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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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正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个探索领域。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国际政治学界都需要在这一领域有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投入。


有关国际组织与中国之关系的理论研究,迄今为止缺乏现成的分析框架,这与国际制度理论本身的不完备是有联系的。后者若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克莱斯勒(S.Krasner)主编《国际制度》和基欧汉(R.Keohane)所著《霸权之后》两本书的出版作为起始点(注:Stephen 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至今不过20年的时间;尽管这一理论学派算是国际关系学框架内发展较快的分支,专家们仍然不认为它已到了成熟的阶段(注:基欧汉承认,国际制度理论至今仍存在不少缺失。比如,这种理论的创立者最初多少低估了霸权国(如美国)称霸的持续能力;国际制度理论重视声誉对于各国遵守国际承诺的作用,但对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自然的违抗行为和倾向同样估计不足;这种理论对合作将促进各方利益的展望也许过于乐观,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国际制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磨合过程缺乏深入的分析(见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2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至于在此基础上对国际组织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在西方,资深的一代研究者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不久前去世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其代表作是《中国参与世界》(China Joins the World)(注:埃克诺米和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由奥氏与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主编、由多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撰写的书,可能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有关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著作。它基本上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最后30年内中国进入八个国际机制及领域(即联合国、军备控制、人权、贸易、金融、电信、能源和环保)的情况做了介绍和分析。其观点总体上看比较平衡、客观,信息量也比较多。不过,这本书不完全是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为限定探讨对象的,而是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及中国行为的变化为主要分析内容,因此与本文所说的目标仍有所不同。此外,它是由美国对外关系协会资助的一个课题成果,每章后面都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和“预防措施”,主要着眼于防范和演化中国。这暴露出西方研究者对中国的某些偏见和研究局限,显示出中外研究者探讨同一主题时的根本差异。但总体上讲,《中国参与世界》呈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及角度,值得中国学者重视和借鉴。

较年轻一代研究者里,很有实力和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是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和费正清东亚中心研究员的江忆恩博士(A.Iain Johston)。其主要代表作是《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和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国际制度社会化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专著。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另一位中国问题著名专家陆伯彬(Robert Ross)一道,主持了哈佛大学《接触中国》(Engaging China)项目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在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看法。与奥克森伯格等人相比,江忆恩的作品似乎更有深度和富于学理,给人感觉上也较为客观(注:最近,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中国研究》(香港出版社),发表了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Margaret Pearson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与全球经济体制的规范”。在我看来,它也是为数不多的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作者提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等,构成了当今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它们均试图以与中国现在的惯例和规范相一致或者相兼容的方式,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如果从中国决策层态度的变化以及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策所发生的调整看,这方面有很大进展。尽管中国的谈判者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而认真地讨价还价,但都是在西方所有主要国家预期的范围内展开的,任何试图推翻现有体制规范的努力都不可能实现。然而,对于多边经济组织在促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方面的努力所持的这种积极评价,应从两方面加以解释:首先,国际多边经济机制的努力,不单纯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制内的行为越来越合作的结果,实际上全球市场通行原则和中国内部政治行为对一体化后果的期望,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其次,虽然促进一体化努力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它是通过中国国内观念和结构的变化产生的。见Margaret Pearson,China and the Norm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Regime,China Studies,No.6,2000,pp145~172.与作品的思路与框架观察,Pearson与江忆恩有共通之处,均运用了近年来西方流行的建构论的分析方法,只不过他们一个侧重讨论经贸领域,一个着重分析军控问题。)。当然,与前者一样,江忆恩毕竟是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感受毕竟要比中国人自己更加隔阂:如在回答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与国际军备体制合作时,江忆恩给出“外部压力”“形象考虑”“搭便车”“低成本进入”“实用主义”“地区一体化的帮助”等多种很有意思的分析因素,但对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后造成的理论思想创新以及广义上的决策层的看法变化带来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注:约翰斯顿(江忆恩)、罗斯(陆伯彬)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304~350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中国参与世界》一书里江忆恩撰写的“中国与军备控制”一章,第124~128页。)。可以肯定,如果换了中国分析者,后面的考虑将会上升到首位。

