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0 次 更新时间:2015-07-22 2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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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 (进入专栏)  

  
一、小引

  
东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在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登上舞台的,是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的时间,是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由于淝水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由于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于前此的王、庾、桓、谢诸族,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于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历史的发展往往多有反复,特别是在其转折时期。行将退场的门阀士族阶层并不愿意就此退场,所以有桓玄之叛成为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因而有刘裕等人物之起,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刘裕还担当了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任务。桓玄之叛与刘裕之起,又与太原王氏两派的矛盾,以及与太原王氏两派所分别支持的司马氏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太原王氏,总的说来始终是依附于司马氏皇权或相权而发展。这家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地位,远不如前此居位的各家士族重要,因而不甚为史家所注意。其实就东晋居位擅权的各个门阀士族而言,其家世的渊源和门第的显贵,只有琅邪王氏可以和太原王氏相比。这两个王氏家族,一个佐东晋以兴,一个伴东晋而灭;一个开门阀政治之端,一个附门阀政治之尾。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与马,共天下”之语,来说明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始,也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终。不过这样一来,“王与马,共天下”的意义就超过了谚语原来意义的范围,而成为谶语了。

  
①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卢循的作用与刘牢之、刘裕一样,虽然刘牢之、刘裕是孙恩、卢循的战场上的敌人。此点下章将评论。

  

  

