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贵利:论国家战略的科学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5 次 更新时间:2015-07-17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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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贵利  


摘要:作为舶来品,国家战略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进中国大陆后,一度并不流行——除少数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外,在其他话语体系中难觅其身影。但近几年,国家战略一词在学者著述、媒体报道和领导讲话中经常出现,表明国家战略概念已被我国所接受,并成为当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战略理念。为准确理解和正确使用国家战略概念,促进国家战略问题研究,实现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本文概述了国家战略概念的历史渊源,分析了美国国家战略定义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国家战略概念的科学内涵及国家战略新定义的主要特点,提出为便于交流沟通和更好发挥高层战略研究的智囊作用,建议在相关研究和表述中,最好使用国家战略概念。

[关键词]国家战略;大战略;战略研究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薄贵利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战略概念被引入到中国大陆。但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除少数战略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外,其他人很少使用。近几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国家战略概念在学者文章、媒体报道和领导讲话中经常出现,表明国家战略概念不仅被我国所广泛接受,而且成为当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战略理念。有鉴于此,迫切需要阐明国家战略概念的科学内涵,以便深入研究国家战略问题,促进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


一、从“兵法”“将道”到“国家战略”

兵书战策,古已有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中国西周王朝建立初期,被封于齐的太公和被封于鲁的周公各传所学,“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看,太公之学以军事战略为主,周公之学以国家战略为主。”“以兵学为主轴的齐学自太公之后,由于管仲、孙武、司马穰苴、孙膑等人的传授,而成为我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主流。”[1]《孙子兵法》更是影响古今,声播海外。1973年,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时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林斯在其所著《大战略》一书中写道:“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年至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2]正因如此,《孙子兵法》被世界军界称为“兵学圣典”,孙武也被视为战略学的鼻祖。

然而,在18世纪之前,战略与战术尚未得到区分。此前流传下来的研究战略战术的著作,在中国多称为“兵法”,在西方则称为“将道”。据西方军事史学家富勒将军考证,战略一词正式成为军事用语是在18世纪以后。比若米尼大22岁的普鲁士人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首次将战略与战术区分开来,认为战术是对战略的补充并从属于战略。[3]1777年,法国人梅齐乐在其出版的《战争理论》一书中正式使用“战略(strategie)”一词。由于该书很畅销,并被译为德文和英文,所以,“到19世纪初期,战略在欧陆诸国中已成通用名词”[4]。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问世之后,战略才开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随着战略问题的相对独立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迫切需要揭示“战略”的内涵和本质。然而,恰恰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统计,仅在西方,从战略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对“战略”所下的定义就有200多个。[5]比较著名的,如若米尼将战略定义为:“或为入侵别国或保卫本国而在战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场区的艺术”。[6]克劳塞维茨则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7]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军事战略定义是:“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8]

在古代社会,由于战略环境极为简单,军事力量在战略诸因素中又处于支配地位,所以,战略研究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此前所谓战略,就是指的传统的军事战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将战略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的思维定势,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其危害也越来越凸显,以至于法国著名政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非常尖刻地批评道:“什么事也不能托付给将军们去做——甚至是战争。”[9] 19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政治、经济、科技和心理因素等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因素与非军事因素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打破了战略问题上的传统思维定势,拓宽了战略思维视野,促使人们从更宽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重新思考战略问题。于是,“大战略”概念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大战略概念提出之前,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就有比较深刻的大战略思想。例如,被恩格斯称为军事方面“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的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就明确指出,在战争艺术“这门科学领域里还有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至今仍被不适当地排斥于战争艺术之外,这就是战争政策。”战争政策对于任何一个总司令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同“所有可能采取的战争手段和行动都有极深的关系。”[10] 正因为战争政策对战争胜败关系巨大,所以,若米尼将战争政策列为战争艺术六个部分之首,并用一章十节的篇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深刻阐述并使其发挥重要影响的是却不是若米尼,而是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929年,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中,对大战略的任务、手段和战略视野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指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大战略既要算计又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和人力,以便维持作战部队。对精神力量也应如此,因为培养、加强(国民)取胜和忍耐的意志,同掌握有形的实力一样重要。这还不够,因为作战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的手段之一。大战略还要估计和运用财政压力、商业压力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道义压力来削弱敌人的意志。……(军事)战略只看见战争本身,而大战略则越过战争看到未来的和平。大战略不仅把各种手段结合起来,而且协调其运用,以免有损于未来稳定而繁荣的和平状态。”[11]大战略概念提出不久,英国军方即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写进了军事条令。1935年,英军野战条令对大战略界定如下: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12]

