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华: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 次 更新时间:2015-10-07 23: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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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利华  

   屠隆(1543—1605),字长卿,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除颍上知县,移青浦。迁礼部仪制司主事,遭弹劾去官,林居二十载。生平与嘉靖中叶以降活跃于文坛的后七子集团关系尤为密切,万历六年,时任颍上知县的他致书隆、万以来主掌文柄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自通,与之订交,标志着同该集团发生正式交往,被列为“末五子”之一,又加盟与后七子集团联系密切而在万历八年由汪道昆及龙膺在徽州主创的白榆社。作为后七子集团一名新生代成员,屠隆以其一系列诗文主张包括一再强调“性灵”说受人关注,在更多研究者眼里,其被视为对七子一派复古主张作出重大变革甚至脱却其理论径路的一位复古派后期重要人物。这一看法的合理性,注意到屠隆对复古派诗文主张的明显变异以及由此呈现的个性特点,但其不足也恰恰体现在由于突出相互的殊异性,忽略了彼此一种紧密关联性,加上对他“性灵”说的特征与内涵尚缺乏深细的辨析,这意味着有必要对其相关论说展开进一步的探析,以求确切和深入把握之。其中屠隆多所议及的诗学之论,自然成为不能轻忽的重要部分,基于此,本文以他的诗论为探析重点,旨在通过相关考察获取更为深切的认知,并期望由此从一个侧面窥探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发展变化之趋向。

   一 诗文有别说与反宋诗倾向

   考察屠隆诗学之论,首先应注意的是他关于诗歌性质的界说,这也是辨析其诗学观念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他在《与友人论诗文》中提出:“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写性情者也。”[1]明确赋予诗以抒写“性情”为本的基本特性。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其《唐诗品汇选释断序》:“夫诗由性情生者也。诗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称唐人,何也?则其所托兴者深也;非独其所托兴者深也,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非独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则其生乎性情者也。”[2]表示说,追溯诗歌之源,《诗经》以抒写“性情”被尊为典范,定位在“大意主吟咏,抒性情”,唐人诗歌为世人称道,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它们源自“性情”,又如他所言:“唐人诗虽非三百篇之音,其为主吟咏,抒性情,则均焉而已。”[3]意谓唐诗在力主“性情”上取得与《诗经》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里,无论是关于《诗经》还是针对唐诗特点的概要描述,换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对以抒情为本之诗歌基本特性的明晰认定。

   屠隆围绕诗主“性情”话题的陈述,以其基本涵义而言,显然是在重申“诗缘情”这一诗学史上原始而重要的命题,但这并不为此而减损相关讨论的价值意义,其不仅体现了论者对诗以抒情为本之基本特性一种执着的维护意识,也由此引发我们对他这一诗学根本立场的追踪。观屠隆所述,与诗主“性情”命题紧密关联的乃是他的诗文有别说,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对诗歌性质的明确界说,那么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赋予了诗与其他文体相别异的审美上的独特和纯粹性。其《文论》评议宋诗时,重点论及这一问题:

   宋人之诗,尤愚之所未解。古诗多在兴趣,微辞隐义,有足感人。而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诗》三百篇多出于忠臣孝子之什,及闾阎匹夫匹妇童子之歌谣,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风也,固非传综诠次以为篇章者也,是诗之教也。唐人诗虽非三百篇之音,其为主吟咏,抒性情,则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实,组织成诗,夫三百篇亦何故实之有?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4]

