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15-06-08 22:59:03

进入专题: 中国当代文学  

洪子诚 (进入专栏)  

   这里所要讨论的,主要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以下简称“当代文学”)的性质、特征,或从概念的“本质”上,来讨论其涵义及相应的分期方法的“真、伪”“正、误”。而是考察“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构造”的,以及此后不同时期、在不同使用者那里,概念涵义的变异。即概念在特定时间和地域的生成和演变,和这种生成、演变所隐含的文学规范性质。需要说明的是,“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不仅是文学史家对文学现象的“事后”归纳,而且是文学路线的策划、推动者“当时”的“设计”。因而,“当代文学”概念的构造,和这一概念所指称的文学的生成,应是同步的。

   “当代文学”和“新文学”、“现代文学”等,是相互关联、无法截然分开的概念。大致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名称。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新文学概要》(吴文祺,1936),《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壁主编,1935-1936)等。同样使用“新文学”名称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虽然晚至1982和1986年才正式发表,但都产生于二、三十年代,是作者在学校里授课的讲稿。在这期间,“现代文学”很少见到,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五十年代一段时间。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外,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1,下卷1953),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1956),都是如此。但是,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便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史著,也应运而生。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出现提供“空间”,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而这种依据,主要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观察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和基本前提,其主要点是强调物质存在,政治、经济革命对于精神、意识和文化革命的“决定”作用,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为左翼文学界开展的文学运动,和与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的对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史研究),确立了应遵循的原则。从文学史叙述的方面,则可以称为多层的“文学等级”划分。毛泽东对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形态的分析,从文化分析方面,必然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与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和阶级政治力量相对应,也必然有不同的(主要以阶级性质来区分)、有不同等级地位的文化形态。“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反动的,“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反映新的经济基础和先进阶级的意识的,则是“新文化”。第二,“新文化”也不是一个“整体”,同样也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各种成分(力量)在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有主导与非主导、团结和被团结、斗争和被斗争的结构性区分。其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则属于需通过斗争、团结而予以争取、改造的因素。第三,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一样,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因而,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向着更高目标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过渡”性质的,必然要发展为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这一思路,是赋予“新文学”以新的涵义(后来便用“现代文学”来取代),而作为比“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它后来被称为“当代文学”),也在这一论述中被设定。五十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对于“新文学”概念的取代,正是在文学史叙述上,从两个方面来落实《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一是新文学构成的等级划分,二是文学“进化”的阶段论。“现代文学”被明确为指“五四”文学革命到1949年的这一时间的文学,而1949年之后的文学,已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要从概念运用和文学分期上加以确定。五十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连同刘绶松、蔡仪、张毕来等五十年代的著作),虽然仍使用“新文学”的概念,但确已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史稿》虽然“力图”贯彻《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思想”,却还不是那么“彻底”。较为“彻底”表达的,应是周扬等组织、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如前面指出的,“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不仅属于文学史学科体制的范围,因而需要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去考察。从四十年代开始,延安文艺整风和延安文学实验,这一被左翼文学主流派看作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渊源”,“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周扬语)。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新中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被预告和被感知的情势下,把这一文艺方向推向全国,成为全局性的文学构成,是四十年代后期左翼文学界关切的主题。当时,有“资格”和能力为文学确立“全局性”规范,对文学进行“选择”的,只有左翼文学力量。这种支配性的地位的取得,一方面靠左翼文学的威望和影响,另方面靠正在迅速取得政权的政治力量提供的保证。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左翼文学界推动“当代文学”生成所作的“选择”,是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派别”进行“类型”的划分。分析的主要尺度,是文学观念、作家作品的“阶级性质”。这直接从左翼作家把文学看作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中导出,来自于他们对文学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关系的理解。左翼文学力量首先在文学界(这在当时开始称为“文学阵营”)中划分敌、我,构造了“革命作家”、“进步作家”(或“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的概念(见写于1948年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文。“中间作家”(同时使用的还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民主主义作家”、“进步作家”等称谓),指虽然赞同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对革命抱同情、靠拢态度,但“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念与革命大众文艺存有分歧的作家;他们必须改造自己的文艺观和写作方式,才有可能参予对“当代文学”的创造。列入反动作家名下的,有与国民党官方有直接关系的潘公展、张道藩等。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沈从文、朱光潜,以及萧乾等,当时也被列入“反动”的行列:这应该说与沈、朱、萧等人当时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暧昧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对左翼文学的激烈批评有直接关系。类型划分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文学思想和创作现象。“封建性”的、“买办性”的,“浅薄的人道主义”的,“超阶级的人性”,对“‘圣洁的爱’与‘永恒的美’的追求”,“方法上”“过份强调技巧的倾向”,“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等等,是用来否定“压抑”范围相当广泛的创作倾向和文学派别的尺度。这种区分,不仅将左翼文学置于文学最高的等级(这是包括胡风等在内的左翼文学各派别都赞成的),而且在左翼文学中,将“解放区文学”置之优于国统区左翼文学的地位(这却是胡风等所不愿承认的)。“市民文学”和“通俗小说”等,一般也被放在“市民阶级与殖民地性的堕落文化”之中。体现在冯至、沈从文、师陀、路翎、钱钟书、张爱玲、巴金、曹禺、穆旦、郑敏等这一时期创作中的创造力和多种可能性,在严格筛选中疏漏不取,而拒之于“当代文学”的构成之外。

