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民初新式学会制度之确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15-10-03 1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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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 (进入专栏)  

  

   一、

  

   古代中国有着久远的士人结社传统,并在明末达到高峰。但传统士人之结社雅集圈子极小,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道来,即偶有讲习学问者,亦缺乏分科研学之分工,与专业分工明确之近代学会差异较大。同时,传统士人结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难以划清学术社团与朋党间之界限。至于近代学会所具有之其他重要职能,如近代学会须按专业学科设置,须有会员共同遵守之章程和固定宗旨,须有定期之学术活动并发行报刊等,更是“会友辅仁、相聚讲求”之士人结社难以具备的。关于中国古代士人结社与近代学会之区别,任鸿隽曾有精辟之言:“第一,我们历史上的学会,专讲古书、经史、道德、伦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现在我们所讲的学社,专讲实验科学及其应用。一个偏于德育,一个偏于智育,其不同之点一。第二,我们历史上学会,是由一个大学者,大贤人,因其学问既大,名望也高,大家蜂涌云集的前去请教而成。现在我们所讲的学社,是由多数学问智识相等的专门学者,意欲切磋砥砺,增进智识,推广学术的范围,互相结合而成。一个以人为主,一个以学为主,其不同之点二。”[1](93—94)故传统社团与近代新式学会之性质相差甚大。

   新式学会主要是从西方移植和模仿而来的。晚清最早西方意义之新式学会,是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组织的。戊戌时期之学会,乃为士绅为主体组织之新式学术社团。它们多以转型中之士绅为主,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近代性之新式社团,但亦具有浓厚之传统色彩。它们以政治为主,颇有近代政党之实,而少有纯粹学术之意:他们以综合性为主,较少专业分工明确的学会。这些学会从古代中国士人结社传统中吸收了三方面因素——以文会友、聚会讲习的因素,书院讲学的因素,及政治集会的因素;同时亦从西方近代学会移植来三大新因素——会员间之地位平等,定期聚会之民主管理制度,及创办期刊、藏书、印书、讲演等新式事业。戊戌时期的新式学会,是从传统的士人结社、朋党向近代政党转型中之过渡性社团,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些学会虽标榜“学术”,而实乃政治性社团,并非仅仅是士绅为研求学问而聚会。大体上说,戊戌学会以政治性社团为主,纯粹学术性社团较少。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及汪康年创办的中国公会,明显具有此种特征,而湖南创办的南学会表面上为学术社团,实则政治色彩甚浓。

   民国初年,学术界对新式学会之认识更加深刻,对其促进学术发展的社会功能更加重视,更加强调其对学者间互助合作、交流学术之功能。1912年5月,蔡元培提出研习学问要组织学术团体之主张:“方今文化大开,各科学术,无不理论精微,范围博大,有非一人之精力所能周者。且分科至繁,而其间乃互有至密之关系。若专修一科,而不及其他,则孤陋而无藉,合各科而兼习焉,则又泛滥而无所归宿,是以能集同志之友,分门治之,互相讨论,各以其所长相补助,则学业始可抵于大成矣。”[2](97)任鸿隽亦认为,组织新式学会是为了便于学者间之交流,以促进中国学术之发展。对于组织学会、研究机构的必要性,任氏强调说:“昔之研究学术者,多恃一人之独奋。所谓下唯专精,目不窥园,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此昔日研究学术之方法也。今之研究科学者,则公众组织当与一人独奋并重。盖无一人之独奋,当然无所谓学问。而无公众组织,则于科学之广大与普遍性,得有不能发挥尽致者,是吾人所宜留意者也。”[3](431)任鸿隽反复论证,组织新式学会是由于现代科学之研究性质决定的:“研究科学和其他文艺、哲学有一个不同之点。即其他学术,可以闭门造车,出门而求合辙。科学必须群策群力,通力合作,而后容易收到结果。”[4](608)为了培育及推进现代科学,必须建立科学研究组织。

   与晚清学会相比,民初学会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新式学会发生了明显分化。一方面,政治色彩强之学会演变为近代政党;另一方面,学术性强的部分学会演变成专业学术团体,即政治性社团与学术性学会已经区分开来,学术性学会多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不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逐渐成为近代知识人进行学术交流之学术共同体;二是从戊戌时期的综合性学会,逐渐演变为专业性学会,即创建专业性学会成为民初学会发展之主流。因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社团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近代学会组建并开展活动的,其组织机构及活动更趋制度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新式学会制度。

   清末以来,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表明血缘组织之衰落;而会馆制度的没落,表明地缘组织之衰落。与传统血缘与地缘组织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式学会为代表的超越血缘与地缘之“业缘”功能得以强化。如果说清末包括农会、商会、学会、自治会等在内的新式社团与传统的会社还有难以割舍之联系的话(如蜀学会、闽学会、沪学会等社团是从会馆等地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带有浓厚的同乡学者组织的地缘色彩),那么民初学会则与传统会社没有太多的钩连。各种功能专门化之学术团体之陆续出现,标志着民初学会不再具有戊戌学会那种新旧混杂的特色。

