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开启一场全民教育大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5-06-07 19:51

朱永新  


又到一年高考季,当万千学子为考入理想大学而拼命复习之际,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的子女却选择了出国读书。

"他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教育的不满。"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这些精英人士掌握着资源和话语权,本来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内在力量,现在却流失了。"

今年55岁的朱永新是教育改革的思想者和实践者。2002年他发起"新教育实验",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理念,从苏南一隅渐次推向全国,迄今已经有1500多所学校参与到这项教育改革中,受益师生超过150万。

但是,民间自发探索和推广的力量总是有限的。由于目前教育内部没有形成鼓励真正变革的文化,外部又缺少变革的动力,因此中国教育积弊重重,社会各界对此都不满意。

在朱永新看来,全社会教育素养不够,对于教育问题的症结缺乏深入讨论,没有改革共识,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不能形成有着共同朝向的行动力,也就不可能推动实质性的改革。

朱永新呼吁,中国应该开展一场严肃认真的教育大讨论,"教育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究竟把孩子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地讨论。"


"全社会的教育素养不够"


《财经》(博客,微博):多年来,教育一直备受社会各界诟病。到现在为止,这种现象不但没有改观,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一个关注现实问题的教育家,在您看来,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

朱永新: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改革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目标,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没有根本的改变。迟滞的教育改革引起人们对教育的不满,不满又导致教育改革的主体力量的流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精英人士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最近这些年几乎成为一股"潮流"。他们以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教育的不满。但是因为没有了切身之痛,部分精英人士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心态也不再那么急切紧迫。

第二,没有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的精英人士,也会用各种办法把孩子安排到比较好的学校。因此也有部分精英人士担心教育的改变需要孩子重新适应,由此反而不希望教育现状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部分精英人士掌握着资源和话语权,本来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内在力量,现在却流失了。他们或者不关心教育改革,甚至可能不希望教育改革,所以,尽管整体上大家对教育不满意,可是真正急于改变教育现状、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还不够。

《财经》:确实如此。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对于教育的批评主要来自民间和底层,例如在网络世界里就有各种各样尖锐的批评。

朱永新:民间以各种形式对教育的批评虽然很多,可是缺乏真正到位的批评。而且批评里面也有很多情绪化的发泄,对教育问题并没有真正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么多年来兴起过真正的教育大讨论吗?没有。共识需要通过讨论逐渐深化形成。中国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中国教育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因为缺乏严肃深入的理性的讨论、辩论,再加上全社会的教育素养不够,所有这些根本问题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财经》:这些年中国教育发展很快,绝大多数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正规教育,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为什么说全社会的教育素养仍然不够?

朱永新:教育素养和受教育者人数、人们的学历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它和人文情怀的关系更密切。

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和经济发展的路线一样,中国教育的发展路线基本上也是"效率优先",完全是围绕着分数和成绩展开的,和分数、成绩无关的都被弃置。这种教育的结果,导致今天的父母缺乏人文情怀,急功近利,视分数为唯一标准,把孩子往分数的方向驱赶,往高考的独木桥上驱赶,根本不考虑孩子是不是适应。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北大、清华,不考虑孩子个性的发展。这是反教育的力量,不是正能量。显然,全社会的这种教育素养是有问题的。

《财经》:这样的教育素养显然不利于教育改革。

朱永新:更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劳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扭曲了教育。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过去我们批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在完全反过来了,而且不合理地拉大了不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不同阶层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引导人们都往收入高的方向流动。

公务员考试那么火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如果说一个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和一个普通工人差距没那么大,就不可能有"公务员热"。

不同劳动阶层的收入在初始阶段可以有差距,但是经过税收等各种手段的调节以后,最终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一定都要读北大、清华,而是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职业。

《财经》:劳动人事制度为什么也对教育制度有负面影响呢?