讨论了欧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两位人士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同行相关的工作。应当承认,虽然涉及的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自己却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迄今为止,除开个别专题教科书外,我们还没有一本以此为专题的学术理论著作。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界以往对国际组织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主要呈现两个方向或特点:一是国际法学家进行的讨论,侧重放在法理知识的引进介绍上。单从理论广度衡量,中国国际法学者走在了国际政治学者的前面,如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和武汉大学梁西教授等指导下的不同团队,不仅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述,向国人介绍国际法的基本内涵和国际体制的演变,而且对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与国际上先进体制的接轨及目前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和批评。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以专门领域的机制或公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对国际环境法的介绍、对欧共体和欧盟及其法理基础的分析、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探讨、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演化阶段的比较等(注:这方面的作品有:朱子勤、姜如娇编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骧聪主编:《国际环境法导论》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刘杰著:《国际人权体制——历史的逻辑与比较》、朱锋著:《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星红著:《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1996年版;章示平著:《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以国际政治学界以单个的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为对象进行的个案分析,其中尤以对联合国体系的介绍分析居多,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李铁城教授等人的多年工作及其成果(注:李铁城著:《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些作品还介绍了某些专门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欧盟(欧共体)、东盟、华约、美洲国家组织、国际联盟及其历史发展等等(注:比如有: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王士录、王国平主编:《从东盟到大东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就翻译出版了《华沙条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翻译出版了《美洲国家组织》,商务印书馆1964年翻译出版了《国际联盟史》,1974年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等国外作者的著述。)。它们在介绍情况时比较细致和客观,有助于读者和一般学生的知识需求,然而从高标准衡量,它们的理论深度欠缺,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移植嫁接”,很少对中国的内部变化及其对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的影响做出全面透彻的探讨。

相对而言,由渠梁、韩德主编的《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一书,较同类的其他成果更值得一提(注:渠梁、韩德主编:《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本书也是张明谦主编的《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张明谦本人还执笔撰写了此书的前言和《专论》部分“国际组织与集团的综合研究”一节。外交学院的张历历则写作了《专论》里“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一节。分别见《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的第1~18页和67~76页。)。这部出版于1989年的作品,是由当时一批外交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共同收集材料并编写而成。它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是,不仅广泛介绍了当今国际组织的现状及其简史,而且设置了有关国际组织的一系列专论。所论及的国际组织中,既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又有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组织,还纳入了国际社会的政党组织、议会组织、工青妇团体等等,甚至有环保组织、宗教组织、反核组织等如今越来越活跃的所谓“国际新社会运动”。80年代后期编者考虑选材时即有这样的眼界,应当说是不容易的。尽管专论的篇幅比重只占全书的1/10左右,却无疑提升了整个作品的层次,成为今天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照。但是,这本编著毕竟成书于十几年前,资料信息多少已经过时,而且它同样没有(应当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没有可能)深入探讨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影响,也未曾从理论上深入思考国际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前景。

近些年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学者对国际组织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介绍,对我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的研究也较过去重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国际组织概论》,这很可能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第一本以国际组织为专题的教科书。该书以建立“国际组织学”为宗旨,以国际组织为专门的研究和教学目标,比较系统地解释了当今国际关系中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其影响,尤其从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探讨了国际组织的作用方式。单就对国际组织的分析广度和力度而言,大大超过了《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不过,依笔者管见,可能是受教育部教学大纲所限,也可能是从教学的需要考虑,这本教科书在分析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时,较多顾及了一些官方的口径和正式的说法,而没有来得及深入研讨在这一课题下包含的种种复杂性。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十五”重大科研项目里,增设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接了这一为时三年的项目。我本人有幸设计并主持这一项目,题为《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课题组包纳了来自世经政所、法学所、国防大学、浙江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单位的十余名专家学者,他们分别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走向、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动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扩大、世界银行的借款方向、亚太经合组织的成长、国际人权公约的扩展、全球气候公约的制订等重大问题上切入,深入研究它们与崛起的中国之间复杂的联系,试图在理论上为两者间的磨合寻找更加有力的解释。课题组同时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的资助,《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近两年还专门设置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专栏,至今已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中国大陆迄今仍然没有一本相关的理论专著问世,各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教科书缺少对中国与国际组织和总体的国际体制的关系的讨论,专业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质量仍然不高。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落后的原因可以找出许多,研究界同仁也有过不少议论,如“政治宣传纪律等等的限制”“某些带有敏感性和保密色彩的领域难于收集资料”“研究工作起步晚”“研究队伍分散和参差不齐”“市场大潮的冲击造成研究人员不安心工作”“出国机会少或经费有限因而无法深入考察有关的国际组织”等等。我以为,这些议论各有道理,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但不管怎么讲,有关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国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质量都赶不上西方同行。这一点说出来令人尴尬,但它却是不争的事实。


