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晋 侯铁军:两性审美和欲望的焦点

——论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中国瓷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0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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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晋   侯铁军  

   一、瓷器之兴:18世纪英国的中国瓷器热

   精美的中国瓷器一经葡萄牙人传入英国,便博得了英国人的喜爱。1609年,第一家中国瓷器店在伦敦开业。光荣革命后,来自荷兰的玛丽王后对中国瓷器的青睐更是使得它受到英国上层社会的追捧。高贵典雅的瓷器不但是王公贵族炫耀财富、附庸风雅的艺术品,作为充满异域情调且洁净实用的日用品,它也走进了英国寻常百姓的家中。“在1675年,人们对中国瓷器还是知之甚少,但到了1715年,它便成了人们家中常见的器物”(Weatherill 31)。至18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瓷器热开始席卷整个英国,瓷器进口也达到最高峰。据估计,1722年至1747年之间,英国进口了2500至3000万件中国瓷器。到1777年,这股瓷器热仍不减当年,以至于塞缪尔·约翰逊在谈到瓷器时,还带着几分抱怨地用了“感染了瓷器热症”一语(Johnson,Letters to and From the Late Samuel Johnson 380)。然而,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制瓷技术的提高和在康瓦尔地区发现高岭土等原因,英国得以批量生产更符合国人需求和品位的瓷器。此外,为保护本土瓷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对中国瓷器征收高额关税,导致进口和销售商的利润越来越小,最终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91年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曾经风靡英伦的瓷器热就这样降温下来,日渐衰弱。

   这样一股中国瓷器热为18世纪英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活、饮食和社交方式的变化,它的影响还波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得中国瓷器进入人们的想象和心灵世界,成为文学作品描写、再现和讴歌的对象,这一点在18世纪英国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秀发遇劫记》(The Rape of the Lock,1714)、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的“达芙妮与阿波罗”("Daphne and Apollo",1717)、约翰·盖伊(John Gay)的“致一位酷爱古瓷器的女士”("To a Lady on Her Passion for Old China",1725)、玛丽·琼斯(Mary Jones)的“论欲望:致尊贵的拉芙蕾丝的一封信”("Of Desire,An Epistle to the Honorable Miss Lovelace",1760)和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的“致茶壶”("Lines to a Teacup",1790)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英国诗歌中中国瓷器的研究可谓寥寥。已有研究主要从瓷器与异国情调、女性和道德说教的关系方面展开讨论,而且研究的对象也只集中在《秀发遇劫记》和“致一位酷爱古瓷器的女士”上①。本文认为,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中国瓷器不仅是充满异域情调的器物和道德说教的载体,还是两性审美和欲望的焦点所在。具体而言,男性将瓷器类比成女性,将女性物化为瓷器,在这个瓷器的女性化与女性的瓷器化过程中,女性被降格成男性审美和欲望的客体;而女性则通过索取、观看和消费瓷器,将自己的审美和欲望外化于精美的中国瓷器之上,彰显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并通过赋予瓷器多种性别属性和多元形象,消解和超越了男性中心话语下“陶/男”和“瓷/女”的话语建构。18世纪末,中国瓷器在英国日渐衰落,这使得它从上述焦点走向边缘,被其他的物品所取代。

   二、瓷器之美:作为男性审美和欲望客体的女性

   中国瓷器胎体白皙,釉色莹润,装饰高雅,纯洁精致,这些特质使得它与肤色白皙的英国女性,尤其是穿戴讲究、举止高雅、重视贞洁的中上层女性有不少相似之处。此外,瓷器瓶、罐、杯、碟和盘等所呈的凹凸形器型也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尤其是瓷瓶,其“瓶口、瓶颈、瓶腰和瓶底自上而下逐渐向外隆起,在视觉上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宛如一宁静温柔女子的口、颈、胸、腰、腹和臀”(谭琼琳79)。瓷器和女性的这些相似性为男性提供了建构性别话语的平台,他们或将瓷器的某种质地特征类比成女性所应具有的某种道德属性,例如贞洁,或把女性降格、异变和物化成瓷器。在这个瓷器的女性化与女性的瓷器化的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性被男性话语的强力所剥夺,沦为男性审美和欲望的客体。

