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茂辉、匡凯:传统法学的几何学范式论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 次 更新时间:2015-07-30 22:57:44

进入专题: 几何学范式   法学   第一原则   演绎推理    

屈茂辉   匡凯  

   【摘要】法学的“几何学范式”是指运用演绎方法,从第一原则推导出公理、规则,最终构造出整个法律体系的一种范式。从欧洲大陆到英美国家,相关的学者们以几何学范式为指导,不断追寻法学中的第一原则,论证各自第一原则的正当性,运用演绎方法构建法律体系和得出判决结果。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几何学范式改变了习惯法无序的状态,实现了法律的体系化;英美法系国家则通过知识的融合,将演绎等几何学方法运用到法律推理和法学教学改革中,加快了法律的科学化进程。中国法学界的论述集中在对几何学范式表现形式和该表现形式存在的必要性上,而少有对其历史正当性的论述。中国法学研究者应当加大对第一原则的探寻及其正当性论证的力度。

   【关键词】几何学范式/法学/自然科学属性/第一原则/演绎推理

  

   就法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学者们根据其自身对何谓“科学”的不同界定,而持有不同的观点。①很多学者侧重于讨论法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但也有一些学者论及法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在法学具有的那些社会科学属性中,可解释性②和相对性③已经为大家所接受。并且,经验实证方法也已逐渐在法学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这种包括运用数理和统计工具在内的方法,在当代不断地被加以运用。这实际上可以被用来解释法学也兼具自然科学属性。④但是从传统法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尚少有学者对法学所兼具的自然科学属性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论述。

   法学的自然科学属性至少应当包括客观性⑤、系统性⑥和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的确定性⑦等三个方面。例如在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之前,法学以数学方法和演绎推理为基础来说明其客观性问题。并且,一些学者(例如萨维尼)认为,法律中必然存在第一原则。由此原则出发,运用数学方法和演绎推理,能够构建整个法律体系,这才使得三段论推理模式备受推崇。而这实际上可被视为是对自然科学属性中的系统性和确定性的论述。另外,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为此论述提供了理论基础。⑧在一些学者(例如莱布尼茨)看来,法学如同几何学,是一门具有演绎性质的科学。用这种方法构建法律的时代被称为“几何学范式”时代。具体而言,“几何学范式”是指运用演绎方法,从第一原则推导出公理、规则,最终形成整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的一种范式。⑨本文通过梳理和论证传统法学中的几何学范式,以期得出传统法学同样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和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确定性的自然科学属性。

  

   一、大陆法系中的几何学范式

   在中世纪欧陆的习惯法中,法律的无序性和随意性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不便。这种“列举式”的习惯法条文只针对单一事实进行规范。所以,“习惯法”下的法律基本不具备抽象性原则,司法过程也只需要极少的法律推理和技巧,裁判者只需机械地检索事实即可。⑩例如,用木棒击打他人是违法的行为,如果有人用木棒(而非铁棒)击打了他人,他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种明确的规定下,根本不存在事实讨论和法条阐释的空间。习惯法虽然“规定”明确,但是面对不可穷尽的事实,妄图以一一对应的法条来加以规制,必然导致法律内部结构的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几何学范式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受到了重视。(11)12世纪至15世纪,西欧的法学家们开始重新解读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他们抛弃了中世纪习惯法的法律渊源,对罗马法进行阐释,并着重于法律体系和法典结构的研究。(12)而且,罗马法也为法律改革提供了途径。(13)具体包括:第一,引入罗马法辩论式的风格。这种风格并没有局限在事实与法条的一一对应上,而是突破了习惯法中对事实进行单一讨论的模式,将解释和理解扩展到了法条和法律本身,让法学家、律师和法官能够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从而促进多元思维的形成。第二,运用罗马法中演绎的推理方式。法学家们在构建法律体系中适用演绎推理,能够从大前提(原则)中推导出公理、规则。而在司法中,法官们从大前提出发,对事实结构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判决结果。(14)当时“原则”的主要来源就是《学说汇编》。在第一原则与大前提的派生关系被厘清之后,法官们面对新事件时,就能够通过推理得出判决。这颠覆了习惯法传统的“事实—法条检索对应—判决”模式,从而大大精简了法条的数量。(15)演绎推理中对“原则”的尊重和辩论的开放性,体现了罗马法学家思维的抽象性和学术性。他们从一个概括的可能性出发,分析具体的案件事实,并以之作为辩论的基础。加之《学说汇编》已经被认为是演绎推理“第一原则”的来源,所以演绎推理就成了当时的主导模式。通过这种方式,罗马法也开始融入“几何学范式”的运用。

   在法学家们运用罗马法对法律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同时,科学家们的系统的科学范式也为法理提供了方法与基础。(16)17、18世纪的科学家们认为,在科学复兴时代,科学是包括了科学方法在内的统一体,其表现就是理性的科学模型。(17)这种模型的具体内涵就是几何理性和数学论证,其外延则是三段论推理和科学论据的论证。(18)

