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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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在看到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超出通常的思维逻辑,完全颠覆传统的演进画面,产生完全不同于一般预测(“规律性”)的后果。这中间,既包括人们常说的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意外”,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1世纪初期发生的“9·11”事件及美国布什主义的战略应对失败①;也有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方面的重大挫败,如当下的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及其造成的二战后最严重的非战争损失;还包括综合国力较量中出现的“非常规”崛起与下降,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猛然上升和欧佩克组织各成员国的景气突现;乃至科学技术领域的某些始料不及的“突变”,如20世纪后期互联网重要性的凸显及芯片技术进步带来的突破。事实上,恰恰是这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受人关注、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某种“常态”;而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教学,对于这些重大意外和战略危机极度缺乏研究,更不用说缺少全面深入细致的说明。

由此考虑,对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政治趋势的展望,还应当包含对重大不确定因素的讨论。听上去似乎有矛盾,这正是预测国际关系走势的线索所在。

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一: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文明间的冲突”,在未来几十年间,究竟朝着更加剧烈的方向演进,还是逐渐衰减及至相反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提示着一条重要线索: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赢得冷战对抗之后,全球冲突与矛盾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改变: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和技术优势、主导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欧美各国,与占据重要地理和资源区位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在涉及国际军事领域、国际能源领域、国际文化领域、国际社会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激发出各种极端思想、企图和势力。如果说,巴以矛盾为核心的中东和平问题,好似全球冲突局势的晴雨表;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同所谓“伊斯兰反美阵线”(包括伊朗这样的国家政权、哈马斯这样的势力和“基地”组织这样的游击队)之间的较量,则决定着国际范围热点冲突的基本走向。大体上可以判断出,当今国际冲突和热点的五成三发生在这两大系统之间,而主要地点是在从北非到西亚中东到中亚乃至东南亚连为一体的“伊斯兰弧带”上面。美国布什主义所折射的“新十字军东征”指向,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在新时代称霸全球的主要方略之一,即:用通过对伊斯兰范围形形色色反西方文明的挑战者的打压,杀一儆百、威镇全球②。当然,这种努力还包含了输出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软改造”,例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选的选举和其他治理方式。总之,是用欧美现代体系为坐标并且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力促十字路口的伊斯兰文明体系朝着前者期待的方向转型。反过来,伊斯兰反西方阵营用同样强硬甚至更加极端的方式(如恐怖主义),对抗西方的改造企图和打压政策,包括对内部的温和亲西方政权及势力进行反制,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结盟反美力量、形成松散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又与传统的西方左派激进思潮、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力量形成复杂的认同与合作,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引发的批判与抵制浪潮,构成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政治的一种重大紧张之源。

然而,在断定其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很难对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演化做出方向性的预测,譬如讲,这种关系未来一段时间是越来越紧张、具体的麻烦点和冲突事件更加层出不穷,还是逐渐缓和、增加合作、共同遏制存在于双方的极端主义思潮与势力③。布什主义之后的美国“奥巴马新政”,可以作为这种测不准事态的注脚之一:一方面,新总统通过“巧实力”外交和其他手段,竭力修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避免单靠武力和一国力量的旧方式,来解决与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存在的各种重大利益冲突;但是另一方面,伊朗人或塔利班势力并不买账,而是利用美国内外政策重大转换期的“真空”、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乘虚而入、徐图谋利,从而造成奥巴马政策尴尬与下步选择的困境。正如当下的分析家无法预测奥巴马新政的胜负一样,中长期的追踪者和预言人,同样很难判别西方与伊斯兰这样两种关系悠久却又恩怨不断的文明形态,会在新时期生出何种演进线索。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全球世界和国际制度而言,这种关系极其重大紧要,带有全局性的引导意味,决定着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安理会的偏好、北约的战略调整和美国军事学说的再定位等等重大事态,影响着国际制度建构的整体氛围和国际力量斗争的基本格局。

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二:全球化进程与各种民族主义如何对冲和此消彼长,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抵消?