英国人的大战略思想对美国官、学两界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1941年12月31日,美英两国参谋部第一次华盛顿会议的备忘录就以“美英大战略”作为总标题。这是美英两国统帅部指导反法西斯战争的十分重要的文件。该文件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两国共同遵循“德国第一”或“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方针,即争取首先打败德国,继而打败日本,从而结束战争。[13]再如,1943年1月,曾参与制定二战时期美国战略计划的阿· 魏德迈将军在出发参加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就形成了大战略概念。后来,他在美国国防学院的讲话中给大战略下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美国式定义:“大战略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魏德迈在这里所说的国家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等四个方面。他认为这四类力量实际上是国家政策的四件主要武器。如果前三种力量用得恰当、及时和有效,就可能不需要动用第四种力量,即不需要按传统的赤裸裸的方式使用军队。[14]时至今日,美国一些学者撰写相关学术著作,仍在频繁使用“大战略”概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战略思想与英国存在明显差距而不得不接受英国的战略引导。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官方不想再用英国人所惯用的大战略,而另创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新名词。[15]我国大陆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战略作为官方的正式用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广泛流行。[16]与此判断截然不同,我国台湾学者钮先钟指出:“这个由美国官方所创出的新名词,一直都不太流行”。[17]钮先钟进一步指出:“所谓国家战略这一套名词、定义,以及其观念架构、思想体系,都是由军方所建构。只有在美国军方所编著的教范和词典中才能找到这一类的资料。至于民间所出版的书刊,则很少发现国家战略这个名词的存在。甚至与美国国防部关系颇为密切的作者,”如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前国防部长布、西点军校教授乔丹等,“在其书中也都未使用这个名词。”美国文人战略家同样很少使用这一概念,甚至也不太重视这种较高层面的战略观念。“此种现象到今天还是很普遍。”在美国,“国家战略这个名词如此不受重视,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18]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台湾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家战略的基本理论问题。1974年,战略学家钮先钟出版了《国家战略概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战略概念被引入中国大陆。1985年,根据邓小平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判断,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从临战体制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伴随着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内开始明确提出和使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等概念。[19]此后,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国家战略问题,1994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国家战略”为书名的学术著作——《国家战略论》。

然而,直到近几年之前,国家战略概念仅仅在一些学者的论文或学术著作中出现,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见到国家战略一词的身影。近几年,随着战略研究和战略思维的空前活跃,“国家战略”概念不仅被我国学界和媒体所接受,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例如,201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20]这表明,国家战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理念。


二、国家战略的科学定义

在国家战略概念提出之前,国家战略思想早已存在于国家指导实践和一些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中。例如,吴起所著《吴子》一书,首篇即为《图国》。所谓“图国”,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国家战略分析。吴起认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因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这是吴起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吴起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国家战略方针。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的一些政论名著和史学著作,还是现代的一些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战略思想。只是我们没有率先提出国家战略概念,学界也没有从这一角度去进行梳理和概括。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军方多次为国家战略下定义。例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53年再版的《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辞典》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权力,连同其武装部队,以确实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1]美国国防部颁布的1963年版《美国军语词典》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2] 1979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军事及有关名词辞典》又将国家战略简明地界定为:“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3]1983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组织编写和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将国家战略解释为:“所谓国家战略系指: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4]显然,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大同小异,其主要特点是:

1.国家战略既管战时,也管平时,是平战通用的战略。

2.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实现国家目标。

3.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强调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力量等各种力量。

4.将国家战略界定为艺术和科学。

进一步分析即可发现,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用“艺术”来定义国家战略,难以反映国家战略的本质。因为,“艺术”在这里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和方法。与以往的军事战略相比,国家战略不仅仅是方式、方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内容、范围的拓展和战略层次的提升。把国家战略定义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显得层次过低。

第二,用“科学”来定义国家战略,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科学”是指经过验证的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一项国家战略,在实施之前或实施过程中,是否符合实际、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尚未得到或未完全得到验证。即使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也还不是反映这方面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也不能称之为科学。正如一个成功的医疗案例仅仅是案例,而不是医学一样。

第三,美国军方的国家战略定义,无论战时和平时,都强调发展和使用武装力量。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性质。回顾历史,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每一步都没有离开武力的使用。直至今天,美国在其本土之外仍然驻有大量兵力,其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就是明证。

第四,美国军方用“科学”来界定其国家战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国家战略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就是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称霸世界。对这样的国家战略冠以“科学”二字,就是要给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国家战略披上“科学”的外衣,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认识到,遵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就是顺应规律,遵从科学,否则,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违背科学。事实上,在美国军方用“科学”二字来界定国家战略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暴力,是血淋淋的屠刀,是杀人于无形的现代武器装备系统。不认识到这一点,极容易在观念上被蒙骗,在思想上被麻痹,在理论上被缴械,在行动上被打败。

