张以宁在《蒲仲昭诗序》中也指出:

   诗必问学乎?诗非训诂文词也。诗不必问学乎?诗莫善乎读书万卷之杜甫氏也。去古逾远,诗不复列于工歌矣。漓而淳之,浮而沉之,返古之风,完古之气,以追其眇。然既坠之遗音,舍问学何求矣。然而论议之蔓,援引之繁,堆积于胸,寖不能化,若兵移屯,乱藁盈地,文且不可为,况精华而为诗者乎?故问学者,贵乎融者也。譬如大冶聚金,销而水之,百尔器备,惟所欲为。又如投盐于水,掬而饮之,止见其味,无有盐迹。此杜甫氏之诗方之众作,超然骊黄之外,而投之无不如意者也。[33]

   这意味着,从诗歌创作善于“问学”的要求来说,不仅重在于“学”,并且贵在于“融”;杜甫诗歌体现在这方面的经典意义,也就是做到了由“学”至“融”,或者说“方之众作”,则能“超然骊黄之外”。凡此,要在强调“诗莫善乎读书万卷之杜甫氏”在有唐众诗人中首屈一指的大家地位。

在明初诗坛,要说对于杜甫诗歌的经典意义真正从全面的角度加以检讨和标举的,还数高棅那部“专以唐为编”的《唐诗品汇》中的相关叙录更具代表性。是书分体编次,诸体之中各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九大品目,即如编者在《总叙》中将该书定位为“校其体裁,分体从类,随类定其品目”[34]。这正如研究者所注意到的,个中显示了编者从区分语言形式至辨析形式风格的一种明显的辨体意识[35]。可以说,杜诗的地位正是在与有唐众多诗家之作体制风格的具体分辩比较中得以显现。尽管按高棅的看法,在某些诗体上杜甫所作未必高出一等,如五言、七言绝句,与分别被列为二者之“正宗”的李白、王维、崔国辅、王昌龄等人相比,仅入“羽翼”之品目,即使在七言古诗上杜甫被列为“大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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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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