   二、“齇王”世家


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王昶后人显于西晋者为昶子浑的一支,显于东晋者为昶子湛的一支,如下表所示:
曹魏时王昶之后的两支分别显达于西晋和东晋,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王昶子浑,以灭吴之功为西晋重臣,死于元康七年(297年)。王浑子济,尚武帝姊常山公主①。《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注引《晋诸公赞》,谓王济“有俊才,能清言”,是称著中朝的玄学名士。王济和叔父王湛,都是标志太原王氏向玄学大族转化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两支后人的发展却很不相同。
王昶、王浑、王济,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华族。他们祖孙三代,都与并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谓刘渊七岁遭母忧,哀感旁邻,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刘渊生于魏嘉平中,七岁当魏正光、甘露之际。此后太原王氏与并州匈奴刘氏遂为通家,王昶之子“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①魏末咸熙中(264年),刘渊为匈奴任子在洛阳。入晋,“泰始之初,浑又屡言之于武帝。”王浑答晋武帝问,谓刘渊其人不但仪容机鉴过人,而且文武才干远远贤于由余、金日?,力言“若任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齐王攸对刘渊曾有所怀疑,请武帝除之,王浑反对甚力。他说:“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刘聪年未弱冠,“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晋怀帝被掳平阳,刘聪谓曰:“卿为豫章王时(案司马炽封豫章郡王在太熙元年,即290年),朕尝与王武子(济)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
太原王氏王昶以下,昶、浑、济三代数十年中,均与匈奴刘氏关系特殊,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刘渊自己曾有解释说:“王浑、李憙①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刘氏在并州势力非常强大,一则与并州望族利害相关,二则于西晋朝廷举足轻重,所以并州望族官僚与之曲意相结,以求缓急得其助力,这远远不止是出于乡曲提携。匈奴五部之众,王济请委以平吴之事,李憙则议用之勘定秦凉。可见这是一支朝廷瞩目的重要军事力量。王济、李憙之议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不久以后,镇邺的成都王颖用之以抗东海王越之弟东流公腾之师,终于使匈奴刘氏势力介入中原政争,使胡骑驰骋中原之局一发而不可复止。八王之乱末期,在纷纭局势中逐渐形成以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石勒等为一方,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等和“乞活”为另一方的尖锐对立,然后又形成由司马越势力派生出来的江左司马睿政权,并出现江左政权坚决不与党附司马颖的刘、石通使的国策。推究渊源,不能不说太原王氏王浑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②。
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那末,对于太原王氏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王济兄弟子侄不闻仕于江左,王氏嫡宗的这一支门望遂衰③。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不是出于王济后嗣,而是出于其家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脉,即王湛一支。陶潜《群辅录》谓太原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三国志·魏志·王昶传》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并作书诫之,欲其“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云云。所以故老传闻以王昶为王氏盛德之始,是有据的。又同传注引《晋书》亦曰:“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但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这也就是故老传闻的所谓“五世盛德”。
《群辅录》及《魏志·王昶传》注述及太原王氏门户承籍,只列江左诸人物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显系东晋史乘以王浑、王济行事为讳。从实际说来,太原王氏家族如无王浑的功业位望,只凭“盛德”、“德誉”,是断难维持其家族地位于不坠的。不过,玄学名士,乐道“得鱼忘筌”,“忘筌”之旨,在于“得鱼”。只要王氏家族地位得以维持,祖辈行事如何,自然可以略而不言,太原王氏遂不必标榜先人功业,而只说“盛德”传家了。
王湛后嗣得显于江左,除了上述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以及有“盛德”之誉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是王承与司马越有密切关系。王湛、王承父子都是受到时人称道的玄学名士。王承弱冠,王衍曾比之于乐广。《王承传》曰:承“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案其时司空为东海王越),预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所谓“天下将乱”,盖指邺(成都王颖所在)、洛(东海王越所在)之间酝酿大战之事。“避难南下”者,盖指东海王越于荡阴败后逃奔下邱之时,其时王承亦南出洛阳,旋入司马越府。由此可知,王承追随司马越,是在司马越处于危难之际。所以王承本传又谓司马越对王承“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以承为师。几年以后,司马越又以王承为东海内史,出掌司马越封国政事。
王承与司马越的关系既然如此之密切,王承过江后司马睿甚见礼待,就是必然之事了。本传谓“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王承获得这样高的评论,除了人物风流的原因以外,当更由于他与江左政权的历史渊源。王承在江左,仕履未达而早死。《晋书》史臣赞王承“虽崇勋愈绩有缺于旅常,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旂常,诸侯用之以纪功受勋的旗帜。“有阙于旅常”,盖言王承无功勋足纪。王承有德而无事功,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砖码。这种家族背景,使太原王氏的这一支脉得以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可以待时而显。王承子王述,虽然与其祖王湛一样少有隐德,人谓之痴,但终于在桓温见逼之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王述刺扬州,又为其子坦之贵达,以及为坦子诸子操持政柄创造了条件。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者是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如琅邪王导、颖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没有一个士族,只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只须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标榜“盛德”、“德誉”,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至于所谓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过是太原王氏高自标置之词,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五世盛德”的证明,至少《世说新语·德行》中一件也见不到。
以“五世盛德”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不但煽扬于江左,而且影响到了北方。王湛六世孙、王坦之曾孙王慧龙,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又奔北魏。王慧龙北奔,身无信物,来历难明,所以《魏书》、《北史》述其事,都谓其“自言如此也”。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既婚,崔浩见王慧龙,一则曰:“信王家儿也”,再则曰:“真贵种矣。”原来,“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齇王”之称,北方悉闻,崔浩见“王慧龙鼻大”,遂以定其家世为太原王氏无疑。据此可知,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①,而太原王氏“鼻大”,却是起源于王湛。《王湛传》:湛“龙颖大鼻”,这当是“齇王”得号之始,而王浑,王济等传,都不见类此的记载。
“齇王”贵种之说,“五世盛德”之说,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力图疏远与匈奴刘氏为伍,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王济嫡宗。
江左的太原王氏,还有一些是“齇王”的旁支。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晋书》有传,是王湛从侄。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论。
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齇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濛,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濛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太原王氏的这一支,与“齇王”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齇王”一支王坦之之后,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出于此支。王峤兄弟一支王濛之后,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当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相安无事时,呈现出皇权得相权辅翼而振兴的气象,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亦得相安;当主相之间发生重大矛盾时,严重的政治纠纷也会出现在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之争,是兄弟之争,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
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此点下文还将讨论。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反复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来完成,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看来都是在为刘裕“驱除”。不过,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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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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