朱永新:中国的教育部长不好当,劳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不是教育部长就能够解决的。

现在的用人制度门槛过高,动辄要求硕士、博士,逼着人们都去考硕士、博士,否则就找不到好工作,连做公务员都没资格。其实,公务员有高中学历就够了,没有必要所有的公务员都要那么高的学历。由于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导向有问题,使得本来就扭曲的教育制度更加扭曲。


"教育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


《财经》:您前面谈到的都是教育外部的问题,教育内部应该深切地认识到了教育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朱永新:遗憾的是,教育内部尽管做出了很多探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并没有真正形成鼓励变革的文化,也缺少变革的动力。

一方面,目前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是"下面围着上面转"。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生长的力量,它就缺乏真正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没有用相当的精力去发现和推动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变革。所以这些年来,生长比较好、有影响力的草根的改革,没有得到来自行政力量的重视和推广。

《财经》:这样就形成了上下脱节,教育改革缺乏上下力量的呼应。

朱永新:其实,教育领导部门自上而下推出的改革举措往往有着好的出发点,但缺乏可操作性,那些草根的力量往往是最具推广价值,也是最具操作性的。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探索和推广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例如我们"新教育实验"倡导的晨诵、午读、暮省等,都是非常好的概念和行动,坚持不懈十多年,从教育实验来说,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算很大的事业了,但对中国教育主流的影响再大,也还是有限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教育激情没有被激励出来。我曾经讲过:教育的问题再多,教育管得再死,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关起教室的门你就是国王;作为一名校长,关起学校的大门你就是国王。不管是教师还是校长,在自己的国度里多少还是能做事情的。教育界有很多优秀教师、校长,制约他们继续提升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精神倦怠,失去了追寻梦想的情怀。精神倦怠有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内在欠缺,一是外在环境影响,当教育管得太死,学校和教师缺乏办学、教学自主权和探索空间时,就无法激发从业者的教育激情。

《财经》:这恐怕和教育改革的风险有一定关系,因为在外界的评判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学校里的改革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朱永新:这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只要尊重教育规律,教育改革的后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主要问题还是大家都不愿意变革,继续把分数和成绩作为最高评判标准,许多必要的课程被忽视。例如,男孩子的绅士教育、女孩子的淑女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等,在国外都是很重要的教育内容,在中国教育里是缺失的。

在我看来,教育实际上要培养三种人:一是数以百万计的创新人才,他们需要的是精英教育;二是数以千万计的白领阶层,他们需要具有比较高的学识修养;三是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需要全面而扎实的生活与工作技能学习,他们和前两种相比,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

不同层次的人需要不同的培养方式,我们没有目标分类,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用第一种人才的培养方式,教育的深度、广度、难度没有区别。结果呢,大部分学生实际上是陪绑,学得很痛苦。例如,现在中国的数理化课程是全世界最难的,大部分的孩子没有必要学那么多、那么深。还有,数以亿计的学生耗费那么多的精力学外语,有必要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大家埋怨我们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大家又共同创造了这个制度。绝大多数父母甚至还认同、支持这种培养方式。于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一起,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反教育"的力量。


"开启一场严肃认真的全民教育大讨论"


《财经》:之所以形成这种"反教育"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人们的认识有关。就是说,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好教育"。您认为到底什么是"好教育"?

朱永新:在我看来,"好教育"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也正是我们"新教育实验"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它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教育就是生活。传统的认识是,教育是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教育当然应该面向未来,但是教育同时更应该面对当下。教育本身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方式,是行动的方式。

第二,教育同时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教育必须确保受教育的个体生命获得充分地成长,必须实现社会对于一个未来公民的希望。

第三,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的。教育既然是努力地去促进每一个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它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充满乐趣的。

第四,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而完整的。当下的教育是单向度的,是畸形的,是片面的,是唯分数的教育,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做人的教育,缺乏德行的教育。一个好的教育首先应该帮助人全面发展,达到身心的统一,让人成为完整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财经》: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教育显然既是不幸福的,也是不完整的。例如,很多学校只关心分数,不关心学生的心灵和身体。学校体育课程那么少,很多学校甚至不开体育课。小学阶段就有那么多的近视眼、小胖子,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朱永新:对一个孩子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成长基础,体育不仅仅是增强身体素质,也包括在体育活动中的竞争和合作,与孩子的个性发展、人格培养都密切相关。

另外就是艺术教育欠缺。艺术能够培养一个人的灵性,一个能够懂得创造美、欣赏美的人,一定有更加丰富的人生和心灵,他的一生会比其他人更快乐和幸福。可是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在农村,基本上没有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课程。

