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正美:萧统与萧纲

——支撑《文选》与《玉台新咏》之编纂的文学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 次 更新时间:2015-08-27 23: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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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正美  

   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两大文集——《文选》与《玉台新咏》,恰成对照。《文选》收録了更令人思考人生的作品,《玉台新咏》收録了更艳美的、感官性的作品。前者由不满于当时文学思潮的文学认识所支撑,后者由拥护、指导当时文学思潮的文学认识所支撑。与刘孝绰等属官编纂《文选》的是萧统,命徐陵编纂《玉台新咏》的是其弟萧纲。

   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朝的开国者武帝萧衍的长子。两岁立为太子,未及帝位,三十一岁卒。《文选》之外还编纂了一些文学作品,现已不存。以《文选序》为首,《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等篇章都反映了他的文学认识。

   简文帝萧纲(503—551)字世缵。武帝第三子,萧统同母弟。兄卒后,立为皇太子。侯景之乱后,在父亲死去的同时即位,不久遭废并被毒死。他自身亦作为优秀的创作者,率领以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父子等人为核心的文学集团,使得宫体诗大为流行。他的文学认识,可从以《诫当阳公大心书》为首的诸如《与湘东王书》、《答张缵谢示集书》等篇中窥见。

   萧统《文选序》: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词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一  萧统的“沉思翰藻”

  

   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了选録作品的标准。正如经子“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不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一样,由此亦可知“能文”与否是其标准。在前文所引片段中,萧统认为,史书与“能文”的篇翰(文学作品)有别,而赞论序述的内容出于作者的深沉思索,同时又具有美的文学表现,能够被视为文学作品。在此,萧统表达的不只是对于史书的看法,而且是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在以“能文”为前提的同时,他以“沉思”和“翰藻”两方面或曰两者关系为依据来思考文学。

   今若暂且将“沉思”和“翰藻”两方面置换为内容与修辞,则与“文质彬彬”的文学认识相重合。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这可说是《论语•雍也》篇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以来的传统立场。萧统将文与质置换为丽和野,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为理想。对于这一文质兼用的调和美,钟嵘在《诗品》中也试图以“词彩”与“气骨”等相对的评语加以具体的判断。与此相适应,这一古典文学论,似乎是从梁代文学的一般状况出发、以纠正偏于“文质”之“文”的文学状况为目的之传统认识出发的主张。当前的目的并非攻击“野”。从以“能文”为前提的萧统和梁代文学的普遍状况来看,“野”不是考虑的对象。问题似乎在“浮”的一面。

   不言而喻,齐梁之际的文坛是由沈约的声律美所统领的。他断言文学的标准是“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由于人工的声律美如此受重视,甚至到了“质”无人论及的程度,才形成了萧统文质兼用的古典观点。“文质彬彬”的主张本身并未越出中国传统观念的范围,未能至于改变从咏物诗到宫体诗的轻靡诗风,但萧统是从古典中寻求规范来完成《文选》编纂的。《文选》不收当世者的作品,也是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的体现。

   那么,至于说只是《文选》编纂这一事业具有意味、其主张不包含有意义的批评意识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如此。再次回到引文。问题是“沉思”的意味内容及其与“翰藻”的关系。

   “沉思”一语,在《文选》中能找到“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陆机《赴洛道中作》)之类,作为诗歌语言的用例。那是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运用,与陆机《文赋》的“耽思”、“凝思”等接近吧: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

  

   李善将“耽思”释为“静思”。“耽思”和“凝思”都是指使得心灵澄静、思绪展开、等待和接受想象力的到来的姿势和时间。“沉思”也是与之相近的词汇吧。本来是作品构思中的沉思、语言选择中的沉思都可以说的行为,沉思这一集中的姿势和浓密的时间,必定激发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关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进一步指出,“不单是美文,是作为沉思之当然的、或曰必然的归结的美文”、“作为前提的具有深沉思索的作品,于是其当然的归结是作为翰藻表现出来的作品”。很明显,吉川氏解释为不只是“文质彬彬”并称。总之,探究了在两者的关系上,表现为何物、美文为何物的问题。我认为,不单是将两者分为内容与修辞、认为两者相互结合为佳,而是应该立足于两者的关系、分析文学为何物。可以认为,将隐密于现实人生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且将其作为表现而自立,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从《文选》选録的实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铃木修次认为:“在《文选》中,比较重视阮籍、郭璞、陶潜等探求人生问题的诗人的作品而加以收録。”还有,不仅仅是数量上,高桥和巳指出《文选》“相对优待那些诗人在生涯的转折中创作的作品”。

   以陶渊明为例,有八首诗和一首辞入选。对于一位在当代不过是二流诗人的田园诗人来说,可以说是选録得较多的。所选取的作品,也是描绘了渊明独特的世界的(隐士、贫士、挽歌、菊、酒、对异书的浪漫兴味等)最好的篇什,现在看来也令人敬佩。日日“手不能释”(《集序》)地爱好陶诗,以至撰写其传记、编纂其文集、写作其序文的萧统,不只是所谓爱好者。可以认为,其中贯穿的批评态度是:围绕生涯中的归田这一转折点,以《归去来辞》为轴心,将之前的出仕与归田的烦闷都收于其中,试图与作者的人生交锋。

