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文章写作十二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2 次 更新时间:2021-08-04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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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 (进入专栏)  


怎样写文章,这个题目很难讲。文无定法,文章之道,有许多是可体会而难以言传的。何况,写文章的人各有各的偏好和路数,“文章是自家的好”。因为是同行同业的,同甘共苦,我讲些个人的零星体会,共十二个题目,长短不一,有些意见,是感想式的,只能叫作漫谈。

一、文章怎样才算好

对写文章,历来有不同看法。有说是雕虫小技的,有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曹丕《典论·论文》),不管怎么说,文章总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反映着现实,也记载着历史。

写文章不是少数人的事,凡是知书识字的人,几乎都要写文章。决议和决定,报告和讲话,论文和专著,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乃至书信、公告、便条,以及手机短信之类,都是文章,只是体裁和载体不同。

研究室是参谋和助手班子,是以调查研究和文章写作为职业的。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听河北省政府研究室的同志说,有一个顺口溜:“研究室、体改办,拎个破包到处转,厚着脸皮蹭顿饭,写成文章没人看。”我说这是表扬研究室和体改办。“拎个破包到处转”说明艰苦朴素、工作勤奋;“厚着脸皮”才能“蹭顿饭”,说明没有特权;“写成文章没人看”,可能是别人不爱学习,也可能是文章写得不好,只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章怎样才算好,也是见仁见智,不容易一两句话说清楚。甲认为好,乙可能不以为然;乙认为好,甲可能不以为然。这和个人欣赏偏好有关。

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不同的要求。不能把会议通知或者工作报告写成抒情散文和学术论文。

虽然这么说,对于什么是好文章,还是有共识的。文章的好坏,读者还是能分辨的。经过千百年筛选淘汰而保留下来的优秀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像《古文观止》中的许多文章,《唐诗三百首》中的不少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名著,长久流行而不衰,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古人讲义理、考据、辞章。义理就是讲道理,有见解;考据就是材料要准确;辞章就是要有好的表现形式,这涉及文章的语言、章法和风格等许多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笔要好。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种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还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这里所讲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以及逻辑和辞章问题,都是些好文件和文章的根本要求,是从认识论的高度阐明调查研究和思维过程的很经典的观点。这里所批评的现象,现在也还普遍存在。

可以说,好文章的要求,是正确的健康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形式统一,二者缺一不可。所以,文章不仅要有内容方面的追求,也应该有形式方面的追求。

文章的风格与流变,和文章内容、时代精神息息相关。文章内容是否正确取决于立场、见解和知识,首先是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对中央精神的把握。思想僵化,没有见识,内容贫乏,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里我着重讲的,是表达形式和文风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内容方面的问题。

二、写作是技巧也是艺术

文章首先内容要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形式也很重要,好的内容需要有好的表现形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能片面追求形式而不讲究内容,但不讲究形式也不行。文章的起码要求是达意,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如果不能准确遣词造句,连达意也做不到。文章写作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艺术,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要像重视文章内容一样重视文章的形式。

中国有重视文章写作技巧的传统,名篇佳作代有流传,各种体裁的文章都有。能够长久流传的,都是好的内容和完美的表现形式相统一的文章。赋和骈体文是极其讲究写作技巧的,虽然后来浮华靡丽走到极端,内容空洞而徒具形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衰落了,但讲究写作技巧的精华之处还是应该肯定和继承的。旧体诗能够长久流传不衰,和完善的表现形式有关。新体诗至今没有被大多数人所喜爱,没有找到完美的表现形式是重要原因。

中央一贯重视文章写作,1951年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当天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正确的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大多数条款是毛泽东所写,个别条目是刘少奇所写),其中有好几条是专讲文章和文件写作的。第四十七条说:“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1996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2000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公文是文章的一种,对工作正常运转有重要意义,比其他文体的写作相对容易,但有些人还是不大注意。

