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董春岭:“9·11”十年反思及对中国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8 次 更新时间:2015-06-13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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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董春岭  



内容提要:“9·11”是影响21世纪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它凸显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改变了美国人的心态,影响了美国的国内政策及外交战略,进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9·11”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对这一事件进行总结反思。小布什总统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而美国目前对他的评价有失公允。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反思这一事件的根源及影响,客观看待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问题,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9·11”无疑是21世纪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2001年9月11日,以本·拉丹为代表的“基地”组织攻击了美国的心脏,以少数人力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这次袭击导致近3000人丧生,造成约1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是自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外来打击,美国社会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二战时期的珍珠港事件①。它凸显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使其在全球范围上升到几乎和传统安全议题对等的地位。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也重新塑造了10年来的国际关系。2011年是“9·11”事件十周年,随着发动袭击的“元凶”本·拉丹被击毙,该事件也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对其在过去10年中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总结是适时且有必要的。


一、“9·11”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9·11”通过改变美国改变了世界。在此后的10年里,它对美国国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人的心态。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也确实受自然眷顾,资源条件优越,而且在诸大国中它的安全条件也是最好的——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由于本土受到自然条件的良好保护,所以美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安全之虞。特别是冷战结束、海湾战争胜利使美国人民坚信他们拥有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最强大的军队,似乎没有人敢向美国霸权发起挑战。但恐怖分子直接袭击了纽约,这无异于在美国本土的一次“战争行动”②,它打破了美国人的“安全梦”,给民众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恐慌心理迅速蔓延,集体不安全感导致美国的内外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意义深远但很微妙的变化。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迅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该法案对公民自由而言是不利的,如允许警察在非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拘留公民48小时、允许执法当局对公民的通讯进行监听等,从而使美国人长期引以为傲的公民自由受到制约。美国开始将本土防卫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在政府部门、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加强安检,事实上提高了社会活动成本,缩小了公民自由度。而某些行政部门藉由反恐希望立法部门减少对部分法案或行动的审查监督,政府以爱国主义为旗号封锁新闻、压制反战意见等等,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③,但美国民众在集体不安全感和爱国情绪高涨的双重作用下,普遍接受了上述变化。

第二,行政管理成本增加,情报、军费等开支增大,使美国经济负担加重。2002年布什政府宣布成立国土安全部,它整合了联邦8个部门的22个机构,人数编制17万,年预算达到37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国防部的第二大行政部门。此外,整顿情报系统、加强公共安全措施耗费很大,两场“反恐”战争也使美国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克林顿政府努力消除的财政预算赤字,在布什总统采取减税和加强反恐支出等不利于开源节流措施的双重冲击下,又重新出现。加之金融危机影响,布什离任前,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已经高达1.3万亿美元④。奥巴马政府一开始就在高赤字状态下运行,受国内多重政治压力制约,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心有余而钱不足”,政府甚至一度因预算法案之争而面临被迫关门的窘境。

第三,族群矛盾凸显,美国国内对穆斯林族群态度恶化。尽管美国政府和舆论一再劝诫民众,国际恐怖分子不代表国内外伊斯兰教徒,但全美依然发生了100多起针对中东裔居民的暴力事件,在一些城市的穆斯林社区甚至还发生了打砸店铺、焚毁清真寺的恶性冲突。居住在全美各地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锡克教徒等已成为被敌视的对象,甚至长相、衣着和中东人相似的居民也成为暴力攻击的受害者。尽管政府尽力弥合这些矛盾,但这种集体阴影短期难以消除。对于一个移民国家而言,族群冲突将会给美国社会长期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9·11”给外部世界带来如下影响。一是美国将反恐确立为国际主要议题,各国(无论自愿或被迫)都卷入其中⑤。美国利用国际社会对美国空前的道义支持,迅速组织起国际反恐联盟,显示了强大的号召力。美国加强了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同时推进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⑥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反恐外交”也暴露出一些隐患,因为国际社会有相当多的成员对反恐的关注程度不如美国。比如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更关注自身发展而不是反恐。政策不合拍导致双边关系受影响,在布什任期的8年里,它们与美国关系渐行渐远。奥巴马上台之后“回归亚太”,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弥补上述缺憾。

