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学武: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基于受虐女性杀人命案的法理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2 次 更新时间:2005-09-22 11: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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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学武  

  

  「内容提要」本文从多起受虐妇女杀人命案量刑畸重的基本立场出发,首先研讨了引发此类受虐妇女杀人命案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及其相关近因,(注:这里需先行声明的是,在实践中,有关家庭暴力引起被逼杀人案件,并不必然地仅仅发生在受虐女性一方,也有不堪忍受纠缠不休的妻子、前妻、情妇、女友的身心虐待被逼伤害或杀死对方者。这里之所以仅仅将研究视角设定在受虐“妇女”一方,是因为此类案例更加典型,但本文谈及的诸多宜于针对被虐人“犯罪”适用的观点及其相关分析,原则上可适用一切遭受虐待的广义的“家庭成员”因不堪忍受虐待,被迫犯罪者。当然,这里之虐待,主要指身体方面的虐待。)指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类受虐妇女杀人并不一般性地等同于死罪,更不当判处其死刑。在此基础上,作者比较分析了多种有关受虐妇女犯罪的法律出路构想,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立法上可以考虑在刑法总则中增设特定的、因其行为欠缺期待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较小而启动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据此,尔后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据有关主客观情况,在证据确凿而充分的情况下,确认某些因“走投无路、确因自救或拯救家人而被迫杀人”的行为乃属欠缺“遵从法律的期待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较小”的行为,从而,依法可以免除或者减轻此类受虐妇女杀人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受虐妇女/人身危险性/期待可能性/阻却刑事责任

  

  一 引论:问题的由来

  

  建国以来,中国女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已普遍而大幅度的提高,但持续而严重的家庭暴力依然相对普遍,这种境况在经济发展相对后进和偏远的农村地区更甚。实践中,在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情况下,一些受虐妇女在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往往为避免自己或其家人免遭更为持久而惨烈的危害选择了极端的“自救”方式——伺机杀死那长期戕害她的家中施暴狂。这样一来,按照中国老百姓的世俗眼光看,这些身带命案的、原本为受害人的妇女也就犯下“死罪”了。实践中,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的确会迅即运转,对犯罪人绳之以刑法。

  然而,在就一桩桩、一件件诸如此类的“死罪”案件进行法律实证剖析后,我们发现其间不仅饱含人间酸苦,还蕴涵着诸多尚待法律学人深刻反思的法律价值取向及其法律评价问题。请看以下判例:据报道:2003年8月11日,湖南39岁的农妇廖某被当地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案情大致如下:被告人廖某,1985年与刘×新结婚,婚后,随着儿子的出世、生活负担的加重,刘×新不得不到附近煤矿打工。其间,他由起初的好酒逐渐发展为嗜酒如命,成天喝得酩酊大醉不说,稍稍醉酒就想方设法地折磨、抽打妻子甚或儿子,还时常对被告进行惨无人道的性虐待。在前后近20年的共同生活中,被告经常被其夫抽打得遍体鳞伤,甚而打得吐血、右脚断裂……等等。

  2001年4月的一天,廖某出外洗衣时,遇上同村的中年男子刘某。刘某之妻早年离家出走,与女儿相依为命。这天,刘某不失时机地向被告表白了自己对其受虐惨状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孤苦无助的被告禁不住刘某的关爱,遂向刘某倾诉了自己的悲苦之情,一来二去,两人终于由正常的邻里关系发展成了不正常的“婚外情”。2001年8月,消息传到了刘×新耳中,抓住了被告把柄的刘×新自此以后更以疯狂的毒打来发泄其暴虐与报复心理。

  被告在遭受恶夫多次毒打之后,终于丧失了理智,2003年1月26日,被告在给刘×新做饭时有意识地在其食用的荷包蛋中掺入了“毒鼠强”。刘×新食用后很快气绝身亡,被告人随即被捕,并于同年8月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国内媒介因而概称本案为“家庭暴力逼长沙女走上不归路”。(注:参见搜狐新闻:“家庭暴力逼长沙女走上不归路”。载

  http://news.sohu.com/94/25/news212072594.shtml)

  综观本案可见,本案量刑大大重于同类案件判决。通常情况下,对受虐妇女所犯命案,考虑到死者本人有其重大过失甚而虐待、伤害罪过,被告人方面也欠缺严格意义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因而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大多会着意留她一条生路:一般不会对此类被告判处死刑。例如:据2003年1月6日《华商报》报道,山西一农妇因长期遭受虐待“一怒之下棒杀丈夫”被判无期;又如:据《辽沈晚报》报道,丹东一受虐妇女被逼杀夫后自首,经16位人大代表呼吁后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6年。还有,内蒙古某长期遭受恶夫毒打的受虐妇女,某天,在丈夫深夜携带情妇归家,并当她的面与情妇相奸并以毒打和菜刀相向的手法威胁她深夜离家让位的情况下,丧失心智的她待二人睡熟之后一举用其夫用以威胁她的菜刀同时夺去了该二人性命。该案第一审也对被告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但二审改判为死缓。

  (注:参见:“杀夫被判死刑——因为绝望,所以杀人”,载www.chinanews.com.cn)由此案可见,在受尽虐待、情绪激惹的情况下,一人同时夺去两条性命的被告人,也在事实上获得了生还机会。然而,本案呢?同是受虐妇女、同是被逼杀人,本案被告因何会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呢?