写作不是少数舞文弄墨者的事,许多工作都离不开写作。不仅文学作品要重视写作技巧,理论文章、调查研究报告、会议文件和讲话,各种体裁的文章也都要讲究写作技巧。讲究不讲究,技巧的高下,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现在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基础训练不够,不少人文理不通,“写手”更成了稀缺人才。不少高中甚至大学毕业生,写不出通顺的文字,甚至连封信也写不好。有些做研究工作的青年人,学问和见解不错,但因为文章写得不好,不善于表达,不能尽展其才,是很可惜的。好几个部长向我反映,现在最缺的,是懂业务,文笔又好,能写点东西的人。

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观察和认识没有止境,文章内容没有止境,对于写作技巧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文章从题材、体裁到语言,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经常琢磨各类文章的写法,把写好文章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

我举个新的大变化的例子。电脑和网络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发明,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写作来说,在采集信息、整理资料、提高效率方面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可以给人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调查研究,对写文章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也给一些偷懒的人提供了方便,例如不分析情况和研究问题,整段下载材料,东拼西凑,敷衍成文,很容易造成重复和雷同。现在写文章似乎也进入了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如何保持“手工缝制”的个性化特色,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是说文章选题。选题很重要,选好题目,文章成功一半。

初学写作者写大题目往往不容易成功,因为大题目涉及内容广泛,不大容易把握。比较好的办法是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不是抓住鸡毛蒜皮无限夸大上钢,而是把题目范围定的小一些。这样做,分析容易细致深入。大题小做也有成功的,这要求具备很广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概括能力,一般人很难做到。我举两个例子: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是毛泽东写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是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术的碑文,碑文总共114个字,分三段,每段只有一句话: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里三个一句话的排比句式,很准确的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几个大的阶段,三句话的结尾都是“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很切合碑文的要求,是一篇好文章。

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是1927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这样大的论文题目,鲁迅没有摆开架式,时代背景,一、二、三、四,而是根据史书和《世说新语》之类著作的记载,讲许多故事,通过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说明魏晋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社会风气和文学流派的关系,具体生动,比看抽象的论文印象深刻的多。在这篇演讲里,鲁迅把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清峻”——简约严明,和“通脱”——随意或随便。这个时期的文风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作者知道的,应该比写进文章的东西更多,这样写起来会轻松自如,绰有余裕。如果自己不懂得那么多,硬着头皮写大题目,会感到吃力,甚至给人声嘶力竭的印象。

我一向主张初学写作者,特别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年轻人,要小题大做,这样有助于找准聚焦点,对某个具体问题作深入研究,把道理说透彻。没有对于所讨论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对于全局的把握,写大的题目容易限于空泛,大而无当,你说得别人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你没有说。

四、粗枝大叶

粗枝大叶只是个比喻,古时用来形容汉代文章的粗犷大气,与六朝文的华丽细腻相区别。

粗枝大叶,当然绝不是说,写文章可以粗心大意,文章可以有疏忽和漏洞;而是说,要注重大的轮廓和脉络。要先把文章大的结构和布局搞清楚,把文章大的框架立住。就像一座房子,四梁八柱立住了,才坚固牢靠。或像一个人坐在一个很结实的四条腿的大椅子上,就显得大气而稳当。文章有不同的风格,不论是清峻还是通脱,是豪放还是婉约,框架都要立得稳,才能站得住。当然,这种框架构思,不一定形诸文字,也可以只是个腹稿。框架定好了,才能够提纲挈领,观点和材料的组织才会有中心,写起来才不致“节外生枝”。框架立不住,观点和材料的取舍就会无所依据,就不会有逻辑和条理,甚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纲举目张的说法,用在文章的写作上是合适的。

文章框架设计的过程,也是初步分析和理顺思路的过程。文章主题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每个方面有哪些内容,按照内在的逻辑关系,粗线条的摆布停当,文章大的轮廓和脉络也就有了;什么地方是需要弥补和加强的薄弱环节,也就大体清楚了。最初确定的框架,只能是粗线条的,写作过程中修改补充和局部改变是难免的,但事先的缜密思虑可以防止中途全盘推倒重来。