二是“9·11”之后,美国迅速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毫无疑问恶化了它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特别是第二场战争,美国获得的国际支持较少,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彰显,不仅引发了与欧洲盟国关系紧张,也引发了拉美左翼国家的反美主义浪潮。此外,美国还单方面中止了1972年美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强行推进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NMD),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的制约等等,其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给世界秩序的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⑦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借“反恐”之名,加强在重点地区的军事存在,获取地缘政治收益。⑧而事实上,美国在关注非传统安全的同时,对传统安全的关注的确没有丝毫放松,对崛起国的战略警惕和防范也丝毫没有削弱。⑨大国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一方面,在反对恐怖主义、维持目前国际秩序方面,大国之间共识增强;但另一方面,其他大国对美国的警惕性上升,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也随之加剧。

三是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使一些国家感受到更多的威胁(如朝鲜和伊朗),客观上加快了它们发展核力量的速度,美国陷入两难困境。伊朗内贾德政府顶住美国、以色列的军事压力,要求保持铀浓缩权利;而朝鲜似乎“视强大的美国为无物”,进行了核试验并加速研发运载火箭。美国政府姿态强硬,但对两国似乎“束手无策”⑩,“进退两难”。世界没有因为“反恐”而变得更安全,防止核扩散问题又成为新的国际热点,给全球稳定增添了新的风险。整体而言,“9·11”后美国在国际上借“反恐”之名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得有失,但失大于得。今天的美国有70%的民众对这两场战争持批评态度,把入侵伊拉克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之一。此话不无道理。今天美国的诸多困境确实与其“9·11”之后推行一系列错误的对外政策有关系。


二、“9·11”与小布什

“9·11”十年后,我们需要提到小布什总统这个关键人物(11)。小布什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成也“9·11”,败也“9·11”。

2000年总统大选,小布什在争议中入主白宫,在很多民主党人眼里,他是一场司法政变的产物,其执政合法性存在问题。“9·11”事件将他的合法性问题一扫而光。事件发生之后,他也确实迅速表现出一个强势领导人的素质。其一,马上将袭击定义为一场战争,从政治上将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其二,迅速采取行动:对内立即展开抢救工作,公布19名劫机犯名单,并对其他嫌疑人进行监控,加强机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安全措施,增加政府开支以帮助受到冲击的产业等等;对外迅速确定本·拉丹的“基地”组织对此负责,并且连带指责庇护该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和以“反恐画线”的强迫办法建立了全球反恐联盟。其三,成立了“国土安全办公室”(后升级为“国土安全部”),并成立专门负责本土防卫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同时发起了对“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战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危机得到了有效控制,美国的“一超”地位更加突出。作为危机之中的强势领袖,布什“维护国家安全的英雄形象”一度深得民心,支持率达到91%,获得了二战以后美国总统罕见的高支持率。袭击后的一段时期,《纽约时报》的报头每天都有一段布什语录,有时当天他没讲话,该报也会把第一夫人劳拉的语录搬上去,民众对他的推崇可见一斑。“9·11”不仅解决了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合法性问题,也帮他赢得了第二任期。

但布什第二任期快结束时,其在“9·11”事件中获得的政治好处已转化为负资产。高调反恐的美国似乎面临“越反越恐”的困境。2002年的巴厘岛爆炸案,2004年的马德里爆炸案,2005年的伦敦连环爆炸案等,一桩桩恐怖袭击案件令人触目惊心,而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也饱受诟病。战后伊拉克暴力冲突频发,阿富汗局势脆弱而动荡,塔利班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发展。针对无辜平民、警察与政府官员的炸弹袭击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两个地区正成为世界上恐怖主义最猖獗的地区,战后恢复秩序及重建工作举步维艰,美国“骑虎难下”,似乎又一次陷入战争泥潭。特别是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明是谎言、后又发生了“虐囚”事件时,美国民意为之一变。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遭遇惨败(12)。其后民意调查显示,小布什的支持率低至20%(通常情况下,共和党坚定的核心支持者就有33%)。今天,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不是感激而是怨恨。在小布什任期临近结束时,他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所以说小布什是“败也‘9·11’”。