自20世纪后期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向世界各个角落。首先,它表现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经济规则的推广,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旧的中央指令型计划经济受到抛弃之后,以市场化和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这一进程显得更加强劲。其次,它体现在各国政府在经济贸易自由化浪潮下的对外开放与积极跟进,包括传统产业的调整和新兴行业的激发、企业和个人自主性的扩大以及民营部门的地位上升。第三,它还呈现在各国大众消费口味尤其是年轻人时尚追求的相似上,广告媒体和建筑风格的雷同上,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及都市运作的一式化上。所有这一切产生了某种“政治外溢”效应,即弱化了传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断缩小着主权政府权力行使的空间与合法性,从不同方向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与政策偏好形成约束。道理上说,科学与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科技未来进一步应用的趋势,只会助长或改善,而非削弱和抵消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上述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现实告诉我们,世界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绝非沿着一种线性式方向前行,而是呈现复式的、交叉的、多元的画面。在很多地区,多数主权国家不仅没有朝着消亡的方向演进,反而增强了干预的力度与方式,比如说它们更多利用集团化或区域一体化的方式,补充单一国家能力与视野的不足;国家政权赖以生存和行使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学说(经常冠以“爱国主义”的名称或色彩),不断被有意识地更新、充实,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与偏好;“民族视角”与“本土化”的各种要求,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那些成长最快、按道理说对全球化最有好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区域,在这些地区人们日益感受到,西方的制度霸权和文化主宰力,对本国本地区进入核心技术、核心决策圈、主导体制和主导轨道,具有公开或隐性的遏制作用;不用说,在各国,各种保守势力和传统思想,更是对全球化的消极作用痛心疾首、大加鞭挞,它们成为那些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和排外思潮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心理基础④。在世界范围,不难发现,愈是经济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各种反主流的NGO和新社会运动愈是活跃,它们对于全球自由贸易造成的分化、市场逐利引发的恶性竞争、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少数族裔的边缘化,以及主要大国和跨国公司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现象深恶痛绝,提出了指向相反的各种诉求,这些诉求从一定程度加强了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力。

不妨说,在我们所处的新世纪初叶,见证的是一种反向、双轨的运动,即跨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反全球化的浪潮⑤。现在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复杂较量及后果,对于我们当下研讨的国际制度和全球政治重大趋势有何影响。结局可能大相径庭:如果全球化持续发展甚至走强,也就是说二战后一直起作用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依然基本主导世界发展进程,现有的国际组织与规范将继续扩展,非西方力量的取代将漫长艰难;假使反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某个时期或通过某些事件占据上风,哪怕是暂时和局部,也可能使各种重大国际安排与决策过程发生重大改变。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国越战失败、西方的左派抗议以及中国的“文革”),曾经使此前20年西方一直顺利推进的科技革命和经济贸易自由化过程受到怀疑和挑战;近期发生的美国两场战争失败以及世界金融危机,也是对美国模式的深刻批判以及美国模式所代表的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挫败。这些事件从不同侧面造成了联合国体系的动荡与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机制的信任危机。

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三:民主与集权的较量如何持续,它们对于全球规章制度和组织架构有何后果?

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间,我们见到了全球范围内民主与集权的双重变奏:一方面,在俄罗斯、东欧、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出现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旧的专制或集权方式被抛弃,多党制、议会民主、投票选举等等西式民主形式受到推崇,媒体的开放、公众的参与、社会的活跃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较高水平;基本上,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方面,社会的声音和影响仿佛处于上升态势,政府及其决策受到了更多约束,民主化作为全球市场自由化的某种副产品和催生物得到更加迅速的扩展,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和目标取向有了更多拉升。另一方面,随着民主化进程出现的各种紊乱却是民主的鼓吹者、推广者始料不及,几乎所有被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那样的转型“阵痛”与政治麻烦;各国对此反思与批评的同时,也在思索民主的实现方式、手段,尝试适合本地区和本国国情的道路与做法,包括以某种集权的手段、在特定的时期与领域、推进民生与民主的多重目标(早期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政体,新近有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一批中大国家为突出体现的转型模式)。从另一个方向观察,在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由于金融危机等经济停滞、政客欺骗或软弱导致的政治混乱和低效率等等所谓“民主赤字”现象的大量出现,不仅带来发达国家民众与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抵制,也从一个侧面助长了非西方世界对欧美民主模式的疑虑和对新权威主义政治转轨道路的好奇(乃至仿效)。人们看到,对于民主的目标价值与当下作用,实现民主的路径与手段,政府与国家的“有为”与“无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利弊得失等等,存在着大相径庭的分析预测;对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不仅是学术理论和媒体大众的兴趣,也折射出世界政治现实行进的曲折难料。