   其由诗文的迥然区隔中标举诗在审美上的独立性质,攻讦的矛头直指宋人之诗,主要从两个层面分述之:一是以《诗经》和唐诗“主吟咏,抒性情”的特点,比照宋诗“好用故实”而组织成诗的缺失。就一般诗家来说,运用故实也即用典使事,除充实作品内蕴外,无非在于博涉旁搜,标奇示异,逞炫自身的知识能量。在屠隆看来,诗“以吟咏写性情”,“固非搜隐博古,标异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诡者也”,炫示知识能量绝非诗歌主要任务,根本上违背它的抒情特性,认为如此“曷不为汲冢竹书、《广成》、《素问》、《山海经》、《尔雅》、《本草》、《水经》、《齐谐》、《博物》、《淮南》、《吕览》诸书,何诗之为”?即如《诗经》,“诚所识鸟兽草木,然不过就其所见,触物而为之,何尝炫奇标异”(《与友人论诗文》)。[5]而宋人喜用典使事,无异于结撰成文,客观上混淆了诗文的文体界限,构成对诗歌抒情特性的严重消解。二是以古诗重“兴趣”的特点,比照宋人“好以诗议论”的缺失。作为传统诗学的一个美学范畴,“兴趣”说早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示,含有两重涵义:既与“情性”相联,即“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明示“兴趣”不能离却“情性”而言之,本质上体现诗歌的抒情特性;基于此,又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在传达上要含而不露,述而不尽,营造委婉蕴藉、给人以暗示而激发想象的审美效果。屠隆“兴趣”说的基本意涵显然不出严氏所论,如他论“长于兴趣”的唐诗,其中谓“述边塞征戍之情,则凄惋悲壮,畅离别羁旅之怀,则沉痛感慨。即非古诗之流,其于诗人之兴趣则未失也”(《文论》)[6],特别揭出那些“述”“情”或“畅”“怀”诗篇的情感特征,作为“兴趣”未失的表征,赋予了“兴趣”一种抒情的内涵。还有他欣赏不乏“兴趣”的古诗,在于“微辞隐义,有足感人”,也主要是就其委婉传达、蕴意深长的特点来说的。屠隆以为,宋人突破诗文界限,好以议论为诗,“读宋而下诗,则闷矣,其调俗,其味短”(《唐诗品汇选释断序》)[7],正是其漠视诗歌抒情特性及传达艺术的表现,由此超越语言表层而蕴蓄其中的言外之情味势必为之减损,这也使诗歌的性质发生蜕变。

   宋诗喜用典使事与议论化,即逞炫学识及以文为诗的变化趋势,成为冲击以抒情为本的诗歌基本特性的一种蜕变性变革,尤其是以文为诗与以议论为诗手法的相随介入,即直白议论事理包括以事理诠释的特殊方式即“道学之谈”的理学论语入诗,带来诗歌语言形态某种结构性异动,使之朝向易于表达和理解的日常或散文语言的形态靠近[8]。由于语言更符合直接陈述方式或日常表达习惯,诗中意脉趋向明晰,自然容易弱化甚至消解诗歌蕴藉婉曲的传达艺术。可以看出,屠隆诗文有别说及其反宋诗立场,无论是明确诗歌的抒情特性还是声张诸如“兴趣”的传达艺术,根本上还在突出诗之基本特性和独立审美性质。

   联系七子一派诸成员的诗学主张,上述命题也正为他们所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成、弘之际“以文章领袖缙绅”、尤在诗学上对李、何诸子发生启迪性影响的李东阳,其反复强调的诗文异体说,开启了后者之先声。如曰:“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匏翁家藏集序》)[9]辨析诗文在“体”上的殊异。至于诗“体”他概括为:“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镜川先生诗集序》)[10]而解释其中“兼比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以为运用比兴,既在于顾及诗歌“贵情思而轻事实”的抒情特性,也是为了避免直截述说,制造“言有尽而意无穷”(《怀麓堂诗话》)[11]的审美效果。在李、何诸子那里,关于诗歌基本特性与审美性质的认定,再度成为辨察的一个焦点,何景明《内篇》曰:

   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慈惠出焉;经德纬事者,文之道也,礼义出焉。[12]