布什家族是非常幸运的,所谓“时势造英雄”。从小布什祖父开始,这一家族就崛起成为政治豪门。但“时势也毁英雄”,这个家族就有这样一种不幸。老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结束时碰上了经济危机,尽管海湾战争打得无可挑剔,但因遇到经济衰退周期,他输掉了连任的机会。小布什做满了8年,实现了父亲未完成的连任梦,但这8年确实充满了争议和事件,包括“9·11”、“卡特里娜”飓风和金融危机。结果他虽然8年中做了很多事情,国内外获得的政治评价却较低。(13)笔者判断,未来小布什获得的政治评价要比现在高。回顾小布什的总统生涯,其明显政治错误是应对飓风灾害不力,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迅速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是应对得当的,这一举措在制止危机蔓延方面发挥了作用。把“9·11”后美国反应不当、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在小布什身上,这种反思比较肤浅,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9·11”发生的原因不在于小布什政府的政策,而在于此前积累下来的矛盾。


三、以历史视角理解“9·11”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在当今世界占据突出位置,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树大招风”,它自然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也很容易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头号攻击对象,这是天然形成的“超级大国困境”。“9·11”之后,美国突然发现,除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之外,作为霸权国,它还不得不付出第二种成本——国土安全。如果美国能意识到这种后果,它会很怀念过去的“两极时代”。2006年初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过半数的美国人不支持布什政府强硬的外交战略,甚至有42%的民众希望美国回到孤立主义。

在“超级大国困境”中,美国需要特别谨慎低调才能避免此类攻击的发生。但是冷战后美国整体对外政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霸气十足,这就加大了灾难发生的可能性。

两极格局的冷战时期,美国还是比较自我约束的。出于与苏联竞争的需要,它对内不断改革,对外积极争取盟友,相当谦虚、克制。而冷战胜利后,美国的心态为之一变,一度拥有的内敛、自律品格消失了,它开始变得张扬而傲慢。这种傲慢心态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两极变一极,世界上已没有实力相当的对手,缺少了外部制约和威胁。主观原因是美国的精英层错误地理解了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冷战结束的结果是美国获胜,但原因是苏联以自我瓦解的方式退出了冷战。但遗憾的是,美国两党的精英层一致认为冷战的结果是美国获胜,而冷战结束的原因是美国取得了胜利。由于这种对重大历史事实的重大误解,导致了美国的错误心态,心态错误又导致行为失当,最终酿成严重后果。美国这种误解在理论上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14),而不当行为的集中表现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俄罗斯。美国人理应认识到冷战“意外终结”是“天上掉馅饼”,美国的“不战而胜”是俄国人的功劳,美国精英应该“从内心里感谢上帝,在外表上感谢俄罗斯”。美国总统明智的选择应是亲赴莫斯科“三顾茅庐”,请俄罗斯出山“共治天下”。但历史无法重演,美国已经错失了巩固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最佳机会。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再被挤压,一种“被欺骗”的历史屈辱感沉积在俄罗斯民众的心中,成为阻碍俄美关系长期发展的心结。冷战后,美国同样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昔日的战略合作者中国,某些时候甚至对中国有所侮辱,比如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炸馆事件”等。对第三世界各国,美国主要用1993年的“华盛顿共识”去“教育”大家,在对外援助中附加种种条件。对伊斯兰世界,美国长期持漠视态度,在巴以争端中更明显地偏袒以色列。今天美国的诸多困境,包括引发“9·11”悲剧的根子由此种下。美国两党精英如果不能从这种历史高度反思“9·11”,而把它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个执政党,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


四、“9·11”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9·11”不仅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它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但客观上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正面作用。

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起初是混乱的,以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强硬派”和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的“温和派”分庭抗礼,互不相让,导致美对华政策“相互矛盾”、甚至是“一团糟”。(15)例如,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刻意淡化克林顿对台“三不支持”承诺,并强化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大有对中国进行“战略合围”之意。(16)中美关系迅速陷入低谷,“撞机事件”后,两国还一度出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中国虽一贯把中美关系视为盘活外交全局的“重中之重”,但面临挑衅时也会立场坚定,“以斗争求团结”。而美国政府也无法承受两国关系破裂的风险(17),所以两国都不愿关系继续恶化,都在“小心翼翼地寻求关系的改善”(18)。但由于各种原因,小布什在对华和解上“欲言又止”,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大幅动作。(19)