   《集序》云“此亦有助于风教也”,斥《闲情赋》为“白璧微瑕”。有时萧统有道学气的言论,这也是由于其与“文”相对,更强调“质”的意图吧。他认为,文学在以“能文”为前提的同时,又与作者人生中的深沉思索和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  萧纲的“文章放荡”

  

   由文章标题可知,萧纲的文章是对第二子当阳公大心所述的家诫。据《梁书•大心传》,大心封当阳公是在萧纲立为太子的次年、中大通四年(532)。从全文的文脉来说,对被誉为“幼聪明、善属文”的大心,在引用《论语•卫灵公》的同时,决不是作为处世着眼点、而是激励其为了成为合格的统治者而学习。相应地,在此阐述文学论并非主旨,但在这一场合下,对比地引用“文章放荡”论,正最为激进地表达了萧纲的文学认识。

   “放荡”一语,正如《文选》中的用例“情放志荡,淫乐未终”(曹植《七启》),是指情志得以舒展地、充分地发挥。比如东方朔(《汉书》本传)、曹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阮籍(《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刘伶(《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名士传》)、嵇康(《晋书传》)等人物品评对“放荡”的运用,表明其意味着决不为规则所束缚的过度奔放。萧纲把这一条作为文章的着眼点,与立身必须谨重的立场截然区别开来。“立身”中不可谈及“放荡”,而文章中持以谨重便已经不可能是文学了。

   此外,萧纲还着有《与湘东王书》一文,批判那些模仿谢灵运、裴子野的文人。在此,他热切地主张“吟咏情性”才是文学的紧要课题。正如林田慎之助氏所指出的,萧纲所主张的,是否定《毛诗大序》中的道义拘束和政治效用的“吟咏情性”,这也是钟嵘《诗品》所强调的观点。

   顺便说一下,萧纲所攻击的裴子野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雕虫论》)一说,对“吟咏情性”加以批判。这也说明放弃六经的“吟咏情性”是梁代的普遍现象。

   于是在萧纲这里,必须放荡情性、加以吟咏,更加彻底化了。换言之,试图将“吟咏情性”的尺度放在“放荡”的如何过度中,才是在认真继承“吟咏情性”这一由陆机到钟嵘的六朝文学课题的同时、将其更进一步的萧纲的突出之处。

   然而,六朝文学是在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一文学自立宣言——文学具有与政治(现实)相匹敌的意义的评价中开幕的。这也是必须从文学本身出发把文学作为问题的六朝文学认识的前提。萧统把“能文”作为前提的基础中包含了这一观念。我认为,这一前提的彻底化的归结,不外乎是萧统的二元论。我认为,现实与表现在始终不能相容的状态下走向二元论,是文学产生危机的趋势。而这一固定的二元论的出现,一方面是丧失了“诗言志”之“志”的诗人个别的问题,更多的,不外乎是已经使得“志”只可能等于“野心”的卷入权力之争的旋涡的政治立场的责任,无法将其尖鋭地、震撼地切入的思想着眼点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此,与萧统试图整体地把握现实与表现的关系的姿态(那是稍微有些暧昧的、不那么激进的)相比,完全拒絶现实立场而只想把握表现着眼点的萧纲的姿态则是彻底的。

   那么,萧统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现实与表现决无关联的固定二元论呢?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对萧纲来说,现实的内容是局限于“立身”的,那是始终强调“谨重”的。对于把“治者”的处事态度作为问题,行走于从晋安王走向皇太子、然后是简文帝的道路上的萧纲来说,现实不外乎就是如此吧。但是,与活生生的现实的倾轧、其中纠葛着的生的全部,能否用“立身”一词来概括呢?一般说来,文人的决不能完全把捉,是不言自明的吧。相应地,这是向儿子说明统治者的心理状态的文章,由此也可知,此说未超出“治者”这一个别立场的言论的框架,很大程度上不具备作为一般文学的批评认识的普遍性的要素。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将现实局限于“立身”、应当尽可能地“谨重”的看法,反映了立足于自身现实的萧纲的诚实。将现实着眼点加以搁置而谈论文学的口吻中,当然也看不到萧纲的苦恼。因为,所谓苦恼,是现实立场强加的东西。总之,萧纲在此出人意料地承认自己的“现实”的阙如。由此可以确认的萧纲的诚实,既不是他的名誉也不是其他什么,但是,可以认为,从这一意味也可以看出,“文章放荡”论是反映了萧纲的全部人格的言论,这一点留在记忆里,也是有意味的。

但是,在此也有两点不可忽视。其一,虽然勉强谨重是出于“立身”的着眼点,但迫使人谨重的现实也可以视为自身的文学的现实。禁欲、自制越强,希求解放的“放荡”作为文学现实就会越发活泼泼地而来,但萧纲并没有捕捉到这样的结构。萧纲的作品中没有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的主要原因,当是这一点。比如,刘桢以“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二句开头的杂诗等,是显示上述构造的佳例。试图准确表现被山积的文书忙杀的现实,正是吐露了对现实的另外一侧的清静世界的向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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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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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四辑)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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