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真相
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学者视野里，历史人口在明清两朝的增长机制是常常被提及的。不知道是不是偶然，在人口研究先驱马尔萨斯于18世纪后期关注到人口问题之时，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也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接下去，我们所看到的就是18世纪以后的中国人口连续过亿的历史事实。“地广人稀”的观点开始受到挑战，先贤们留存后世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挑战的印记。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早年注意到何清涟文采风流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就截取了18世纪以来200多年的历史作为研究的时空。近年又注意到姜涛可圈可点的力作《历史与人口》中对清朝人口增长机制的研究。从统计数据看，自西汉到明末的1600年间，中国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最高人口大概出现在西汉盛年，为6000万左右。中国人口在清朝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了真正突破性的增长。1720年，人口增加到了12500万。给人印象深刻的是18世纪中国人口连续升腾的历史——据史书记载，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到乾隆六年（1741年）七年光阴，人口就增加了116，993，627人。到乾隆末期的1783年，人口数攀升到了28300万，比60年前增加了一倍有余。嘉庆年间（1812年），达到36000万，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的1842年，人口更是增加到41300万。这说明当代人口过多实非偶然，其历史基础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
到了18世纪中叶，中国人口的增加已经达到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饥寒界线”，自此以后，土地资源曲线远远低于人口增长曲线，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负载力（何清涟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4—45页）。根据史家的推计，其实早在明代，人口快速增加问题已经引起时人关注，最被后人推崇的是徐光启和冯梦龙的观点。徐光启的著名观点和马尔萨斯人口每隔25年增加一倍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农政全书》如是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在《太平广记钞》一文的批语中，冯梦龙的忧虑跃然纸上：“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有人称其为明确提出节制生育主张的第一人大抵出于这段言论。其实其中已经包含了“适度生育”的思想萌芽。到了18世纪中叶前后，看到人口增加过度危机的还有洪亮吉等。洪亮吉（1746—1834）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供应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过剩的事实。他提出的“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很有点类似马尔萨斯提出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和“预防性或者说道德性抑制”（Preventive or Moral Check），故尔被冠以“东方的马尔萨斯”。有趣的是，洪亮吉提出的观点要早于马尔萨斯，所以我们不妨“骄傲”一下：马尔萨斯其实是“西方的洪亮吉”。无论如何，洪亮吉和马尔萨斯虽蹊径独开却殊途同归的观点至今引人深思，说明他们所揭示的历史人口规律决非空穴来风。
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叶，中国人口问题全面爆发。譬如，中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0）就认为：“生齿日益繁”（人口增长）是导致“世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解决中国贫困之法是减浮民。“浮民”者，过剩人口是也。唱和者有汤鹏（1801—1844），汪士铎（1814—1889）等。太平天国的起兵之因中人口过剩是常被学人强调的，罗尔纲的卓越见解更是为人乐道。
二、正确理解“人口过剩”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曾经将“人口过剩”定义为：平均产量低于最低生存线，从而使得死亡率上升或者婚姻推迟、人口增长受到抑制的临界点。关于人口过剩问题，今人有更卓越的见识。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贫困意味着人口过剩。联合国粮农组织曾规定1600卡路里为最低生存水平线。美国生物学家保罗·艾里奇、安妮·艾里奇认为：“理解人口过剩的关键，不是人口的密度，而是一个地区内的人数和与此相对的资源以及承受人类活动的环境容量，也就是一个地区的人数和该地区的供养能力之间的关系。……倘若一个地区的长期供养能力因为当前居住的人民而明显地下降时，这个地区就是人口过剩了”（[美国]保罗·艾里奇、安妮·艾里奇著《人口爆炸》，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8页）。美国华裔学者李中清、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则断言无论是马尔萨斯时代还是今天的中国，“人口过剩的阴影似乎一直是一个神话”，表达了一种罕见的历史人口乐观论。
曹树基博士则将“人口过剩”定义为可以操作的四个原则：（1）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生活水平降低。（2）生活水平不变或者提高，但不可再生资源急剧减少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3）某一区域的人口必须通过向外迁移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如果还存在人口外迁的区域，人口过剩便是区域性的。如果外迁的区域都不存在，人口过剩则为全局性的。（4）为争夺资源发生大规模械斗或战争（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864页）。以清代为例，人口过剩是一个区域化过程。缓解过剩的方式包括主动向外移民和被动地承受战争、瘟疫、饥荒造成的人口死亡（今天的方式还有卖血），最后形成所谓人地关系的恶性宽松——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宽松。历史人口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中国历史人口有巨大波动、大死亡的事实证明了马尔萨斯所说的“现实性抑制”的存在。曹树基用了四章的篇幅讨论了太平天国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是想说明，在19世纪，对于中国人口增长构成最有力抑制的，是马尔萨斯所说的“现实性抑制”——战争、瘟疫和灾荒。