粗枝大叶,注重大的轮廓和脉络,不是不注意细节和交待事实。该说明的事实还是要交待清楚,不要省那几个字。有的文章,讲了一大篇道理,读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要以为自己知道的读者都知道,中国人知道的外国人一定知道。用简明的语言把事情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并不容易,有时候比发议论还难,说得多又容易罗嗦。叙事是写文章的基本训练,中学生作文都是从记叙文开始的。中国古代小说很注重交待事情和人物的来龙去脉,三言两语,清清楚楚。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可以从古典小说借鉴简要交待事情经过的做法。有的大块文章,开始头绪比较多,有的线索在讲述过程中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徐庶,其实这是可以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法交待清楚的,只要细心,并不困难。

五、标新立异

文贵创新。“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戴复古《论诗绝句》),创新就是标新立异。随人脚后,人云亦云,不可能创新。

谈判要有妥协,与人相处要寻求共同点,都是求同而存异。与此相反,搞研究、写文章,要存同而求异,研究性的文章尤其如此。如果讲一样的话,复印散发就可以了,何必再写。网络上有各类文章的标准版本,满足官样文章的需要,一个程式,八股腔调,套话连篇,不可能有新鲜创造。曹雪芹所批评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是文章大忌。古人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欧阳询《艺文类聚》二十五引梁简文帝萧纲语)所谓“放荡”,就是要放得开,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是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要有新鲜的见解,也要追求不同于别人的更好的表达方式,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即使同样的主题,同样的题材和体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上也要追求“新”和“异”。毛泽东的文章,鲁迅的文章,即使不署名,细心的读者也能辨认出是谁写的。同样的题目,不论是论文、散文还是诗歌,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文章,而且各具特色。

标新立异的根据,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是对中外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而不是无根据的说些惊世骇俗的大话,用片面性、绝对化的言词哗众取宠。郑板桥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他的艺术追求,也是文章之道。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说锤炼语言要下功夫,不是追求怪诞。

六、深入浅出

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也最难。没有对所论事物的深入认识做不到“深入”,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不可能“浅出”。深入深出的“深出”固不可取,但“深入”还是好的。实际上,在某些专业领域,也很不容易做到深入浅出。浅入浅出在某些场合,例如文化普及和通俗宣传,也是需要的。唯有浅入深出,卖弄博学,故作高深,用人人都难懂的语言讲述人人都知道的意思,变成小圈子人的“自产自销”甚至是自言自语,对社会没有多大用处,是文章大忌。

深入浅出一向是文章大家所追求的。毛泽东的文章,老一辈学者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吴晗、费孝通的文章,胡乔木、胡绳的文章,都是深入浅出的模范。有些科学家,例如华罗庚和钱学森,文章也写得深入浅出,为读者所喜爱。高手们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是因为有独到的见解,也因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技巧,能够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所谓平白如话。

古往今来,能够流传的好文章,都是深入浅出的,没有哪一篇是装腔作势、佶屈聱牙的。读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完全是本色语言,没有任何生僻的地方,但意蕴深远,成为千古绝唱。

做到深入浅出有文字技巧的问题,也有写作态度问题。写文章、作报告,是和受众交流,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别人,和别人共享信息,或者希望引起别人的赞同和共鸣,态度一定要诚恳,就像和亲朋在谈话一样。和亲朋谈话有谁是矫揉造作、虚情假意、故弄玄虚的?毛泽东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文风问题才能解决。

“文章四境界说”,是我1998年在为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博士短论文丛”写得序言里最先明确概括出来的。这是多年读书和写作的体验,也是形式逻辑的推演;深和浅、入和出,只有这四种组合。这说明,形式逻辑也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七、简单明了