学校应该是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全人类最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在学校里,所有的艺术都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呈现给孩子。学校的东西越是丰富,孩子们发展的可能性越多。现在我们学校里丰富性太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除了体育、艺术,生活教育同样缺位。作为一个人,孩子应该懂得生存和生活的技术。

《财经》:现在很多孩子碰到生活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学校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地方,却没有教给他们这方面的知识。

朱永新:更重要的是公民教育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人,怎么遵守社会公德,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怎么捍卫自己的权利,怎么去尊重别人的隐私?现在的教育缺乏这方面内容,仅仅给学生一点知识,一点技能,一点应付考试的办法。爱因斯坦说过:"学生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财经》:现在的学校只是一个训练场,不是一个真正让孩子全面发展的空间。

朱永新:父母、老师、全社会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形成共识,监督学校,帮助学校。现在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父母都默认学校的做法,还给孩子找家教,逼着孩子向分数低头。

我认为,今天中国有必要开启一场严肃认真的全民教育大讨论。教育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究竟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如果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就有可能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

任何改革推动,前提都是要有改革共识。对这些问题人们没有达成共识,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不能形成有着共同朝向的行动力,也就不可能推动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哪怕牺牲一点效率,也要追求教育公平"


《财经》: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教育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它的最大表现就是全民对于教育的失望。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快走出这样的危机?

朱永新:最重要的是重建全民对于中国教育的信心。如何重建?首先对于教育公平要形成共识。

在过去30多年里,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教育发展,都是"效率优先"。现在,经济越来越转向可持续发展,强调"兼顾公平与效率",教育也要回归原点--公平。

目前,中国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学校、不同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太大,这严重违反社会公平。强势群体在相对好的学校读书,最弱势的人群往往在最薄弱的学校读书。也就是说,在不同质量的学校之间,社会分层也是相对比较固定的。

《财经》: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社会流动性差,造成阶层的相对固化。

朱永新:教育本来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最好的杠杆和渠道,是社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源泉。但现实是,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堵塞了底层孩子向上流动的通道。弱势人群希望孩子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生,实际上,这种改变是很有限的。除了少数勤奋和有天赋,或者有偶然机会的孩子,大部分孩子是很难脱离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有统计表明,目前农村孩子考上好学校的比例没有上升,有时还在下降。这造成整个社会阶层的固化。

政府责任就是使教育资源均衡化,公共财政要支持公共教育均衡发展。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每一所学校办好,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公办学校的质量要均衡化,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基本相同的公共教育。精英人士的子女要接受特殊教育,就可以到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去,贫困学生也可以通过学费减免等方式进入这些学校。这样一来,就能够给民办教育腾出生长的空间。

《财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很多私立学校成长起来,但是近年来很多私立学校倒闭了。

朱永新:是的,本来这些私立学校应该是中国教育多样化的重要补充,它们可以做一些很有特点的探索,满足不同人群的教育需求。但是它们现在生存很困难,因为最好的学校全都是公办的,大家都想进好学校,其他的教育样式就很难生长。

《财经》:有人会担心,教育资源均衡化会牺牲效率,例如现在的一些好学校的品质下降。

朱永新:宁可牺牲一点效率,也应该下决心实现教育公平。因为目前社会各界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教育的公信力在流失。通过教育资源均衡化,把最薄弱的学校做好,帮助弱势人群有机会进到相对比较好的学校,才可能尽快恢复和提振全社会对教育的信心。其实,公平和效率不是对立的。如果真正做到了教育公平,效率也会提高。

《财经》:对于掌握着改革主动权的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它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朱永新:首先应该解放教育,要放权,把那些本来属于学生、老师、校长、教育厅局长的权利还给他们自己。

放权的同时,要发现底层自发的改革实践,形成上下呼应,把个别人、个别地方的成功探索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推广。因为真正的教育智慧,真正好的教育探索,是从课堂里面生长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面想出来的。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尊重基层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也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条主要路径。

《财经》:过去多年教育改革成效很小,让人们对未来的教育改革并不乐观。

朱永新:我并不悲观。在我看来,如果真正形成全社会的教育改革共识,然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呼应,吸引各种民间的力量和智慧、资金来参与,教育改革五年就可以初见成效,十年中国教育就可以上一个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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