“9·11”给中美提供了一个改善关系的契机。“9·11”事件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美国表达了慰问和支持,江泽民书记多次与小布什总统通过电话热线进行磋商,中国在联合国给予了美国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在反恐情报方面也积极配合,并派遣高级外交官赴巴基斯坦促成美巴反恐合作,在总体上支援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美国在集体不安全感和爱国热情膨胀的双重推力下,国内政治空前统一,一切都服从于反恐大局,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都积极回应了中国释放的善意,小布什总统也意识到并抓住了这一契机(20),两国关系逐步缓和。2001年10月,小布什总统在出席APEC上海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实现了首次会晤。2002年,中美高层接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政治领域关系的改善带动了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两国关系大幅提升、平稳发展,逐步形成了“成熟、广泛、建设性和坦率”的良性互动关系。(21)

“9·11”使中美关系增加了一个合作的基础。如果说“9·11”前主要是经贸利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那么“9·11”后推动两国关系缓和的主要力量则来自于反恐领域的合作,甚至有美国学者称“反恐是继冷战时期共同对付苏联后中美合作关系新的战略基础”。(22)中美都是恐怖主义受害国,国际恐怖主义是两国共同面临的敌人,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两国的反恐合作至关重要。在共同目标的驱动下,双方加强了在情报、金融、执法以及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等多方面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并不一定是“战略性”的,但这种合作的状态具有战略意义。通过反恐合作,中美找到了更多利益汇合点,两国增强了双边互信。因此可以说,反恐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增长点”,与传统的经济基础一起,成为进一步稳固两国关系的基石。

“9·11”客观上缓解了美国对华战略压力。“9·11”之后,打击恐怖主义成了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并在一段时期内是国家安全的最主要目标。在国家战略安排、资源分配、媒体关注等多个方面,反恐都处于核心位置,因而美国国内对台湾、人权、军控等中美长期争议问题的注意力被分散。出于建立反恐国际联盟的需要,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更多地强调合作的一面,暂时搁置或淡化了其他领域的分歧,间接减轻了对华战略压力。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噪音减弱,美国国内反华集团的活动也有所收敛,美国国会降低了在人权、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对华批评的调门,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晴雨表”的中美军事交流也得以恢复。整体而言,这种求同存异、重在合作的良好氛围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

总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专注于反恐,对中国的关注有所下降。中国积极介入国际反恐,客观形势与中国的主观选择为过去10年中美关系稳定提供了前提。在“9·11”间接作用下,中美关系多了一个合作基础。中美双方都是恐怖主义受害国,两国在这个方向上走到了一起,并以此为契机扩大了各个层面的合作。此外,由于美国专注于反恐,战略资源受到牵制,在其他诸多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加大。因为“9·11”,中美关系经历了相对稳定的10年。它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当第三方威胁出现的时候,中美关系是趋于稳定的。


五、“9·11”与中国崛起

2011年8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总结了过去10年影响国际关系的十件大事(23),“中国崛起”赫然在列,并且位居第一。同日,《澳大利亚人报》发表题为“中国是反恐战争的沉默赢家”一文,认为“9·11”事件后,美国推行的反恐政策在促进中国崛起方面发挥了作用。(24)诚然,中国崛起确实是对国际体系影响深远的大事件(25),但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而非结果。“9·11”事件发生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自然会对中国发展产生某种影响,但夸大这种影响,刻意制造二者的关联没有事实依据。