   在蒲柏的戏仿史诗《秀发遇劫记》中,先后出现了四次的中国瓷器在衬托上层社会精致生活的同时,还反映了上述男性话语强力。在此诗的第二歌,当气精预感贝琳达即将大祸临头时,中国瓷器便被用来暗指女性的贞洁,“不知是她将打破狄安娜禁令/或碰裂一只脆薄的中国瓷器”(65)。瓷器虽然精致,但也脆弱,因而这样的贞洁自然也就脆弱不堪。正如布鲁克斯所指出的,“蒲柏未曾指明,但却暗示出,贞洁如同优良的瓷器,都是脆弱的、珍贵的、无用的和易碎的”(93)。如此脆弱不堪的贞洁,在男性的剪刀和戏谑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贝琳达眼中迸出活生生闪电,

   惊恐的尖叫撕破了颤栗的天。

   哪怕丈夫或叭儿狗马上断气,

   或上等中国瓷器从高处落地

   摔成闪亮的彩釉垃圾一大滩。(蒲柏87)

   随后,花容失色的贝琳达为自己没有警惕早前“没有风,放不平的瓷器却颤抖”(109)的预兆而懊恼不已。此时的中国瓷器不仅是贞洁的象征,还是物化了的贝琳达。它/她脆弱不堪,摇摇摆摆,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风,却颤抖,正好说明它/她在厄运降临时却依然不知何故,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摆弄和侮辱。作为当时上层年轻女性的典型,贝琳达虽外表美丽、高贵,但没有太多的主观能动性,一生只是一长串的“被”:被(土精)调教、被(精灵)打扮、被(内衬鲸鱼骨的长裙)束缚、被充满性象征地抢夺、奸淫(rape),甚至还将被父母和丈夫当成商品,一如市场里、橱柜中和餐桌上象征财富和地位的美丽瓷器,只能被动地受到交易、摆设和欣赏,或者被动地受到象征男性欲望的“热腾腾的琼浆”的填充:“感恩的琼浆从银壶里淌出/热腾腾洪流由中国瓷器②接住”(83)。

   如果说蒲柏在将女性物化为瓷器时还比较隐晦的话,他的好友约翰·盖伊在其诗体信“致一位酷爱古瓷器的女士”中则表现得十分明显:

   看着这些古瓷罐,

   或白或蓝或金镶。

   器物纯洁又精致,

   看起来如女人般。

   它们因美而价高,

   却太精致不实用。

   插花饰金天青色,

   装点家居添荣光。

   肌肤精致如凝脂,

   唯被看时价最高。

   曾经备受人追捧,

   而今身裂无人问。

   尽管脆弱但缺稀,

   花费再高不足奇。(Gay 3)

   在这里,男性话语从质地、装饰、功能、德行和价值五个方面将瓷器与女性等同起来。首先,白地蓝花的青花瓷,胎体白皙,纯洁精致,这与肤色白皙、举止优雅的英国白人女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瓷器上加装了金器作为装饰,同样,女性也穿金带银,装扮自己。再次,英国人购买瓷器主要是用来炫耀财富和装点门面,他们将瓷器镶嵌到墙上或天花板上,即便是实用性很强的瓷器餐具,也往往被放入橱窗展示,只有在隆重的场合才拿出来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衣着华贵的美丽女子原本也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往往被用来陪衬和烘托家族和主人的尊贵和富裕。在德行方面,盖伊的诗文与蒲柏的《秀发遇劫记》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瓷器的完整与否暗喻的是德行的好坏。完好的瓷器价值最高,但如若稍有闪失而出现裂纹或瑕疵,就不会再受到待见。相似的是,德行完美的女性常受追捧,而一旦有失检点或贞洁受损,就会遭人不齿。最后,尽管精美的瓷器脆弱易碎,但却十分稀有,因而花再高的价钱也不足为奇,而名叫弱者的女性虽然也同样的脆弱,但外表美丽,德行完美的却为数不多,因而就算昂贵异常,为了得到她,男人们也会在所不惜。

