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刘远举:争鸣:廖凯原是中国大学之耻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2 次 更新时间:2015-09-28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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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   刘远举  

马国川:大学不应向金钱低头

数年前,笔者曾参加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学术会议。午宴之时,院长致辞后,一魁梧大汉登台,绘声绘色地宣讲其论文,“轩辕”、“孙悟空”、“科学发展观”等光怪陆离的元素杂揉在一起,匪夷所思。大学教师与管理者们原本正襟危坐,此时忍俊不禁,后来更演化为哄堂大笑。这不仅没有影响演讲者的兴致,反而让他更加兴奋,手舞足蹈,竟至引吭高歌。最后,午宴就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达到高潮。

这位演讲者,就是最近的新闻人物廖凯原先生。一篇网络热传文章《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将这位国际软件屋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他向这些大学巨额捐资,这些学府则允许他在校内成立研究机构,宣扬其自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凯原量子信息力学”等怪诞理论。

当年笔者在现场,仿佛就像观看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一样,觉得廖凯原先生非常好玩,天真得甚至有些可爱。只是对高校中人感到不解:既然那么放肆地公然嘲笑,又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听呢?假如廖凯原不是捐出巨款,你们会来听他的怪诞理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有想到的是,数年后大学与捐款者间的“秘事”被公诸社会,舆论大哗。其实,“廖凯原现象”并非孤例。此事所反映出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社会人士向大学捐赠巨款,理应受到褒扬。但是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捐款而自动成为一位学者,哪怕他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也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如果仅仅由于捐款,大学就接受他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甚至允许捐款者以学者身份在本校内从事学术活动,必然破坏学术活动应有的严肃性,让大学蒙羞,让学术受辱。

学术和商业是有边界的,正如学术与政治有边界一样。在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里,学术与商业的界限很清晰。商人可以向大学捐款,获得美名;大学也可以接受商人捐款,赞襄学术。但是二者坚守各自的边界,各得其所,不会以学术为交换筹码。学术不是财主的婢女,大学不应该向金钱低头。

为什么在中国大学里却出现了“廖凯原现象”呢?多年来,官、商、学不分的学术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困扰了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大学声誉和教学质量。例如,很多高官轻易获得博士学位,退休高官轻易成为大学的院长,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唯行政职称是从,而不考虑学术贡献和品质,等等。“廖凯原现象”只是中国大学乱象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不应该质疑和贬低商人捐助教育的善举,而要反思大学体制的弊端。

大学是最需要风骨的。作为学术殿堂,大学要坚守学术本身的逻辑和标准,不向金钱与权势低头。这就需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只有完善的制度才能保障学术的尊严。“廖凯原现象”最大的意义,不是揭开了大学里的“内幕”,而是提醒人们:中国教育改革还在路上,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很远。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也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尤为遗憾的是,“廖凯原新闻”所涉的所有大学,至今都未对舆论质疑做出公开回应。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作为培养人才之所,大学最珍贵的是声誉和形象。眼看着中国大学的声誉下降,形象磨损,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呢?!

(作者是资深媒体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独立智库。)

刘远举:金钱不是学术自由的敌人

美籍印尼华裔富商廖凯原捐赠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大名校,各名校聘其为教授,并为其举办讲座或设立中心。这个事情,最近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些批评。批评者的观点是,廖凯原只是“民科”水平,其研究“更是不着边的玄幻文学,纯属中国特色的神话”,中国高校为了钱,节操尽失。

类似的观点,在四年前,也就是2011年,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变成“真维斯楼”时也有过。这些观点,根本上看,无非是认为,高校是圣洁之地,是整个社会精神的堡垒,是神圣的象牙塔,不该受到商业化的侵蚀。

不过,作为研究学术、教书育人的地方,高校接受捐赠的标准,应该考虑的是,是否干涉学术自由,而不应考虑世俗的高低贵贱、聪明或愚蠢之分。高校需要自由,而在现代社会,自由往往与金钱密不可分,只要能增进学术自由,金钱就是好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的作者,曾任哈佛校长的德里克·博克在探讨大学接受社会捐赠问题时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接受捐赠并不意味着赞同捐赠者的观点和活动;第二,接受捐赠并不是对捐赠者良好品格的肯定。这应当是现代大学制度下,一所大学理想的运作状态。这也就是说,捐赠者的品格或者观点高下,并不影响高校是否接受捐赠。

博克认为,在面对捐赠时,大学应该坚持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拒绝任何可能明确地限制他们做出重大学术决定一类自由的捐赠。”而显然,建筑外墙上的标志,一场平等那怕是观点错误的演讲会,并不会直接改变高校的学术自由水平,也不会改变教授们的学术观点,更不会被强行地灌输给学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看到真维斯的标志,看到廖凯原的演讲,就大呼“校将不校”,仿佛中国高校贞洁的“思想之自由、独立之人格”遭到了重大侮辱,显然言过其实。

在学校的要求下,教授们或许要出席廖凯原的演讲,但他们不会在自己的课堂上讲授廖的理论。退一步看,廖凯原虽然拿出一笔钱设立奖学金,奖励那些愿意学习他理论的学生,但是,廖凯原奖励那些愿意学习他的理论,或者说,愿意听他说什么的学生一笔钱,这是他的自由,同时,也是学生的自由,其中并没有强迫。有学生表示:大家陪他玩玩,都高兴。相比而言,中国学生学习的课程中,有一些课程绝非“陪他玩玩”那么简单,而是必须学,学得好不好,记得牢不牢,关系到考生的一辈子。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不自由的。

前几天,中国知名媒体人“石扉客”在一次会议上抱怨新闻学界缺少对新闻业界的关怀与温暖。我想,假如中国各个大学的新闻学院有十个、一百个廖凯原进行资助,使新闻学系的实力增强,学术水平提高,新闻学教授将有更强的能力、更大的空间向媒体提供支援。


权力、资本对媒体的影响,乃至对学术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的争议所在,而中国特色的问题往往因为现实冷酷而更加明晰——企业家的支持有利于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发展。所以,廖凯原捐赠中国高等学府的一系列举动,或许格调并不是那么高,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却仍然是一种进步。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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