但人地关系在今天却有了新的含义。前述的历史解释隐含了一个假设：人地关系是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天下无闲田。但到了今天，情况比我们想像得却要复杂得多。人地关系反映的不仅仅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同时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组合的，所以同时也反映了人口与社会的关系，人口与人口的关系（或者说权力人口与非权力人口的关系）。撂荒现象说明了什么？谁能想到土地的边际产出会是负的？宁可闲着，也不种地，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不勤劳，而是无动力。不当的社会关系破坏了人地关系，官本位导致“官口”膨胀，干群关系紧张，是因为每个非权力人口所承担的吃官饭的超过了他们能够承受的能力。这再一次说明了人口问题往往是面相，实质是文化和制度问题。人并不是有土地就一定会去种的，人们种地是为了期待收获，如果种地的结果是倒贴钱，谁干？这启示我们：并不存在纯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存在不受人与自然关系制约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动物人”和“社会人”是人具有的两种属性。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整个生物圈中，既是栖居者，也是操纵者。前者表明了人的动物性，他们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人类的很多行为都是一种本能，受教育越少，理性的力量就越弱。很多动物当生境恶化——譬如食物不足——的时候，它们会向外迁移来逃避不利空间。当无法逃避性迁移时，会降低种群的繁殖速度来适应生境的变化。人的社会属性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某种相对固定的关系，如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族群关系、党派关系等。一旦关系断裂，社会解构，则成危乱征候，如果此时国家失去了控制力，那么整个文明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当中国人口自18世纪以后不断突破亿人大关的时候，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走到明清两代也在过剩人口的巨大压力下宿命地到了烂熟和落幕的阶段。所以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社会危机在这个文明体系成长演变整个生命周期最后一段集中爆发（最激烈的莫过于太平天国，据史家估计，起义失败后人口减少了约1.5亿之众）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三、人口增长的文化机制
理解传统社会的人口增长机制，婚育文化往往有独到的解释力。18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人口突破性的惊人增长一直压迫着旧体制的神经，挑战着传统社会的养育力。中国积弱积贫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地关系紧张、人口与资源环境配置失当、民智未开、人口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开发等等。但瓶颈问题并不在人口，人口只是问题的症候和面相，深层的原因一是制度问题，二是文化问题，而这两者其实又是血脉相连的。
婚育文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传统的婚育文化促成了人口无节制的繁衍，人口过度的增长又挑战着这个婚育文化背后的社会养育力。传统的生育决策极其分散，严格按照家族本位的原则进行。生育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原理决定了人口过剩条件下家庭多生多育的决策最终对社会会产生压力甚至危害。决策只对家庭利益负责，虽然家国同构的体制告诉了我们这种决策机制似乎同时服从了国家的利益。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家”与“国”的利益共同体却走向了解构，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变革和挑战。人治社会、人力社会天然地决定了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人力不仅可以抵御自然力的挑战，而且可以保家卫国，于是每家每户打拼人力的多寡和族群的大小。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里，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陷阱。因为在崇尚人力的传统社会里，几无可能将分散的生育决策整合起来，自觉地将外部成本内部化。这就是人口问题的大历史观所展示的情形。
文化力——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塑造着中国历史人口的增长机制。虽然社会生产力有所提升，但人们的生活水平未见大的提高。事实上，早在唐朝就已臻农耕文明的顶峰，明朝闭关锁国后自力更生靠天吃饭窒息了一个大系统社会发展的活力。这个系统与外部世界交流极少，清朝有所改观，但对整个社会民智之开未起作用，只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才算是对精英知识分子起到了当头棒喝的作用。邹容、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的风行一时可以佐证。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社会如果不消解人口增长的压力，人口增长就只能以恶的形式表现出它的影响力。
四、人口增长：文明变迁的推手？
人口增长与文明转型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人口压力假说和人口推力假说从两个角度试图说明人口发展与文明变迁的关系。当下的启迪是：第一，人口增长称得上是文明转型的基本推力，但历史上的中国却为此付出了血与火的昂贵代价。第二，人口增长存在着“制度空间”，试图冲决制度空间的人口增长或者说人口变动展示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冲突，但这种冲突似乎也可看作是文明变迁的基本力量。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下，我们还处在历史巨大的尴尬之中，长期以来对生育特别对男根的崇拜结果却为其所累，文明的转型也就显得格外的艰难，过剩人口的压力羁绊着现代化的步伐。第三，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又是制度的变迁和人的发展问题。人口增长的作用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安排和创新，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中国需要一门新的学问——“制度人口学”的基本缘由。生育控制只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出路，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要构建公正公平、有效开明、能够激发人口活力、有助于推进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现代制度体系。
来源： 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10608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