往下,笔者打算对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若干重要方面加以探讨。限于篇幅,文中不可能展开论述,焦点将放在展示主要线索与分析研究难点上。

本节讨论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历史线索。

这里讲的“中国”,当然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旧中国与国际组织的联系属于另外一篇论文的探讨范围。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新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注:这一段的讨论参考了张历历的文章“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见前引书《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第67~74页。张文的线索是正确的,只可惜它发表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无法概括此后新的进展。):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0年。期间,中国一方面为驱逐台湾“代表”、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试图与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同时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的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第二阶段:从1971年到1978年。以第26届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标志,也是我国与大批国际组织建立或恢复合作关系的一个主要时期。从1972年开始,中国陆续加入了联合国下属的如开发署、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重要机构,逐步与欧共体、亚洲运动联合会、国际奥委会、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恢复和发展了合作关系。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中外的政治关系发展得比较快,而经贸方面的联系比较弱。第三阶段:从1979年以后,也是中国国内改革开放方针推动下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不仅继续在国际政治组织内保持活跃态势,更扩展了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机构的交往;不仅对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有兴趣,而且尝试进入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在这一时期,中国与绝大多数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或建立了直接的合作关系,或发展了形式灵活的联系(如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在21世纪到来的今天,日益成为国际共同体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上仅是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总的来说它符合普通百姓的感受,也是一个基本正确的研究框架。不过,如果深入考察,还可发现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中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及由此形成的国际战略看,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有一个“从拒绝到承认、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从比较注重国内需求到更加兼顾国际形象”的曲折过程。它直接折射出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对国际组织的需求变化。

在毛泽东时代,现在也称作第一代领导核心主政的时代,即从建国初到70年代中后期,单从现象上看,中国的确是在试图与各种国际组织建立联系。但我认为,这里面的主要考虑,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国际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外部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外交路线上最终选择了“一边倒”的方针,向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靠拢,并没有把那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或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视为要真心实意参与合作的对象,内心里实际上把它们视为暂时的“统一战线”。总体上讲,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际组织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做最低限度的参与,争取使我新生政权得到尽可能多的承认,同时借此扩大反帝反殖统一战线;倘若它们达不到这一标准或不利于上述要求,便不予理睬。例如,当联合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下通过扶助台湾的决议时,中国人对这个最大的世界性政治组织的态度,就由有限的合作变成愤懑之下的不屑一顾。这种局面只是到了70年代之后才发生变化,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合法地位在联合国得到了承认,二是中苏对抗的形势给中国造成压力。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调整了原先的战略,不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了关系,而且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制进行了有限度的参与。虽然有这种变化,但不能不承认,在毛泽东的晚年,是不可能有任何指导思想的彻底变化的;所发生的只是有限的“调整”,而不是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国际组织策略的核心,是以向苏联靠拢为前提,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并摆脱孤立局面。

到了第二代领导核心掌权的时代,中国对国际体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中国需要安定和发展,贫穷落后不是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而安定和发展的局面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中实现,包括与发达的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现有的国际体制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国需要、也不能不与之合作。比较起来,邓小平理论的务实性很强。对邓小平本人来讲,历史经验给了很多惨痛的教训,唱高调不能当饭吃,自身的国家利益是最高的准则,经济发展更是第一位的东西。为了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优先的思想,他在考察了20世纪后期的国际态势后提出了“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中国没有必要在国际上扛旗”等重要论断。与之相应,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在看待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的问题上,采取了稳健务实的立场,其主要目标是用它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与毛泽东一样,他同样认为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但他提出的改造办法却与前者不同,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包含在国际组织内)既要斗争又要合作,斗而不破、合而不同。也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的这种理论,在他主政的时期,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公约的数量以及参与的广度深度,均是毛泽东时代无法比拟的。邓小平国际组织策略的核心,是在承认现有国际体制的前提下,争取自身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江泽民在前两代领导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组织之关系的深化。第三代领导人指出,当今人类社会处于“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把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含蓄表明了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与此相应,中国领导人呼吁,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使国际社会朝着更加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应当“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平等协商为途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的“新安全观”;明确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把这一任务正式宣布为中国在新世纪致力于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另两个任务是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及统一大业)。显然,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突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新世纪的权利要求和历史责任。由此我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与当今各主要国际组织的关系的问题上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强调全面而充分的参与,力更更大的发言权,更好地表现占全球人口1/5的国度的需要;二是比过去更加主动地加入地区性(尤其是周边利害相关地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甚至主动提出了建立多边机制的倡议如倡导和组织“上海五国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三是在策略上仍然保持邓小平时代的渐进务实特征,强调多极化的最终形成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要趋利避害和巧妙应对它的挑战与机遇,在介入的过程中逐渐改变旧的国际体制的性质。中国既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同时要“防止冷战思维”,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令国际社会和国际体制惠泽。江泽民国际组织策略的核心,是在保障自身发展与稳定的前提下,逐步确立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发言权。

