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玲:追寻一种文化敏感

——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15-08-10 21: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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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艳玲  

   一 文学史上的“蔡中郎现象”

   被梁启超誉为“亘古男儿一放翁”的宋代伟大诗人陆游,曾于公元1195年写下一组四首七绝小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中,第四首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一年诗人已经71岁。耄耋老人的陆游乘船游玩临近的村子,上岸后缓缓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一个名为赵家庄的村落,已是夕阳西下夜色朦胧时刻,村头高大古老的柳树下盲艺人正登台说书,锣鼓声声吸引了全村人观看。盲艺人说唱的是赵贞女蔡中郎的故事。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的文人蔡邕,字伯喈,官至中郎,故又称蔡中郎。

   诚如郑振铎所言,此首诗说明“当时不仅有《赵贞女》的戏文,且有《蔡中郎》的盲词了”①,蔡伯喈故事在南宋已成为民间讲唱文学的流行题材;而且,蔡伯喈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一节著录《赵贞女蔡二郎》时所下的断语对此说得很明确:“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弃亲背妇”就是其“反动罪行”,“暴雷震死”就是其“反动下场”。根据传世元曲、各种地方戏和民间曲艺等资料,早期民间流传的蔡、赵故事的具体梗概大致是:蔡伯喈上京赶考,一去不回,抛开父母不养,遗弃妻子不顾,攀龙附凤,赘入豪门,尽享其荣华富贵生活。妻子赵五娘孝顺公婆,艰苦持家,公婆去世,以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为让公婆得到香火祭祀,又身背公婆遗像,卖唱寻夫,找到京城。但蔡伯喈却拒绝相认,并因担心赵五娘的出现会影响其前程,便将她害死。上天怒其不仁不孝、不忠不义,用暴雷将蔡伯喈震死。

   这首诗歌是文学史上关于早期南戏题材——赵贞女、蔡伯喈故事,以民间艺人说唱形式,在乡村演出的最早记载。《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徐渭此语不知何所为据,但宋光宗绍熙年间即公元1190-1194年,与陆游此诗的写作时间公元1195年确乎极为吻合。这就意味着,当南戏刚刚在江南舞台兴起之时,陆游就将其“打头”、“招牌”故事《赵贞女》以其他形式流传的题材记载下来了。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院本名目《蔡伯喈》的时间自然晚于陆游,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中“刘后村书所见”条说刘克庄绝句有“黄童白叟往来忙,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始作俑者。②——纵使记载不误,因刘克庄生活在南宋末,他的诗也不过是抄袭陆游、瞒天过海的“马后炮”了。

   宋金之际,北方戏剧产生的同时,南方戏文从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村坊小戏中成长起来。“在宋元南戏中,描写婚变,批判男子负心的故事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是早期南戏中最突出的主题。”③今天能确定为宋戏文的有《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王焕》、《乐昌分镜》五种剧目(全本南戏只有《张协状元》),前三种就是这类题材的作品。《赵贞女》仅存名目,戏文内容大致即是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叙的蔡中郎、赵贞女故事。《王魁》叙王魁科举下第后遇妓女敫桂英,得到女方的爱情和金钱的资助,并于第二次赴考前双双于海神庙发下誓愿,要白头偕老。但王魁中状元以后,违背誓言抛弃女方,后者自刎身亡并索去王魁魂魄。《张协状元》写张协进京赶考路遇强盗,得到贫女的救助并以身相许,但张协状元及第后不仅不认妻子还企图剑劈对方,还把对方推下悬崖,但贫女得贵人相救认作义女,在贵人的安排下夫妻重圆。据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和张大复《九宫十三摄南曲谱》统计,宋元南戏作品如《三负心陈叔文》、《崔君瑞江天暮雪》、《李勉负心》、《李亚仙》、《张琼莲》、《李婉复落娼》、《吴舜英》等,也是这类内容。如《三负心陈叔文》里发迹的陈叔文把发妻兰英推落江中淹死,后被妻子的鬼魂活捉;《崔君瑞江天暮雪》里的崔君瑞先是诬陷发妻是逃奴,然后把她发配到远方;《张琼莲》里的崔甸士所作所为完全与崔君瑞相同;等等。

   宋元明小说、戏剧发迹变泰三大题材类型(文士发迹、武人发迹和工商业者发迹)中,最为大众艺术家重视的是文士发迹题材,文士发迹题材类型中最重要的、拥有作品最多的模式是“王魁模式”④。该模式故事内容具有三个情节段落:(1)有真才实学的男主人翁,穷愁潦倒之时得到下层社会女子的鼎力相助(爱情、金钱),成立家庭,学业完成。(2)通过科举(多中状元),获得富贵,遂忘恩负义(或抛弃甚至谋害女方)。(3)受到惩罚(或以命抵偿;或因权贵介入,受些活罪后与发妻团圆)。早期南戏作品通过蔡中郎、王魁们的负心形象,暴露出人性残酷的一面,社会地位的变更是人的真实面目的试金石,人与人之间残酷的社会关系也因此暴露无遗。

   二 “蔡中郎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

   陆游诗中涉及的婚变题材在南宋民间文艺形式(南戏与说唱)中的大量存在,说明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原因多种多样。首先与男尊女卑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充分孕育并巩固了以男性主义为中心的男权意识。女子没有独立人格,只是一种物类的东西,是男人的一种附属品。礼教要求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的生存权利、情感需要、尊重需求等能否得到满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完全取决于身边男性的一己好恶。这种文化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传统女性生活一如刘半农在《南归杂话》中所描绘的:“因为一失欢于男子,就要饿死,所以不得不讲‘四德’,不得不‘贤惠’,不得不做‘良母贤妻’。其实‘无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谓‘三从’,就是前后换了三个豢主;所谓‘四德’、‘贤惠’、‘良母贤妻’,不过是‘长期卖淫’的优等考语。”⑤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女子,其生存处境在几千年里都是非常不妙的,在宋代社会亦应如此。