文章要简明清爽,不能拖泥带水。简单,才能明了。简单明了,才能眉清目秀。古代文字刻在龟甲上,后来刻在或者写在竹板上,很费力气,所有文章都很简短。《论语》只有1万多字,《道德经》只有5000多字。司马迁的《史记》写50多万字,在当时非常不容易,用一辈子精力。古人说某人学富五车,那是指竹简和马车,如果是纸质印刷品,五大汽车,恐怕谁也读不了那么多。如果是电子版图书,甚至十个光盘也读不完。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书写方便省力,文章也越写越长。据说海明威为了把文章写得简明,站着写,写得太长就累得写不下去了。

有人说,白话文不能写的简短。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人和胡适辩论,只有文言文才能简短,并举推辞不就某职为例,复电用文言文就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只有12个字;胡适说,白话文可以只用5个字:“干不了,谢谢。”打电报因为按字数计费,都很简短,这是经济规律起作用。世界性的高峰会议因为严格限定时间,发言都不长。

要言不烦。过去有“惜墨如金”的说法,有的评论甚至把“简”称为文章“尽境”,也就是最高标准。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简约是文章之道,不能“瘠义肥辞”(《文心雕龙·风骨》),内容稀薄而空话连篇。

写文章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事情写得简单明了,不在于把简单的问题说的复杂。

写文章的经历,往往是“短—长—短”,开初没有东西可写,文章长不了,小学生的作文都很短;学问有了长进,知识多了,文章也越写越长;能再由长到短,就成熟了。这里是两个飞跃。借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古话,文章之道可以说是“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简,不是简陋和寒碜,不是只有平铺直叙而没有曲折多姿,也不是只要直白而不要含蓄,更不是要把文章写得干瘪枯槁;而是用简约的语言,准确表达思想,这是要高水平才能做到的。实现由长到短,比由短到长要难得多。可以说,由短到长,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再实现由长到短,只有少数悟得文章之道的人才能做到。写短文章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有一次肖伯纳给朋友写信,说对不起,我因为没有时间,不能把信写得短些。当然,文章简约不仅是文字功夫,也和世事洞察有关。

文章写得太长,有的是因为不得要领,不知道什么是重点。这是认识深度的问题。

写得太长也是文风问题,是思想和工作作风的反映。毛泽东在延安批评过,党八股文章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1942年延安反对党八股的干部大会原来就叫“压缩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的署名报告《反对党八股》,列举党八股的表现,分析党八股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及其危害,今天读来对我们写好文章和文件还很有启发。现在的套话,也是一种党八股。

国际交流中要注意简单、明了、响亮,还要尽可能做到中性和通用,因为中外文化差异很大,我们习以为常的,外国人不一定了解。北京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都是好例。当然也不是越简越好,例如有些简称和缩略语,时过境迁,不仅外国人不懂,中国人也不大清楚,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恐怕很多人都很难准确说出是指什么,这就需要把话说全。每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在这方面比较注意,负责翻译的人还是经常提出某些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有鉴于此,我曾经设想,可以编一本《中国政治经济词汇中的数字》,以帮助人们阅读以往的文献。

林语堂说,演讲要像迷你裙,越短越好。文章也是这样。不是长文章都不好,不少世界名著是长篇巨制。《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还是要根据内容需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以换个说法:同样的内容,要用最简约的文字表达;同样数量的文字,要表达更丰富的内容。这也是投入产出关系的效益原则。

八、剪裁得体

作者一般都会掌握比较多的材料,这是文章的原料。动起笔来有许多话要说,但只能围绕主题,讲最必要的话,援引最必须的事例和数据。什么话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多说,什么话少说,要认真剪裁,有所取舍。就像裁缝,拿到一块布,还只是原料,做成合体的衣裳需要剪裁和缝制。初学写作者,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写到一篇文章里去,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枝蔓横生,杂乱无章。

郑板桥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题竹石画》)剪裁,就是把冗繁的无用的东西去掉,让文章“得体”。人的言行要得体,文章也要得体。

文章要匀称,正像人体肥瘦匀称才好看。要有骨有肉。只有骨头没有肉,那只是文章提纲,肉太多就臃肿了,也不好看。头重脚轻,头轻脚重,大肚子,干骨头架子,都是要避免的。文章重点要突出,突出重点也要匀称,重点和非重点的摆布要恰当。“红花也得绿叶扶”。