民主与集权的上述复杂矛盾与不确定性,必然反映到国际制度的改革与演变上面。拿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二十国集团”来说,世人尽管能够见到它相对于“八国集团”之重要性的上升,预见它在金融领域及整个世界经济危机防范方面发挥的更大作用,却很难判别(譬如说)下面的问题——它究竟代表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趋势(对西方垄断地位的某种修正或取代),还是新形势下世界主要大国掌管经济事务的一种新形态?从“二十国集团”自身的决策过程分析,它未来仅仅是“八国集团”(经常被称作“富人俱乐部”)传统磋商模式的某种扩大,还是朝着联合国安理会那种比较紧密而有效的机制演化,或者是(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产生一系列“树状”(多元且分层、功能切割但互补)的更加复杂和制衡的决策过程(类似欧盟的政治过程)?“二十国集团”对于全球化、多极化、国际关系的平衡稳定起什么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它内部的民主化或集权化走势,决定于它如何处置本身追求更高效能或更大代表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于它内部的各种势力斗争与合作的进程,决定于它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联系,而这些重要线索并不是现在能够断定和梳理清楚的。无论如何,这里要强调的是,关注这些线索的发展,包括各种趋向的此消彼长,是建立可靠的中长期预测的一个重要内容。

结语:中国是新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动能和变量之一,中国的前景更多取决于中国自己的选择与国内发展状态。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不仅处于现今国际体系的边缘,而且选择了“造反者”的基本方针和态度。尽管中国也先后加入联合国和一些重大国际组织,但总体而言缺乏积极合作的热情与参与决策的策略。一个证明是,除了在50年代初的亚非会议上与印度等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代初期在联合国呼吁改造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外,中国人很少主动设计和提出自己的国际制度议案或其他重大国际倡议。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活跃,内涵也更加具有互利共赢的建设性。如世人见证的那样,中国人参加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把参与的过程与本国的建设与发展事业挂钩,国际化进程本身在中国日益成为衡量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自我提升的重要标尺。总体而言,到20世纪末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国际制度影响扩大的重要动力之一⑥;例如,看看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或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国际机制的扩展,就不难察觉上述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从最近四五年算起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益发引人注目,综合国力等硬实力大幅提升,外交与国际战略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世博会的顺利召开等等,象征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和力量体现的主要代表;各种国际机制和规范的作用发挥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中国不仅早已埋葬“东亚病夫”的标签,而且彻底摆脱了国际制度缺席者或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被广泛认定从“主要受援国”的位置转向“重大资助方”或“决策者”的方位。客观地分析,虽然多数中国人并未承认这种所谓“全球定价人”、“主要责任方”或“供货商”的新定位,外部世界特别是主要国际制度决策圈内对此却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与议事安排。可以列举的典型事例,有逐步机制化的二十国峰会(“G20”),全球气候公约制订过程(所谓“哥本哈根/后哥本哈根进程”)、全球贸易谈判进程(所谓“后多哈回合”)、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在所有这些关乎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重大国际制度的修改与推进中间,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管是有诚意的邀请还是居心不良的压力。今天,可以说,下述判断名副其实、毫不夸张:缺少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参与,缺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赞同,没有这个新兴大国的政治意愿和安全保证,相关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便失去了意义,其最终决议与安排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从未来一段中长期时段预测,在不发生主要大国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可持续性,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发事件能阻挡上述趋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将成为各种主要国际组织与规章制度实现变革、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因与变量之一。

