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8 次 更新时间:2005-12-10 16: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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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 (进入专栏)  

  

   一、中央《建议》的起草和基本精神

  

   今年是“十五”的最后一年。中央从年初就着手准备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2月份成立起草组,温家宝同志为组长、曾培炎同志为副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研究和起草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工作,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九十年代以来,逢五、逢十的年分,中央全会都是“五中”,都是讨论中长期规划问题。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讨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讨论“十五”计划。十六大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有四个五年规划,“十五”是第一个五年,后十五年还没有规划。这次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在准备过程中,曾经考虑过规划得更长远些,提出关于“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发展的建议。如果能够做到,这当然是很需要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以后,觉得分别提出2010年和2020年的具体目标比较困难,有些目标不容易量化,五年和十五年目标不大好分开,也很难说得更具体,所以决定还是只讲“十一五”时期。即使这样,2010年的目标也不可能太具体,主要是讲指导思想和总体部署。这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发展规划的要求。具体的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国务院明年3月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报告。

   从“一五”到“十五”,都叫第几个“五年计划”。“十一五”改称“规划”。这更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规划的性质。“规划”和“计划”是不同的。《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计划是政府必须实现的目标,……;而规划只是为经济增长确立方向,今后根据市场经济的走势,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手段。”这种评论是对的。当然,不能说过去的五年计划完全没有规划的性质,指导性计划更带有规划的性质;但正式称为“规划”而不称“计划”,这是第一次。所以,严格说并不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但也不好叫“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过来,就叫“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人们都能理解。

   “十五”时期的发展为“十一五”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提供了新的起点。预计,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5万亿元,年均增长8.8%;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左右,比2000年增长1.3倍;进出口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比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长近2倍。总的看,“十五”时期发展和改革进展比较顺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局不错。概括地讲,就是中央《建议》所讲的“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这里所说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当然指的都是经济而不是社会政治。这“四化”也是“十一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

   从总体上把握,“十一五”时期的任务,仍然是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继续做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篇文章。现在还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期。现在和五年前相比,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都是进入新阶段的明显标志。所谓新阶段,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是把握现阶段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十六大所说的,目前我国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样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中央《建议》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二十四个字,就是在《建议》第3点所强调的: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句话: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两个大的战略思想,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政策调整的方向。贯彻这两个大的战略思想,需要采取许多实际步骤,影响将是很深远的。对于它的意义,人们现在并不是都认识很深刻了,实际政策也需要不断完善。

   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这是长期任务,现在所取得的进展还是初步的。“十一五”时期必须在体制和政策保障方面,在实际工作步骤方面,有一个好的开端,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十一五”规划是积极推进改革的规划,各方面的改革,都是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

   中央《建议》很全面地又很概括地分析了“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困难和制约因素。说现在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指现在是有利条件比较多的时期。仔细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机遇和挑战,都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例如,现在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了,但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也远比过去强烈,因为经济的规模大了;高储蓄率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来源,这同时也表明国内消费市场开拓滞后,有钱没有地方花,或者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有后顾之忧;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竞争优势,但就业压力大是困难;外部环境总体上有利,但对国际市场依存度的提高也增加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我国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新的挑战。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上涨,针对我国商品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所谓抓住战略机遇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同时要化解或者缓解不利因素,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二、关于“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十一五”规划的核心问题。“十一五”规划是一个积极谋发展的规划。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资源和环境,“三农”问题,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等等。

   中央建议提的经济增长指标是: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前提是,“十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为8.8%;还要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我国人口1954年10月第一次普查是6亿,现在是13亿,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最短是从1969年9月的8亿,增加到1974年6月的9亿,四年零九个月。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速度慢了,但基数大,增加人口总量还是很多。2000年我国大陆人口是12.65亿,2010年预计13.7亿,10年“平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母增加1亿多人,“十一五”时期实现人均翻一番,经济要年均增长7.5%左右。这个指标是积极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的要求;如果按照十年翻一番的要求,“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5.7%就可以达到。这个指标也是稳妥的,留有余地的。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很大,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测算,“十一五”时期增长率有可能保持8%左右。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好地发展。

   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实行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是硬道理”是什么关系?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至今仍为经济不发达所困扰。发展经济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发展的认识需要深化。怎么发展得更好,并不是光讲“发展是硬道理”就能够解决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认识的深化,是发展理念的进步。要讲两句话:一句是,发展是硬道理;还要讲另外一句,科学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来的。这和发展阶段有关系,过去没有饭吃,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解决温饱问题,现在的许多问题过去提不出来,提出来也解决不了。不能说,过去几十年完全没有科学发展,做得好的地方都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也不能说,外国没有科学发展,外国许多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应该说,现在确实到了突出地提出和实行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了,否则很难实现持续平稳发展。实行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并不是否定发展是硬道理。“十一五”是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中央《建议》特别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

   现在经济发展的困难,主要不在于增长速度上不去,而在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中央《建议》强调,“十一五”时期要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大的进展。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有些和发展阶段有关,很难完全避免,例如经济技术基础差,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影响新技术的普遍采用。有些是体制和政策问题,例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按实际产量而不是按可采储量计税的办法是煤炭资源回收率低的直接原因;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使耕地急剧减少。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不严,政绩考核方法的缺点,也是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浪费的原因。体制性的原因要靠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来解决。也有大量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包括强行淘汰落后工艺装备,制造和推广新的装备。中国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必须强调自主创新。中央《建议》强调,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必须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强调自主创新也是“十一五”规划同以往五年计划不同的地方。现在不少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要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行结构调整。

   中央《建议》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非常重视。现在,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已经构成严重制约。根本原因在于增长方式粗放。应该说,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方面是有明显进步的,标志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了经济翻两番,单位GDP资源消耗下降的幅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在1980—2002年的22年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耗标准煤从14.34吨下降到4.76吨,下降66.8%;电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1971—1999年,按国际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2%,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幅度为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11.2%,亚洲国家平均下降32.3%。但是,这种明显进步,是以过去很高的资源消耗为基数的。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在有的文章按单位GDP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来作国际比较,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生产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是日本的11.5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倍以上。这种比较方法并不科学,因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不同,GDP统计也不准确。我认为,用单位实际产出的消耗作比较可能更接近实际。从资源消耗强度看,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行业单位能耗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低20个百分点;单位建筑采暖能耗比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高2—3倍。“十五”时期,资源消耗强度明显增大,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增长率/GDP增长率)大幅提高。80年代GDP增长1.43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64%,弹性系数0.44;90年代GDP增长1.62倍,能源消耗总量增长32%,弹性系数为0.2;2001—2004年GDP增长39.6%,能源消费总量增长52.1%,弹性系数1.29。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和近几年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关,但不论怎么说,经济增长的成本在上升。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我们面临着这样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又处在资源消耗比较多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资源需求与日俱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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