要善于藏拙。比如一个问题包括同样层次的三个方面,你对其中两个方面了解得多些,另外一方面了解得很少,不能深一脚浅一脚,知道得讲得很详尽,不大清楚的就一笔带过,这很容易暴露弱点。与其如此,不如都讲得简略些,把同样层次的问题放在大体相同的位置上讲,讲到大体相同的详略程度。这就像经济学上讲的“短板理论”,经济计划工作中的“短线平衡”。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把题目改的小一些,只写自己知道得比较多、理解的比较深的问题。

大的文章或文件,往往要先经多番讨论,确定大纲,然后多人分头执笔写作。这样做的好处是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因为很大的问题是一个人所难以完全把握的。这种办法也有缺点,就是初稿往往自成体系,叠床架屋。这需要通盘筹划,加以剪裁,使之浑然成为一体,不能留有拼凑痕迹。中央许多重要文件都是这样做的。

九、掐头去尾

文章开头和结尾很重要。开头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不要弯弯绕。结尾要戛然而止,留有余响,不要画蛇添足。有的文章冗长落套,和开头结尾有关。

“开拳便打”,直入主题,是文章简短和避免套话的重要方法。章回小说常说“闲话休提,只说正话”,写文章也应该如此。传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原稿开头讲滁州东边是什么山,西边是什么山,南边是什么山,后来改为一句话:“环滁皆山也。”这是剪头而显精彩的好例。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引言很简短:“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也是一语开篇的好例。《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有气势和历史感,又直入全书主题。《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开头和结尾都很精彩。比如韩愈的《师说》开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言简意赅,对师的职责作了准确的界定。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切合小说主题,又很有哲理,是作者的感慨和总结。这些精彩的开篇让人过目难忘。

读者不喜欢文章“穿靴戴帽”,因为这是累赘,没有实际内容。掐头去尾,就是“脱帽去靴”,剪除累赘。作者头尾讲得那两段套话,可能是为了配合某种形势。中央文件已经讲清楚了,读者都明白,不用你再费口舌,掐头去尾剩下的“干货”才是需要你说的。有时候生硬的去配合形势,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引起读者对文章意图的误解。

在不少情况下,确实需要在文件或文章中,特别是在正式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中,申明某些重要的政治原则,那就要在最显眼的地方,用最准确简明的文字加以表达。在文章或者文件写成后,还要认真检查一遍,仔细想想,看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有没有重要的疏忽和遗漏。这种周到和细心是必须的。话不在多,要说的正是地方,说的准确,说得恰到好处,不必唠唠叨叨地反复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政治立场是通过整篇文章体现的,要相信读者的理解能力。

十、勤标点、多分段

短句子,短段落,文章会显得干净利落。

多分段有助于条理。段落太长,不同的内容放在一段里纠缠不清,文章会显得沉闷,逻辑也不容易清楚。

标点有助于阅读。句子太长,两行一个逗号,好几行一个句号,读起来很吃力。古代没有标点,由老师教学生“句读”,即断句。鲁迅文章没有顿号,都是以逗号代之,显得干净紧凑,读起来有节奏感。

凡是能用短句子的,不要用长句子;凡是能分段的,不要合成一段。各就各位,疏密有致,不要挤成一团,这样读起来清爽。

如果文章所论内容太多,不容易用分段的方法加以归纳条理,可以采用分几大部分,并贯穿以一、二、三、四、五……写若干条的办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现在中央全会的许多决定,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这样做有助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减少起承转合,节约篇幅。