   其主要从文体角度分辨诗文相异的特点,明示“尚情”为诗歌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有别于“尚事”之文的根本所在。对此李梦阳的相关阐说更值得注意,他在那篇颇能反映其诗学核心观念的《缶音序》中,一面说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明确诗歌主于“情思”的抒情特性和运用比兴以使“假物以神变”的传达艺术,这一点显与李东阳所述不无神合之处;一面排击宋诗“主理作理语”,以为诗“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13]?又与李东阳诗文异体说相通。在他看来,基于不同的文体界限,铺陈事理议论的“理语”或能在文中展述,然切忌在诗中呈露,宋人以“理语”入诗直述,客观上突破诗文文体之界,即他比较“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而指责“宋以后则直陈之矣”[14]的一番意思。说到底,“主理作理语”乃宋人以文为诗包括议论化特点的典型表现,呈现以命意为先的一种“凸现意义”[15]倾向。这也为后七子一些成员所指擿,如谢榛提出“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对比“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感觉“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16],显然不啻在比较唐宋诗特征与品位上的差异,更蕴涵力忌命意为先而造成诗歌“婉而有味”审美性质沦丧的某种警戒意识。为此他主张诗不可太“切”的经营原则,“太切则流于宋矣”[17]。“切”,有切近、切实之义。不可太”切”,指不能过于着实,直白议论,以免诗意脉直露浅近,重蹈宋诗故辙。这一点,王世贞似乎更有体会:“严又云诗不必太切,余初疑此言,及读子瞻诗,如‘诗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联,方知严语之当。又近一老儒尝咏道士号一鹤者云:‘赤壁横江过,青城被箭归。’使事非不极亲切,而味之殆如嚼蜡耳。”[18]严羽言诗不必太切之论,盖为他在《沧浪诗话•诗法》中所称“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着题”指直言题意,“使事”指运用典故事实,二者时相关联,即“使事”直述所立题意,“着题”又显现于典故事实的运用中。上述苏氏二诗各两联较为典型,除高密度用典,还直接道破题意。在王世贞眼里,苏诗作法包括老儒所咏未免太“切”,过于着实直露,构成对蕴藉婉曲韵趣的消解,终有味同嚼蜡之感。

   总之,将屠隆在诗主“性情”与“兴趣”基础上筑起的诗文有别说及其秉持的反宋诗倾向,比较李东阳及前后七子诸成员基于主“情思”、重比兴诗学立场对诗文界域的分隔,以及对宋人以文为诗、好用典使事以至太“切”之特征的排击,二者在注重诗以抒情为本的基本特性与以蕴藉传达为尚的审美性质上多相近似,显示了屠隆对包括七子一派前驱李东阳在内的复古阵营诸子诗学观念的某种接续。由上论来看,尽管他的诗文有别说及反宋诗态度并未超越诸子基本立场而发明之,若曰重在应和其论或许更为恰当,然正是如此,表明作为复古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他在对待诗之为诗的根本性问题上,与诸子保持同调,恪守着他们的原则立场。

   二 “禀法于古”与“铸格于心”

   在强调诗歌基本特性与审美性质之际,屠隆同时论及其实现途径。先看他《汪识环先生集叙》论汪氏之作的评语:

   先生禀法于古,铸格于心,语离则格合,格离则气合,气离则神合,其搜之也博,其研之也精,绳削宛存,风骨自别,洵近代作家之卓然者邪?[19]

   显然,其所秉持的创作准则也现于赏识汪作的意见中,即既须“禀法于古”,又当“铸格于心”。首先,所谓“禀法于古”,换一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屠隆本人学古意向的自我表白,强调习学与把握古法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为他对于诗歌创作径路的一种指认。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略费文辞,先对七子一派诸成员有关法度论说稍作陈述。说起来,诸子之间在如何循守法度的理解上虽有一些差异,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操持法度而以此为学古一条规范径路的基本立场。前七子中李、何围绕法度之争甚为典型,无需赘言,还演变成了文学史上广为人知的一场论辩,尽管如此,二人都认可从古典文本中体认相关作法。且不说独重“先法”的李梦阳,揭出古作“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20],已在概括“先法”的基本特征,就是排击他“独守尺寸”的何景明,不仅谓“诗文有不可易之法”,即“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且以为“上考古圣立言,中征秦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莫之有易也”[21],认定其法见之于“古圣”着论直至魏晋诗歌中。鉴于注重古典文本的法度体认,“体”与“法”的关联得以加强,这就是尊尚古作的具象体格或体式以为体现古法的基本量度。如李梦阳声称“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2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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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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