以中国目前惟一一本国际组织方面的大学教科书的说法为例,它反映出中国人对国际组织作用的乐观态度:“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我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我们必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密切配合,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注:叶宗奎、王杏芳主编:《国际组织概论》“编写说明”及第32页。)从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国际观的纵向比较,我们既能察觉中国国内政治指导思想由“革命造反”到“建设优先”的历史性变化,亦能感受中国的外部环境由冷战对峙局面朝后冷战复杂格局过渡的时代特征。这是最大的背景,是往下探索、深究细问的基本事实。


新世纪开始的今天,中国人自己如何认识我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理论上到底有何价值?研究中可能存在哪些难点?

现在,很少有人否认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它不仅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的确是国际社会接触中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在看待这种关系时,我认为,邓小平时代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国力的逐步增强,是最要紧的一个转折点,是研究中不可忽略的要点。与此前的30年相比,中国不仅继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和世界核俱乐部主要成员的位置,而且成为当今发展中世界最有经济活力和市场潜力的大国,成了对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最有可能发出挑战(或提供支持)的大国,成了民族士气不断高涨、增长的综合实力形成潜在威慑力的非西方大国。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接下来中国走过的路程,使得中国与国际体制的联系比过去紧密得多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认识界线的模糊,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特别是到了新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相应的困惑与议论也在出现,实际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多样,有关各种重大问题之曲折是非的判断也变得更加困难,对第三代中国领导人来说驾驭新局面的艰巨性亦在增加。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现有国际体制的性质和作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不合理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受少数西方大国掌控的事实、某些国际机制和公约对中国的约束性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前景、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面临的西方遏制压力、中国对待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态度等等,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立场,包括尖锐的批评和完全对立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不在这些争论中进一步地冷静思索,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和策略就得不到很好的设计与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能因此受挫。

焦点之一,如何看待现有国际体制的性质的问题。按照以往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推导,不论国家内部或国际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及做法总是统治阶级的原则和做法,资产阶级的国家和它们组成的国际组织本质上代表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些国际组织里占主导地位的永远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除开最低限度的需求之外,没有必要与它们深入交往。即便进入了国际体制,中国当然的选择是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联手,更多呼吁改造现行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规则,抵制少数霸权国家垄断国际论坛和国际事务的图谋。我认为,这里解析出来的国际体制的“霸道”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的一个优势,它能让人见到现象后面的实质,尤其是表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南方国家)的态度。这一观点及分析方法仍然有相当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确实继续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实践,包括中国的国际组织策略和做法。毕竟中国仍处在不太发达的状态,自觉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同病相怜、同心相印,在国际舞台上需要经常协调合作、共同斗争。