自“9·11”至今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力量发展最快的10年,目前,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国际经济整体衰退的大背景下“表现抢眼”。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主要是改革前20年的积累产生的效果。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三是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四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人口红利;五是广阔的市场;六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七是国际、国内和平稳定的环境。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稳定而快速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持续、平稳的过程,在过去30年中一直在进行着“量变”,对中国经济本身而言,远未到达预期的“发生质变”的程度。在奥运效应和金融危机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外界“人为放大”了。于是“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责任论”、“G2”等炒作中国崛起的话题接踵而至,将中国一次次推向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被颠覆,国际格局也将随之改变。这种带着零和色彩的“幻想式”推理不断提醒着“守成国”:抓紧行动,不然“挑战国”将取而代之。正如美国学者李侃如所言:“中美建交30年来的一个最大败笔,在于迄今仍未对对方的长期意图建立信任感。”无论是“9·11”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大力支持,还是金融海啸袭来时与美国“同舟共济”,或是债务危机中对美国的鼎力相助,都在现实主义、冷战思维的作用下变了味道。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从未利用美国专注于反恐或是处在危难之时,趁机挑战美国,认为“中国是9·11赢家”的论调不仅歪曲了事实,还会对两国民众的感情造成伤害。

但说“9·11”完全对中国没有影响也是不客观的。依前文所述,“9·11”之后,中美关系缓和并保持了基本稳定,给其后10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另外,“9·11”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受反恐牵累,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借重增加、期待更高,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影响力,这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利的。“9·11”之后,中国的政策是比较正确的,在内政外交上没有犯错误。中国抓住了自身发展阶段中的“倒数第二个黄金十年”,实现了自身发展。

“9·11”已经过去10年了,迄今我们仍能感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对于人类而言,重要的是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以便更好地往前走,而不是一味地责难、抱怨。我们希望美国从“9·11”产生的根源,以及“9·11”后的一系列政策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国际社会也应对“9·11”事件进行总结反思,从各自的角度改善自己的政策。中国也需要从中吸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使以后的发展道路更加顺畅。


注释:

①美国进行的反恐战争甚至被其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参见Thomas L.Friedman,“World War III”,The New York Times,Editorial,Op-Ed,September 13,2001.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预言被该事件证实,伊斯兰文明成为了美国“现实的敌人”,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82-283页。

②Address by G.W.Bush after 9.11,http://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gwbush911addresstothenation.htm.(上网时间:2011年8月21日)

③王缉思:“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中美关系”,《当代世界》,2002年,第7期,第5页。

④Speech by Obama to announce his intent nominate Jacob Lew,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president-obama-annouces-his-intent-nominate-jacob-Lew-omb-director.(上网时间:2011年8月27日)

⑤Cal Thomas,"Putting Moral Equivalency to Rest",The Washington Times,September 15,2001.

⑥时殷弘:“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第24-25页。

⑦[日]秋田浩之:“新布什政权的对外政策体现强硬姿态”,[日]《日本经济新闻》,2004年11月6日。

⑧袁鹏:“9·11事件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1期,第20页。

⑨达巍、王文峰:“全球反恐战争与美国对华战略关注”,《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9页。

⑩朱锋:“9·11事件五周年:反恐事业在争议中前进”,《和平与发展》,2006年,第4期,第7页。

(11)参见[美]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2)牛新春:“布什提前成为‘跛脚鸭’总统”,《瞭望》,2007年,第5期,第55页。

(13)刘学成、甄炳喜:“布什执政这八年”,《瞭望》,2008年,第43期,第58页。

(14)Fukuyama Francis,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

(15)李慎明、王逸舟:《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6)参见[美]赵全胜:“解析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应对”,《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冬季号。

(17)Daniel Altman,"China:Partner,Rival or Both?" New York Times,March 2,2003.

(18)[美]沈大伟:“9·11事件后的中美关系:目前稳定的局面能持久吗?”[美]《当代历史》,2002年,第9期。

(19)袁鹏:“9·11事件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1期,第20页。

(20)Bob Woodward,Bush at Wars,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02,p.32.

(21)[美]李侃如:“美中关系展望”,《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第7页。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合作并非战略性的,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找到新的战略合作基础,参见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pp.527-529.

(22)[美]戴维·兰普顿:“美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变”,[日]《读卖新闻》,2001年10月4日。

(23)David J.Rothkopf,"The black hole of 9.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8/29/the_black_hole_of_911?page=full.(上网时间:2011年9月1日)

(24)Natol Lieven,"A China is the quiet winner on terror",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china-the-quiet-winner-in-war-on-terror/story-e6frg6so-1226123952744.(上网时间:2011年9月1日)

(25)可参见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1年第9期 第1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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