   16、17世纪是“新科学”和“新法理”的时代,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法律和科学之间能够相互借鉴。他提出“法学也如同天文学和化学一样,可以而且应当采用理性和新的科学方法”,(19)并进而认为需要构建一种更为体系化的三段论推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性和“第一原则”被认为可以更好地发现法律真理。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同样对几何学范式的普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过论述罗马法和《学说汇编》,致力于法律的系统化和理性化以及法学演绎推理模式的发展。法学被视为一个内含理性的几何学模型的演绎推理科学。从罗马法中可以看出,其所蕴含的理性以及从第一原则中演绎推理的模式,同古典数学和几何学模式之间都有着类似之处,以至于莱布尼茨在写给格奥尔·格雷菲乌斯(Georg Graevius)的信中说道:“我认为欧几里得和笛卡尔在运用原则上,并没有创作出比乌尔比安和帕比尼安更有影响力的著作。”(20)

   莱布尼茨的学生克里斯汀·V·沃尔夫(Christian V.Wolff)推广了几何学范式的运用领域。他提出的“数学论证方法”认为,所有的人文科学都能够运用数学来论证。(21)具体到法学中,数学论证是指运用几何学范式重塑法学,从而使得法学体系和法律论证方法更加具有确定性和说服力。亦即,通过几何学方法来清晰地表达原则和法条,并且精确地定义概念;运用严格的逻辑,从概念和原则中推导出法条规则。这样的结构,可以让人迅速地理解通过命题推导出的结果,同时也能够检验其论证过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在莱布尼茨几何学范式的基础上,沃尔夫的数学方法明确指出了概念在整个体系中的作用,并且指出了精确定义概念的必要性。这为后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将几何学范式运用到自然法中,进而认为自然法的第一原则就是“法律永恒原则”。(22)基于此,他指出,“自然法,作为道德责任序列之一,其数理体系,都是从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推理而得来的”(23)。这表明自然法提供了第一原则,而几何学范式提供了从第一原则到原则再到公理和规则的演绎推理方法,最终构成了自然法的数理形式体系。这些都为后来大陆法系以及德国的法典化运动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24)从而使得这个时代的法律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罗马法学家萨维尼(Friedrich Karlvon Savigny)也是几何学范式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观点可以从几何学分析和几何学推理这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在几何学分析方面,主要体现于第一原则的来源和发展上。从历史主义出发,他认为法律如同语言、风俗和政治一样,都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共同意识的产物。而罗马法被视为欧陆法律的源头,同样也可以被看作法学和几何学之间达到和谐状态的典范。在几何学中,第一原则就已经包含了其下所有的事物,而罗马法学家通过长期的密切关注,逐渐发现和掌握了这些原则以及公理,由此他们可以通过法律运行的模型而计算得出这些概念。第二,在几何学推理方面,则主要是概念计算和结论得出的方式。在意识到罗马法内容可以作为第一原则后,萨维尼运用几何学推理方法来对法学进行分析。他曾经指出,“三角形三个角之间关系是确定的,所以知道任意两个角的度数,我们就能够通过演绎方法推理得出第三个角的度数。同理,如果法律的各个部分已经明确,通过第一原则,我们也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这就可以被定义为是一条公理。从法学的内部联系出发,运用演绎推理方法,能够得出精确的法学概念和规则。”(25)同样,在萨维尼将法律渊源与法律分析方法相分离时,也可以将法律简化为一些原则、数学公理,然后运用推理的方式和“概念计算”来得出结论。

   应当说,萨维尼对法律渊源和法律推理的区分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那个时代的法学家们普遍认为,国王制定的实证法是从已存原则而来,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已存原则构成了自然法。但是他们对于已存原则是什么、已存原则的来源等问题则各执其词。很多文献都是将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作为其正当性来源的支持,但是这些古典学者们著作中的论证方法与论点令人难以区分,所以并未能够有效地改变当时的混乱状况。自萨维尼提出渊源与推理的区分后,他们就将目光转向罗马法,并且逐渐相信罗马法作为自然法的表现之一,存在着第一原则,是实证法的法律渊源,其中的原则也为实证法规则提供了推理前提。就这样,以萨维尼为首的学者们将自然法、实在法以及罗马法(包括萨维尼自己的观点)融合到了一起。而确定了的原则和公理(可以被视为是部分法律规则或者条文),就可以作为司法实践中推理的前提。

   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与法学融合的范式初级阶段,法学家们为了证明法学的(自然)科学范式具有正当性,首先会从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证。尽管古代关于“数论”的科学家思想能够作为其引证,但是由于几何学的那种能够被迅速运用到实际论证中来的优势,得到了大家的青睐。(26)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欧陆的几何学范式实际上是对法学之自然科学属性的论证。

   欧陆的几何学范式反对的是无序的习惯法,所以主要关注于如何使法律体系系统化,学者们寄希望于运用几何学方法来构建一个逻辑严谨的法律体系。在此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构造方法,亦即在构建法律体系时,优先确定第一原则和原则,然后层层向下推理得出公理和定义,再与现象切合。于是,罗马法以其历史性和广泛性被优先选择作为它们的来源。当然,同萨维尼相比,在将罗马法作为原则来源的问题上,以培根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法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莱布尼茨将罗马法视作自然法,认为自然法理念和原则认为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可以作为原则和第一原则的来源。而萨维尼将罗马法视为欧洲历史传统的表现,认为罗马法代表和反映了欧洲的民族风俗和习惯,这从历史正当性的角度证明了第一原则和原则来源的合理性。这两种观点虽然在系统性构建上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但对后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之分化均产生了影响。前者的不证自明性走向了逻辑实证主义,而萨维尼的后继者们则开始注重历史本身,重点放在了法制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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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京)2014年第20143期第13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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