   很明显,在上述瓷器的女性化与女性的瓷器化过程中,男性将自己的审美和欲望投射到女性和瓷器之上。这段诗文不长,却花费了不少笔墨来描绘女性或瓷器的质地和装饰之美,在这些具体而感性的美人和美物之上,男性赞叹它/她们的肤色是如此白皙、纯洁和精致,获得了较大的感官享受。此外,女性与瓷器不仅是可供欣赏和把玩的客体,还是可欲的对象。它/她们不仅可用来装点家居,而且获得这些美好的物与人本身就能给人莫大的心理满足和自豪之情,因而花费再高也在所不惜。然而,男性的感官享受和心理满足是以女性的物化为代价的,在这里,她们只是男性欲望和审美的客体,只能被欣赏、被再现、被欲求、被把玩。

   正如刘禾(Lydia Liu)所指出的,“在18世纪,看到陶器就会联想到瓷器,反之亦然”(Liu732)。盖伊诗中的男性不仅将瓷器与女性等同起来,还将自己类比成陶器,赋予“陶/男”诸多优越于“瓷/女”的品质,进而强化自己的中心地位。“男人虽由粗物造,/方便实用又耐劳。/坚固泥土塑其型,/适合劳作和易贸”(Gay 4)。陶器外形粗糙但质地坚硬,而且还方便实用,如男人擅长交易、劳作与苦役,这要远胜于那外表光鲜,却脆弱不堪,稍有闪失便裂痕累累的瓷器,可见“陶/男”要比“瓷/女”更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从陶瓷器物的发展历程来看,陶器先于瓷器问世,而且瓷器脱胎于陶器,因而男性自比陶器这看似自我降格的自我物化行为,实乃一种以退为进的自我提升,在本质上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以阳性为中心,赋予他本源性、先在性和规定性的地位,把阴性放置下端,永远将其定格于被压迫和被支配的从属地位。而“陶/男”的上述中心地位还可以在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中找到合法性根基。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上帝先用泥土创造了男人,后来又用男人的肋骨创造出女人。上帝造人所使用的原材料——泥土,以及其创造的先后顺序和方式——先男后女,与陶瓷的发展历程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二者的相似性,为“陶/男”的阳性中心主义增添了神圣的维度,让浸淫于基督教文化的18世纪英国男性更加认同“陶/男”与“瓷/女”的二元划分。

   三、瓷器之用:作为审美和欲望主体的女性

   然而,在18世纪的英国诗歌中,女性并非仅仅以男性欲望和审美客体的被动形象出现。实际上,她们或主动向追求者索取瓷器,或一心观看瓷器而忽视男子的存在,或迫不及待地购买和消费瓷器,积极地利用中国瓷器来外化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欲望诉求,表现得非常主动。从深层次而言,通过上述行为,这些备受父权社会压抑的女性彰显了自己的主体性和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自己,获得了某种自由、解放和自我实现等心理补偿和精神超越。

   头发、狄安娜、中国瓷器、男女情事等元素在诗人马修·普赖尔的诗歌“阿波罗与达芙妮”中又一次联系在一起。此诗中的阿波罗一边追逐达芙妮,一边历数自己的优点,以博得她的芳心。然而,达芙妮不为所动。无奈之下,阿波罗只得请达芙妮明示一二,以便能按她喜欢的方式来追求她。此时的达芙妮不但没有拒绝,反倒停下脚步,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她督促阿波罗善待草木,讨好自己的父亲,还嘱咐他:

   从东方带些奇珍,

   鸟禽走兽和珠宝。

   在北京的集市,

   花划算的价钱,

   买个漆器橱柜,

   几件中国瓷器。(qtd.in Johnson,The Works of English Poets 237)

只有达到这些条件,达芙妮才愿意接受阿波罗。在这里,达芙妮刻意强调原产地在北京的瓷器价钱划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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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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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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