显然,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是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服务的。这一定义只适用于美国,不适用于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其他国家,当然也不适用于中国。

中国权威工具书曾经为国家战略下过非常简洁的定义。例如,1993年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战略分册》把国家战略定义为:“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2008年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国防发展战略分册》将国家战略定义为:“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方略。”很显然,这两个定义过于简单,且没有揭示出国家战略的本质。因此,必须依据国家战略的本质特征和遵循基本的逻辑方法,重新定义国家战略。

清人陈谵然曾写过:“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名言。这句名言之所以被现代战略家和战略理论家所经常引用,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略的真谛。战略的共性特征是全局性、长远性和系统性,其本质则是维护和增进战略主体的利益。国家战略更不例外,国家战略就是为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而综合发展、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国家力量的总体方略。国家战略的新定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本质性。任何国家的国家战略,都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这是国家战略的本质。国家目标不过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要维护或实现的国家利益。离开国家利益来定义国家战略,就不可能抓住国家战略的本质。

2.通用性。国家战略既包括大国的国家战略,也涵盖小国的国家战略;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和平时期。同时,这一概念还适用于各种国家战略模式,如国家治理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扩张战略,等等。正因为国家战略新定义具有通用性质,所以才能作为国家战略研究的通用概念。

3.全面性。美国的国家战略定义,只涉及国家力量和国家目标等国家战略的两个构成要素。国家战略新定义,包含了国家战略的全部要素,即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此外,以往的大战略或国家战略定义,有的关注国家力量的分配,有的关注国家力量的发展和使用,而没有将发展、分配和使用国家力量同时包含在一个战略定义中。国家战略实践表明,为实现国家目标,不仅需要有效使用国家力量,而且需要综合发展和合理配置国家力量。只有综合发展和合理配置国家力量,才能为可持续地有效使用国力奠定基础。因此,国家战略新定义比英国的大战略和美国的国家战略定义更加全面。

4.长远性。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综合开发潜力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国家长远目标的实现。因此,国家战略不能仅仅着眼于当前,强调国家力量的配置和使用,还必须着眼长远,高度重视综合国力的发展,特别是一个国家将潜力可持续地转化为实力的能力。忽视或不重视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战略的短视和失败。而发展综合国力和将潜力可持续地转化为国家实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只有从长远出发,通过改革创新和较长时间的历史累积,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5.和平性。与美国军方在国家战略定义中突出武装力量不同,国家战略新定义没有特别强调武装力量,目的是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谋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国家战略新定义中没有突出武装力量,并不是不重视或否认武装力量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在国际社会森林法则依然盛行的情况下,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保障国家安全。重视和发展武装力量是一回事,像美国那样到处炫耀武力、经常运用武力手段去解决国际争端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和平环境中维护国家正当权益所必须,后者则是典型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综合发展国力中发展武装力量,应学会寓军于民、寓战于平的韬略,在国家战略定义中,大可不必将其凸显出来。

6.实践性。国家战略不是国家战略学。国家战略学是学术层面、理论层面的,是研究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规律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国家战略则是实践层面、实操层面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战略环境中通过具体的战略方针和规划策略来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总体方略。从学术角度研究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规律,构建国家战略学的科学体系,是学者的职责和任务。而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则是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天职。国家战略学以国家战略为研究对象,国家战略则以国家战略学为指导、参考和借鉴。二者在目的和性质等方面具有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三、国家战略还是大战略?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官方和学者除了提出国家战略概念之外,还提出了其他一些类似的战略概念。例如,法国战略家安·博弗尔将军就提出了总体战略概念。在其所著《战略绪论》中,博弗尔写道:“当应用于总体战争时,我认为总体战略这个名词似乎要比英国人(尤其是利德尔·哈特)所常用的大战略,或美国人所用的国家战略都较为明确。”[25]很显然,博弗尔试图用“总体战略”概念取代“大战略”和“国家战略”概念。由于博弗尔提出的总体战略概念与大战略或国家战略概念并无实质区别,所以影响不大,传播不广。[26]随着博弗尔的逝世,他所提出的这一概念连同其相关思想也与他一同下葬了,因为很少有人再提及。再如,英国空军元帅斯莱塞认为,由于二十世纪是多国联盟时代,世界缩小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增大了,加上现代战争的许多新特点,因而不仅传统的军事战略已经过时,甚至国家战略的概念也已过时,应代之以“世界战略”。对于这一观点,吴春秋先生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指出,这种超国家的战略概念是为北约组织这样的军事集团出谋划策的。把国家战略同国家集团战略完全对立起来,以致根本否定国家战略,显然是行不通的。[27]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迄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主体和战略实体。只要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国家战略就仍然是指导国家的最高战略,国家战略概念和国家战略研究就会与之同存,而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点,已经被战后的历史所证明,并还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

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影响较大的战略概念仍然是大战略和国家战略。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在我国,使用哪个概念更科学、更合理、更便于交流,也更符合中国国情?