   如果说戊戌学会之发起者及骨干均为转型中之“士绅”,那么民初发起组织新式学会者乃为转化后之新式知识人(尤其是大批留学生)。近代新式知识人与转型中之士绅相比,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在学术理念上均有很大差异。他们对西方学会制度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更容易效仿西方近代学会模式组建中国新式学会。创办主体之变化,导致民初学会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戊戌学会带有的那种浓厚政治色彩及传统士人结社倾向,得到较大改变。此时人们逐渐认识到学会与政党的区别,各种政党纷纷组建,并从学会中分离山来,无疑净化了新式学会。民初学会多为纯粹之学术社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较大距离,基本划清了学术研究团体与政治性政党之界限。各学会领导及骨干多为各学科专家,保持着学术团体相对的独立性,警惕着政治势力之渗入,使新式学会成为学者自己的组织。

   民初学会之一大特点,乃是从综合类学会向专业性学会转变,各种专业性、专门化学术团体普遍建立。民国时期专业性学会发展较快,综合性学会则发展缓慢。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学科体制在中国建立后,学者多为某领域专家,学术研究出现了分科化与专门化趋向。建立在分科化及专门化基础上之学术社团,自然以本学科之专门学者为主。因此,除了中国科学社、少年中国学会等少数综合性学术社团外,民国时期的学会多是按照近代学科门类组建的,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哲学会等。

   所谓专业性学会,就是根据近代学术分科原则,按照近代学科分类建立起来的专门学会。这类学会在清末时已经出现,但尚未普遍。戊戌时期引入西方学会制度时,已经有人注意到建立专门性学会之必要,但由于学术分科尚未定型,从事专门学科研究之学者较少,客观上不具备成立专门学会之条件。汪康年筹设中国公会之时,邹代钧即主张创设专门性学会:“学会有极难处,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互相切磋,以报馆为名(译报亦当分数类,而先以时政为主。其他专门之学,译之亦不易也。缘中国习西文者,大抵讲求公事而已,专门未尝及也。且专门一人,仅能译一门,万无兼译之理,非资本充拓,多招译者不可),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5](100)可见,尽管戊戌时有影响之学会均为综合性社团,但确实已有学者认识到西方专门学会与综合性学会之分别。

   应该指出的是,戊戌时期成立的强学会、南学会等属于综合性学会,并且占据学会之主流,但也出现了较为专门的学会,如研习农学之农学会、研习算学之算学会、研习政治学之政学会等。当然,戊戌时期的专门学会并不“专门”,组织亦不完备。戊戌以后成立的各种社团,以政治性和社会性社团为主,纯粹学术性学会较少,但亦出现了一些专门性之学术社团,如中国医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国地学会等,开始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建立专门性学会。1910年,张相文、白毓崑等人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是较为纯粹之专门学术团体。

   民国初年,由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在中国基本定型,加上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学成归国,现代专业性学会开始建立。几乎每个现代分科意义上之学科门类均开始筹建自己的学术社团,以会聚同仁,交流学术:“科学会社之发达,与一国某种科学之发达,有极密切之关系,在我国亦然。”[6](110)1912年初,詹天佑在广州发起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是中国第一个工程学术团体,亦为近代第一个功能专业化之新式学会。次年,该会与中华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合并后成立中华工程师会。1915年7月,该会更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创办《中华工程师会会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到1921年,该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九届年会时,会员发展到498人。

   早在1912年,章鸿钊即注意到新式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作用,同时力求保持新式学会之独立性,对学会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界定:“地学会者,为国人学术团体,其于地学范围内,不惟纯粹学理,即凡有裨补社会,指导政府等事,均宜集思广益,全部规划,督促进行。故该会之发展,有赖于政府与社会之辅助者,固不待言。然究其行事,要自与政府地位者迥别。有政府所不能行者,学会得以进而行之。有政府所必行而犹未行者,学会亦得出其所见,提供当轴,俾得早见施行,然固不必负执行之责者也。”在他看来,中国地学会有研究、讲演、旅行、编辑四项事业,“四者之外,如有余力,宜筹设地学图书仪器馆,并以为同人治学聚会之所。如能就此数大端,组织团体,联络进行,不惟于治学有益,且将直接间接影响于国家及社会,此诚不失为学者之本务,亦即地学会所以成立之宗旨欤。”[7]1922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其英文会章规定学会宗旨为:“以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丁文江在该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常会上用英文讲话,译成中文为:“本会将为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提供一个会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有荒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动的因素。”[8](11)

  

  

  

   民初学会发展之特点在于专业性学会得到迅猛发展,但并不意味着综合性学会就此绝迹。由于学术分工与合作的需要,在分科性的专业学会迅速发展之同时,也需要综合性学会加以协调,故某些综合性学会在民国时期同样得到较大发展。在众多综合性学会中,以中国科学社对近代学术发展之影响最大。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留美学生发起组建的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其最初目的是“刊行科学杂志以灌输科学智识,”[9]发起者有任鸿隽、胡达、赵元任、秉志、杨铨等人。1915年1月《科学》正式发行后,社友们觉得“以杂志为主,以科学社为属,不免本末倒置之病者”,于是有人提出改组科学社为学会。董事会向社员发出改组通告,征求意见,认为改组为学会有三大益处:一、振兴科学,应举之事甚多,如译书设图书馆等,皆当务之急,不能仅仅局限于发行《科学》杂志。二、本社为学会性质,则可逐渐扩充,以达振兴科学之目的:为营业性质,则社员事业皆有限量。三、本社为学会性质,则与社员不但有金钱上之关系,且有学问上之关系;为营业性质,则但有金钱上之关系,而无学问上之关系,与创立本社宗旨不符。科学社社员接到通告后,多表赞成。董事会派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负责起草新社总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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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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