但另一方面,时代在变化,老祖宗讲的道理也得更新。假如一旦中国进入较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在处理具体的国际组织事务时,能否还应继续坚持上述态度?举例来讲,中国作为核大国,在对待核扩散等涉及国际核机制的关键问题时,就处于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不可以照搬教条地以“南”“北”划线;而在极地开发和外太空利用等领域,事实上,中国与美俄等空间大国的共同利益,远多于我们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相同点。有人或许说,这一切完全可以用“国家利益决定论”的观点加以解释。我认为,国家利益的观点的确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同样不是没有缺失的,至少传统的、比较狭窄的定义是不够的,它没有考虑新的形势与矛盾。拿前者来说,国际体制既包括正式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UNSC)、维持和平机制(PKO)、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IMF)等,还包括国际间的某些重要协议和国际公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公约”(CTBT)和“关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等等,乃至泛指某些长久通用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它们的性质、功能、特点及影响都很不一样,因此无法用统一的尺度丈量它们。它们对中国(加入与否、赞成与否)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也大不相同,有的在获取利益时完全没有成本比如认可技术性的国际规范,有的却关系重大比如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和防止核扩散机制。在安全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在生态环保的国际组织以及在经贸旅游的国际组织,对于中国的利害关系也大相径庭,我们可以很高兴见到奥运会成为联系海峡两岸的某种纽带,但绝不会允许联合国同时向中国大陆和台湾示好。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全球化对我们的讨论有什么名义?我想,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不可避免地有某些交叉重合,辨别和认定它们的工作并不容易。比方说,我国政府近些年采取“退耕还林”“退草还林”的方针,是不是直接地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做出了某种贡献?而京都议定书关于发达国家应当承诺在特定期限内实现减排义务的要求,难道不是间接地加快了中国改造旧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结构的努力?在看待国际组织的性质、工作和建议时,人们必须考虑,是否存在超越国家和阶级界限的共同利益,这些组织及体制是否可能部分地反映包括人类的共同要求与愿望?另外,在不同“阶级集团”之间共处与竞争有没有可能采用更多新的方式?如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处理本国的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这里,困难的地方在于,在客观的进程背后,在看似代表全人类和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组织背后,存在着少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操纵与私利,存在着“王道”与“霸道”的错综复杂的交织。这是客观事实,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现状。但是它们中有哪些是含有一点人类共同利益的成分,又有哪些是完全像美国控制自家后院内的事务一样容易受到摆布和操纵的呢?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对于当今许多人类关注的全球性危机,国际组织采取的许多应对措施往往是不得已的;比如当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开始时,明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有利位置,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当放弃争取更多权益的艰难斗争?面对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不良趋势,我们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消极地回避和拖延承诺减排义务,还是应该有所表示,哪怕这种表示似乎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公约中的建议相吻合?全球化不论是好是坏,它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活和思维,包括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性质。现在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既有政府间的又有非政府的(所谓NGO),既有官方的决策也有日益增多的公众参与,既有反国家的朝向也有支持国家角色转换的声音,既有明显“亲西方”的也有明显有利于多数国家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社会公众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从道理上讲,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也适合我们国家关于“国际事务民主化”的要求;然而,这种趋势也增加了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的层次及复杂性,增加了主权国家做出反应的难度。在这些及类似的其他情况下,中国怎么看待、又如何应对?这不是简单赞成或拒绝的问题,而必须小心权衡、仔细抉择:既要考虑本国发展需求,还得考虑人类共同利益乃至顾及自身的国际形象,同时又不得不小心落入西方发达国家有时可能设置的陷阱与圈套。很多场合,都存在着融入战略之“渐进”与“突进”的不同选择及其利弊,存在着外部压力与内部改革(如增强民众参与权利、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动法制化过程的充分实现)之间的多种摩擦。在这些场合,唱高调是无济于事的,有时候还起反作用;事物的好坏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容易做出判别。它对研究者的智慧与耐心、宏观把握能力与处理具体事态的应变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应尽量避免作那种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断言”。