减少起承转合,还可以借鉴文学上意识流的写法,有某些跳跃,省略某些过渡性的意思和段落,读者能够理解。这也有助于文字的精简。

十一、反复修改

文章是改出来的。即使做不到千锤百炼,反复琢磨修改总是不可少的。当然也有一气呵成的文章,古人所谓文不加点,倚马可待。看鲁迅有些文章的手稿,没有修改的痕迹,但他是反复思考后,有成竹在胸才动笔的。马克思有些手稿,改的连恩格斯也很难辨认。列宁十月革命后在一个代表证上,在“职业”一栏里登记是“著作家”。列宁只活了五十几岁,而且公务繁忙,竟写出几十卷著作,有一篇短文,是开会早到了,倚坐在台阶上一气呵成的,但他的大量文章也是经过修改的。我们的文章不能和这些大家相比,更要反复琢磨修改。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都是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才定稿的。

文章写成后,要多看几遍,把多余的字、词和段落删去,把引文和资料核实,把必须补充的内容补充进来。要特别留心有没有硬伤。高手的文章老到天成,看似没有雕琢,实际上往往是雕琢的不留痕迹,即所谓无斧凿痕。

文章修改,包括内容的补充完善和字句的斟酌推敲。用字、用词,最要紧的是恰当,恰如其分,不是话说得越满,评价拔得越高越好。适度,有分寸,才能准确表达思想,也才能有说服力。真理是朴素的。

最好看名家的手稿。从名家的手稿中,可以体会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了许多改稿的范例,也提供了怎样写各种体裁文章的范例。有不少文章,经名家修改而生色,有画龙点睛之妙。

文章修改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旁观者清。别人征求对文稿的意见,我通常是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哪一段可以删去,哪个观点可以再斟酌,或者加一点什么意思,加一句什么话,一般是写在稿本上。我提的意见不一定对,但大多比较具体,可供作者参考。征求意见的人,最怕听到“再深刻一些”,“再概括一些”之类意见。谁不想深刻和概括?问题是怎么才能深刻和概括。

十二、文无定法

鲁迅说过,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文章写法既然是一种技巧或艺术,不是告诉一种方法就可以如法炮制的。这是科学和技巧或艺术的不同。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写文章,功夫也多在文字技巧之外,就是研究的深入,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对世事的洞察。厚积,才能薄发。

但就提高文章写作技巧而言,唯有多读和多写。把文章当作一种事业追求,不懈努力,总会有收获。“上天不负苦心人”。

写文章要取法乎上。要多读名家的文章,不是一家而是各家,不是一种体裁而是各类体裁,不仅从内容品味而且从文章形式品味。读多了,就可能逐渐悟其奥妙。

读书对于写作的好处是用不着多说的。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对于读书,我有两点体会:一是阅读面要广,不要仅限于专业领域;二是要会读书,独立思考,不存成见。有的要精读,大量的是浏览。对于名著,不限于体会其观点,也要细心揣摩其思路和方法。

要多写,写各类体裁的文章,熟能生巧,会越写越顺手。驾驭文字的能力提高了,就能够得心应手,比较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发生想得清说不明、说得好写不出的问题。

写文章要早起步。“文自胡说始,诗从放屁来。”“初生牛犊不怕虎”,容易放得开。起步晚了,容易发生眼高手低的问题。30岁时可以拿60分的文章去投稿,40岁就不会有这种勇气了。普通干部有这种勇气,当了官就可能没有这种勇气了。

十多年前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候,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小册子,内容是辑录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文章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以及中央关于文件写作的有关文件,想不到出版后受到欢迎,能够一再重印。这说明,写文章的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中办、国办、全国人大、国家机关工委,前几年几乎人手一册。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举办读书沙龙活动,第一本就是《怎样写文章》。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也因此常被问起关于怎样写文章的问题,甚至要我就这个题目作报告。我始终不敢应命,因为文无定法;虽然数十年来孜孜以求,但并没有写出什么好文章,很难说出对别人有帮助的意见。这里所讲的,只是多年来读书和写作的一些零星体会,拉杂散漫,不成系统,也不完全,例如关于文章逻辑和语法修辞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所讲的这些,也只是自己的追求,心向往之,并不是都做到了。读者朋友们不少都是写文章的,我很可能是贻笑大方。如果由于这里所讲的内容,能引起大家对于写文章得更大兴趣和注意,我就很满意了。


王梦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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