   当然,“蔡中郎现象”司空见惯的最主要原因和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科举制继承唐制,但发展得更为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唐制的一些弊端,也还没有发生明清时代因“年久生变”而窳败的种种情况。可以说,宋朝是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最成熟、最有活力的时期。首先,鉴于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通病,确立“别头试”、“锁院”、“殿试”等制度,废除“公荐”(通榜)制,加强了对权贵子弟的监督。尤其是“弥封(糊名)”、“誊录”制度的严格实施,基本上排除了宋代以前长期存在的权贵对科举取士的垄断和相应的旁门左道(唐代行卷、温卷、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名次等风盛行)。这一系列的法规和措施为科场上的平等竞争廓清了道路。其次,考生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考试正常率几达百分之百。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年取士名额的五倍、元代的三十倍、明代的四倍、清代的三点四倍。⑥其中,南宋的录取率更高于北宋,因为每年的平均录取数虽然差别不大,但南宋统治的范围逼仄得多,因而参加科举的总人数也比北宋少得多。重要的是,宋代在正规录取通过科举考试的考生之外,还对那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能录取的人予以特别照顾。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取进士409人,诸科430人,后又取“特奏名”900余人,总计竟高达约1800人。⑦以考试正常率而言,两宋均从来没有发生过停止科举的事情,即使在金兵围困、国难当头的徽、钦二帝时,依然“相沿不替”。⑧再次,较之既往朝代,宋代录取的考生均地位更高、待遇更优。宋代皇帝亲自鼓励读书人发奋攻读,如宋真宗曾写《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事实也确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宋代确立的殿试制度、皇帝赐宴制与恩科等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科举的地位与及第者的身价。不仅如此,宋代还简化、减少考试的类别和次数,宋代只要省试通过即可做官,而且官级也有很大提高。“名卿臣宦皆系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宋史•选举志一》)。据郭齐家的统计,在宋133名宰相中,由科举出身的文士达123名之多,占宰相总数的92.4%,大大高于唐代的比例,而唐代有宰相368人,进士出身为143人,占宰相总数的39%。这一切使得门楣、私交、黑金不再是科举考试的决定因素,仅靠自己文章的水平即能展开公平竞争,就能从寒门出身摇身一变而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戏曲舞台和说唱艺术中蔡伯喈、王魁、张协等等频频中状元的背后,是现实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寒门人物正在向社会权力的上层跃升,是社会权力的上层前所未有地向广大寒门人物敞开了大门。

   社会历史脉动的另一方面必然是,豪门世家的权势难以为继,几代连续高官显宦的现象日益罕见。在唐代,一些大族世家父子相继做宰相,甚至几代做宰相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与此有很大不同。一切靠自己的头脑,即使父亲享有高官厚禄,权倾天下,如果儿子科场困顿,完全可能潦倒终生,如社会名流、富贵宰相晏殊之子、著名词人晏几道就是一例。因此,既有权贵向科场新俊招手结盟,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科场新俊为了加速其“崛起”,把社会上层的可能权力尽快兑现为现实权力,向既有权贵投怀送抱,也就不可避免。互相利用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之一就是婚姻。贫寒之士一旦“发迹变泰”,又成为权门的东床快婿,则其在官场的步步升迁就可指日而待;而在朝显宦不仅热衷招纳东床快婿,甚至还颇乐意在大女儿去世之后,以小女儿补缺,形成“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现象。于是“富贵易妻”的悲剧大量产生,北宋如此,偏安于江南半壁河山的南宋王朝,因其科举录取率更高亦即“鲤鱼跃龙门”的可能性更大,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追溯当时南方各种民间说唱文艺和从乡村小戏中孕育出的南戏题材,“蔡中郎现象”甚为普遍,“负心婚变母题在文学中的表现,在宋代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宋代是负心婚变悲剧的成立时期”⑨,其原因不能不首先在此。

   三 作为历史进步代价的“蔡中郎现象”

   陆诗及同时期南宋说唱艺术与南戏涉及了穷书生变泰即变心的文化史现象,诚然“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飞黄腾达就要弃妻再娶的现实,从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⑩。如前所述,这是与科举制度十分发达紧密相关的宋代社会问题之一。富贵易妻在宋代社会如此轻易发生,这使我们想到,它是否意味着中国历史在宋代的一种倒退?

   当我们把鄙夷的目光从“蔡中郎现象”移开,站在一个更为深远的角度,就会看到上承先秦汉唐、下启元明清近代的宋代,确乎如许多通哲名流所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1)此可谓承前而登峰。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又言:“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2)此可谓启后之全面。邓广铭先生复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13)此可谓睥睨世界而称雄。国际学术界,日本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并引起欧美汉学界广泛共鸣的一个看法——来自20世纪初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的考察——也以为,宋代乃“中国由中古向近世的一大转折”,是“中国近世史之开端”。(14)随着研究的深入,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目前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指出的:

第一,宋代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相当完善周密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各级重要机构的权利大门都通过这一制度向知识分子敞开,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宋人曾自豪地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襄《蔡忠惠集》卷十八)北宋时期我国的各类人才如群星灿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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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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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越学》(北京)2009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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