在看到中国崛起、推动国际进步的美好愿景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中国现有模式的痼疾。“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先贤的这句遗训继续适用于取得巨大进展,同时存在严重问题的今日中国。没有深刻的认知与反省,不会有恰当改进的方向与动力。从全球发展角度测量,国际时政流行的所谓“中国力量”或“中国模式”的各种说法,更多不是像国内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在热情赞美中国,而是描述一种可畏不可敬、更不令外国公众向往的低层次发展及笨拙“体态”,主要指着庞大中国经济的快速粗放扩张,尤其对各种矿石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全球占有率、低技术含量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碳排放总量的急剧上升和对全球生态的消极影响,多半是对精致严格、创意奇妙、高水准和前沿性等“好词”的反向解释。的确,离开中国古代哲人和工匠留下的令人赞叹的各种遗产,离开中国当代经济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令人咋舌的发展速度(里面又有相当部分是以中国人民长时间辛勤劳作、低收入和简单消费为代价获得的),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能拿出来的、比较像样的品牌数量真的很少,由中国人在全球重大方向上直接推出和建制的东西确实无多——试列举全球政治外交上的大量倡议,全球军事国防领域的无数“杀手锏”,全球科技方面层出不穷的尖端产品,全球文学艺术创造中的一批批领军人和新潮流,全球性组织和国际法范围的近期各种新规制,全球性学术和思想领域的各种新术语、新学派、新方法,尤其是那些预示人类未来前景、让年青一代更加喜爱和乐意追求、建造更均衡与稳定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制度性创新中,有多大比例来自当代中国人的贡献,又有多少可以贴上“中国力量”或“中国模式”的标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实现对这种远不是中国人民喜爱和期待、更不是伟大中华民族应当具有的粗放低端结构的彻底转型,是一个十分艰巨而漫长的过程,目前还远不是骄傲自满的时候。

单从外交和国际政治讲,尽管按中国官方的尺度(实际情况确也有根据),中国国内进步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公众的开放意识和进步需求在不断提升,但为何外界总是把中国与某些所谓的封闭、落后、一成不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等量齐观,为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把我们的国际战略与“资源争夺型”甚至“资源掠夺型”的西方传统列强对照,为何国际社会有相当多的朋友总觉得中国与那些麻烦国家、失败政权或不讨民众喜欢的独裁者走得太近,为何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老在批评中国在提供发展援助和安全援助方面“小气”、显得与国力不符?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仔细梳理归纳一番,看看这里面有多少是由于一些敌对势力刻意捏造和歪曲造成,有多少是因为官方外宣苍白乏力所致,有多少是实际政策和决策思路的不当引发,有多少是缘于国人的国际意识薄弱,哪些属于毫无道理的指责,哪些算是误解与偏见,哪些是值得反思和改进?这些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事情(及问题),都不是情绪化的反应、简单化的方式所能解决。今天的中国人,既不可陶醉于新近萌生的“盛世情结”和沙文主义的梦呓里,也不应囿于旧时狭隘的“弱国悲情”和“受害者心态”的禁锢中,而应仔细审视和定位新阶段上的战略取向,朝着新兴大国、进取大国、风范大国、责任大国的方向迈进。现存国际秩序中仍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对中国的崛起构成一定威胁,我们的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主权安全等领域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对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有所准备,既要发展军事和国防方面的硬力量,也要建立建设性斡旋、创造性介入国际热点和利害冲突的安排(与机制)。另一方面,“打铁先要本身硬”。若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自身。适应时代要求和进步标准的国内转型改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须牢记:当我们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时,并非对外宣传上的托辞,或是为推卸国际责任寻找借口,而是坦承中国目前发展所处的较低水平,包括器物层面的相对粗放、体制层面的相对落后和观念层面的相对自闭,是为着防止虚骄之气阻碍高水平的内部革新和外交审慎;不管外界怎么解读“发展中”的宣示,中国媒体和公众要有清醒、准确的自我估计。保持忧患意识、谦虚态度和奋发图强精神,再有几代人的艰苦跋涉,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伟大民族之林、为人类进步再作巨献的图景才可清晰显现。这不止是外交博弈和军事斗争意义上的宏战略,更是宽视角和长时段意义上谋划中国发展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大思路。


注释:

①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②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84-107,121-130.

④约翰林·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宋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1-193,194-235.

⑤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⑥唐晋主编.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政治(大外交).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原文来源:《当代世界》(京)2011年第2期 第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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