面向新世纪,中国应有适合新情况的大国战略与大国风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建国之初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积贫积弱的形象,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站立起来而不是屈辱地跪着与外人对话。这种情结在中国人心头缠绕了上百年。毛泽东以他不畏强敌、不信鬼神的气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怀念。然而他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社会,缺少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同步跃进的气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陷于一种紧张对峙之中(当然这不光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所造成)。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人了解世界,也让世界关注中国,二者之间有了更加密切的互动。不过,由于主要顾及的是解决国内的温饱及发展难题,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主要采取了“韬光养晦、只做不说”的低姿态,多少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意图不太了解,尤其不清楚中国崛起后的国际战略目标。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出现,部分是来自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的煽动,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又加之我们解释的不够。从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新一代中国政治家的追求逐步显现出来。如同我国领导人近年来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理应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作为,占世界1/5的中国人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我认为,这个方针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更多地考虑全球事务,更好地负起作为崛起中的地区及全球大国的责任,中国才能更充分地表达自身的需求,也只有这样才会使国家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制约。崛起后的中国,显然无法简单沿用在积贫积弱或停滞不前的时代奉行的国际组织战略。新一代人必须有新的思维和方略,在继承先人好的东西的基础上,用创造的态度加以发展。为此,须克服历史遗留的一些心结。不难看到,过去的历史,外部列强给了中国人太多的教训:“老师总是欺负学生”。因此,我们习惯于拒绝国际上的邀请,包括国际组织和现有体制的许多建议,尤其当这些邀请和建议后面的利益不明显时。我们一些同志在借用“韬光养晦”“不出头”等说法时,表达的不止是一种谋略,有时还表现出内心中一种不信任感和对外部情况的不了解。在应对日常的国际组织事务中,不介入、不承诺、不挑头,或者尽可能地拖延进入,在负责部门具体事务的某些同志那里成了思维定式和做事习惯。这种在中国孱弱和封闭的情况下孕育、在改革开放初期造成的态度,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的国际组织策略和多边谈判策略。依我看,它恐怕是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的,也不适合中国逐渐成长为一个地区和全球大国的身份及影响力。现在需要的,是考虑如何更好地进入同时有效地保持独立性与争取更大的发言权的问题。对待气候公约(京都议定书)和人权公约,是此际容易想到的现成事例,在核不扩散和维持和平行动等领域,亦有同样的情形。它们是中国未来改造旧的国际秩序并提出倡议的支点,我们需要更大的进取意识。中国人应当有志向,不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且为人类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安定做出更大贡献。

有人或许会问,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到底有无大的价值、对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有无重要的推动?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撇开本文已经提到过的问题不说,单就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而言,国际上可为我学习借鉴的东西就有不少,如外国学者在探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时,很看重双方均会发生的学习认知的过程;有专家指出,在接触的长期过程中,一方面国际组织和体制调整了某些原有的规则与安排,另一方面中国方面随着参与频率和机构发展,参与的质量和信心都在增加。这就是一个合群化(socialization process)与双赢的过程,也是国际政治里典型的学习认知现象(注:江忆恩:《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304~340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相形之下,中国学者自己对这方面讨论就很少,缺少细致的、微观的透视。又如国际政治学界近来十分流行的国际制度理论,也有助于我们研究进程的深化。这一理论的创始者基欧汉教授曾经分析说: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之间的合作。就是说,预防误解与冲突、增进理解与合作,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内容。但“合作是很难表述的,其各种各样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研究主题”,正因如此,才诞生了国际制度理论、才有它的持续发展(注: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我以为,这一理论开辟了探讨当代反对霸权主义命题的一个新的、精致的视角,特别值得中国学者追踪和借用。再比如中美关系研究里谈论“接触”与“遏制”的话题很多,殊不知同样的话题在出现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中,而且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论点和建议。西方有的研究者希望用国际体制约束、制衡、“遏制”中国,另一些声音则认为它们可以帮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变得“比较温和”、实现“软着陆”。两方面都有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案例对照,其中不乏一些精彩的分析与结论(注:这方面,可参见《中国参与世界》一书的各个章节对不同领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关于联合国、人权、环保与军备控制的几章。)。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这两个学派之间既有分歧,更有共通之处,对华政策上的“限制性接触”(constrained engagement)便是它们内在的一致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若想真正趋利避害,就得认真理会和思考这些学派及其论点。此外,功能主义、多边主义和一体化学说等等,也均有自己的分析长项和特色,值得我们以“拿来主义”态度对待之。

我相信,中国新一代的研究者在接收新鲜的思想和方法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假以时日,他们必能熟悉掌握国际上各种前沿的理论动向及其方法论。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使中国不仅能够在工艺和器物的层面不落后,而且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也处于世界前列。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应当在理论上使自己的专题研究和整体概括充分考虑前面已经提到的复杂因素和动态性,尽可能客观地、不受干扰地阐明中国与不同国际组织及公约的关系之性质、接触的进程、障碍的存在、发挥作用的前景等一系列方面,同时充分吸收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有创见的思想和有影响力的观点。在进展和完成的过程中,某些先进的成果和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能够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产生持久的“范式冲击”,造成广泛的争鸣与更深入的探讨,最终创造既有世界意义、符合国际进步潮流,又有中国民族特点、适合中国国情的学说。


原文来源:《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02年第08期 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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