事实上,任何概念都不是自然界的直接产物,而是人类大脑加工的结果。思想家或学者提炼出某一概念,赋予这一概念某一特定内涵,目的是为了分析问题,交流思想,阐述观点,提高认识。因此,分析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人们赋予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国家战略与大战略的关系有以下几种观点。

1.国家战略和大战略是两个涵义相近的概念,两者可以互相通用

对此,我国台湾学者钮先钟明确指出:“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新创的国家战略,即为欧洲人所早已惯用的大战略,这两个名词之间实际上可以画等号。”[28]钮先钟的观点比较符合美国的情况,因为美国人对国家战略和大战略的界定极为相近。例如,1964年版《美利坚百科全书》对大战略的界定是: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29]《美利坚百科全书》对大战略的界定与1963年版美国国防部颁布的《美国军语词典》对国家战略的定义并无本质区别。正因如此,美国学术界的许多权威学者研究相关问题的学术著作,往往使用“大战略”这一概念。例如,1973年,时任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出版的《大战略》;1991年,以《大国的兴衰》而享有盛名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编辑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此外,还有美国学者撰写的《美国大战略》、《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等等。

2.国家战略是一国本身的战略,大战略是国家集团或联盟的战略

持这种观点的是我国台湾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国家战略“系指国家政策阶层对于统和国力之建立与国家战略之运筹而言”,大战略“系指与同盟国间所运筹的战略政策阶层而言”。[30]与台湾学者上述观点类似,日本学者伊藤宪一也认为国家战略是对内的,大战略是对外的。在《国家与战略》一书中,伊藤宪一明确表示:“在各种战略中,唯有对外国家战略,我才称之谓‘大战略’。”[31]至于二者的关系,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

3.国家战略是国家的总体战略和最高战略,大战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国家安全战略

对此,美国学者约翰·柯林斯作了比较清楚的阐述,指出:“国家战略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按照这种观点,战略可分为应付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全面政治战略;对外和对内的经济战略以及国家军事战略等等。每一种战略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将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汇集起来便构成‘大战略’,即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关于大战略的地位及其与国家战略的关系,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早就进行了清楚的阐述,指出:“大战略和指导进行战争的军事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它们之间又有一些区别,那就是大战略同基本政策有其不同之处。基本政策,或称为国家政策,决定着军事政策的目的;而‘大战略’这一术语,则表示‘政策在执行中’。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32]在这里,利德尔·哈特所说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战略。

显然,约翰·柯林斯与利德尔·哈特都认为国家战略是位于大战略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战略,所不同的是,前者将大战略界定为国家安全战略,后者将大战略界定为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战争战略。

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战略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充实——凡是事关国家全局、长远和根本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在国家战略的研究视野中,都是国家战略所应研究的问题。就内容而言,国家战略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军事、民族、地理等诸多领域,其空间范围,既包括国内战略,也包括国际战略——国家战略在国际舞台的延伸。因此,国家战略不仅是涵盖范围最广、涉及领域最多的战略,同时也是层次最高的战略,是国家的最高战略。有鉴于此,建议在研究相关战略问题时,最好使用国家战略概念。这样,也比较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例如,在当代中国的战略研究中,人们往往按照研究领域或研究问题来界定战略概念,如经济战略、社会战略、文化战略、军事战略、外交战略、地区战略、国家战略,等等。现代汉语的这种表达方式,既简明易懂,便于交流和沟通,又能有效防止和避免歧义。特别是在中央领导已经接受和使用国家战略概念的情况下,学术界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不使用国家战略概念,而使用“大战略”等概念,就不利于官、学两界的交流与沟通,更不利于发挥学术界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咨询和智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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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台湾《中华战略学刊》(1985年春季号),转引自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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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英] 利德尔·哈特.论战略和大战略.转引自时殷弘.战略二十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


On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Bo GuiLi

[Abstract] As a kind of exotic, th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was introduced to Mainland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1980s. It was once unpopular and only few scholars used it in their researches. However, it often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on academic books, media reports and leaders’ speeches, which shows that such conception has been accepted and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concept in China.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use this conception, to improve the researches on this issue and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cation of decision-making on national strateg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ional evolu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definition and its main problems, explain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key features of new definition from the views of combination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as well a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n suggests using th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relative studies and terminologies so as to benefit for further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 and for better playing the thinktank role in top-level strategic researches.

[Keywords]national strategy, grand strategy, strategy research

[Author]Bo Guili is Director and Professor at Center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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