   进入五十年代,“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宣布出现。但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经济基础的变化并未完全实现,因而,在1952年周扬说,“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但“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时作为新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时期指称的较通用的说法,是“建国以来”的文学。五十年代中期,在“当代文学”的构造上是个重要的时间。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胜利”,使文学界主持者感到有理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而近十年时间,文学也似乎有了拿出来陈列的成绩。因此,“建国以来”作为独立文学时期的这一早已存在的意向,有了明确指认的时机。1959年,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较早使用“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说它“在前一阶段的末期(指“革命民主主义文学”阶段末期,即四十年代后期——引者)已经孕育成熟了,当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以“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在“正式文件”上确定了1949年以来“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这样,“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区别,成为两个文学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周扬等急迫地组织“现代文学史”编写,以使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对文学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叙述“正典化”。一批由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当代文学史”的教材和论著,也纷纷出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和作为一个文学时期的地位,在这时得到不容置疑的确立。

   “当代文学”的特征、性质,是在它的生成过程中描述、构造的。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解放区文学成绩的报告,为“当代文学”的描述,建立了特殊的话语方式,并在以后得到补充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的“崭新”特征的说明,通常列举的方面是: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主要表现对象,工农兵群众成为创作中的主人公;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则是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追求,肯定生活、歌颂生活的豪迈、乐观的风格成为主导的风格;“作家队伍”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作家成为骨干;文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并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这种由周扬等创立的叙述模式,由最初之一的当代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1963)所采用,在三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继续为最新成果的当代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文学通史•当代部分》)所继续。

   四、五十年代所确立的“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后来不断发生变异。“文革”中,江青等激进力量认为“十七年”是“文艺黑线志政”,显然否定“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否定1949年作为重要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文艺史)观(参见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等文):即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分期的界限,把此后的文学,称为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虽然他们不使用这一名称)。他们运用与周扬等的同一评价体系,但更强调“纯粹”,对文学现象实施更多的筛选与“压抑”,运用更强调“断裂”的激进尺度。

   “文革”后,对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概念和两者之间关系,使用者的理解越来越分裂。其间也有某些共同点,即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系列”,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部分。四十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穆旦等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重新挖掘,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等级系列,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而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评价标准,成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准(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所包含)。许多人质疑以政治事件作为现当代文学分期依据的合理性。在“当代文学”的使用上,有的只把它作为单纯的时间概念处理。“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界定还为一些文学史著作所坚持,但与容纳的对象和使用的评价标准却发生严重冲突而陷于混乱之中。试图赋予严格的学科涵义的,则寻找新的解释。有的论者将“当代文学”的时间界限,确立于1949年到1978年期间,认为这段时间“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把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的另外一种权宜性解释是,这是“‘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在五十年代“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到八十年代“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消弱的文学时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进入 洪子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041.html
文章来源:《南方文坛》(南宁)1999年0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