  显然,对此设问,作为既非本案的承办法官,也非亲历本案的检察官、律师等人的笔者,是不可能就此做出既权威而又可靠的司法判解的。但是,从学理角度对其加以分析、以促进司法的人性张扬以及公正、效益的刑罚价值观的同行并驱,也是必要的。(注:分析本案之前,笔者想先行声明如下:严格意义上讲,关于本案有关情况,惟有承办本案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才有发言权。笔者虽也兼有律师身份,却不是本案的辩护律师,更非承办本案的司法工作人员,而是以学术研究为主。有鉴于此,关于本案的分析,仅建立在下述假定性前提下,即“假定”有关本案的媒体报道真实可靠,则,本案判决确实值得商榷。而如此操作的目的,除了出于对每一个体生命权利的尊重外,还在于作者希图据此引起司法上关于此类判决的一般性关注和看重。)

  

  二 本论:对本案的法律实证分析

  

  细究本案,我们感到,一审法院所以对本案被告判处死刑,很可能是基于下述司法考量:一是除杀人行为外,本案被告人廖某自己另有过错:即她与刘某的“婚外情”;二是廖某之杀人,由给定案情看,不太像当天受尽虐待后为尽快摆脱当时困境即行实施的激情杀人案,(注:英美法系国家有激情防卫(The Defence of Provocation)规定,据此,行为人在激惹情绪下所实施的杀人行为,可以部分地免除刑事责任。我国虽无“激情防卫”规定,但因被害人或其他相关人的过错行为致行为人意识相对狭窄,情绪激惹而致犯罪者,司法上一般可作酌定从轻情节处理。)而是先有预谋地投毒杀人,因而司法上很可能据此将本案定性为“谋杀案”而非事中因情绪激惹引发的猝发杀人。这样一来,本案法官就很有可能在凡“谋杀”者“主观恶性即大”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将本案被告视作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重者,据此,本案被告被认定为没有可恕情节,从而对其判处了极刑。

  对上述假定性逻辑推理,我们并不以为然——漫道我们并不赞同终极意义的生命刑罚的设置,即便撇开有关废除死刑的基本理论不谈,单从中国现有的刑事立法规定看,我们也认为,本案被告人所犯之罪不至判死,当地一审法院对本案被告的死刑判决量刑畸重。基本理由如下:第一,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看,本案被告人罪不至死。中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称罪刑均衡原则。其基本含义为:在刑事立法、司法过程中,应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综合设定和裁量刑罚的轻重。

  这里,“社会危害性”是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人身危险性”则是相对于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人”而言。由此可见,罪刑均衡原则,既不是单纯的“罪与果”的均衡;也非单纯的“罪与行为人”的均衡,而是根据二者的辩证统一来衡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从而确定刑罚的轻重。一句话:刑罚应与犯罪行为的应受谴责性相均衡,而行为的应受谴责性是主客观的统一。

  就本案看,本案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毒杀人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固然相对严重;然而本案纵然确属经过行为人“深思熟虑”的谋杀性犯罪,它也并不必然地代表行为人本人兼具强烈的、针对社会一般人的“人身危险性”。

  这是因为,本案案情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本案之最终受害人刘×新本身实属有其严重的、犯罪学意义的罪责之人。(注:所以称其为犯罪学意义的罪错,是因为刑法意义的犯罪确认权在国家审判机关,而在行为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鉴于事实上的犯罪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司法上不可能对其提起刑事追究,因而这里只能从犯罪学意义确认其有罪错。)某种意义看,正是他长期以来对其配偶的虐待与伤害,才导致了他们夫妻感情从名存实亡到完全破裂,以致受尽虐待的妻子对他由身心叛离到最终的“你死我活”。因而从某种意义看,他之被害,实属咎由自取。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承认廖某的做法“合法”;更非认可其“不忠”。我们想要表达的仅仅是:形式上看,廖某的“不忠”行为确属违背我国婚姻家庭法的不法行为,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此“不忠”背后,我们有必要深究肇致其“不忠”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廖某要怎样做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

  有人可能说,她可以选择“离婚”;或可选择出走。是的——她或者真的可以选择这样一条可能更宜于她的路。然而,实践中已有太多的家庭暴力案例表明:一些被害妇女尚未来得及离婚,已经被打得死去活来甚而丢了命;(注:参:“硕士丈夫何以手刃博士妻”,载http://www.dzwww.com/shehui/shehuitegao/

  200206070416.htm)更有甚者,许多已经离婚的妇女,仍然难以摆脱遭受前夫暴虐的恶魇,(见“铁链囚禁母女俩,哈尔滨惊现‘人间地狱’”,载http://news.sdinfo.net/72347865107660800/

  20020603/1036961.shtml )因而本案被告如若能够安全离婚,她因何不去走运一光明之途?因而,这当中,刘×新的暴力威胁必定是其离婚不成的主要缘由。

  其次,我们还应注意到,刘×新对被告的虐待行为不是发生在他发现其妻有外遇之后,而是发生在被告与刘某交好的近20年之前。基于此,有关因果联系也就非常清楚了:不是廖某与他人的婚外情导致了被害人对其妻的虐待;恰恰相反,正是被害人对廖某的长期暴虐,引发了廖某与他人由相逢、相知到相好。有鉴于此,仅仅根据廖某有外遇这一事实,既不可能推论出廖某主观上还会无端地去危害社会一般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结论,也不可能得出其该当遭受“极刑”的刑罚上的最为严厉的应受谴责性来。

  再次,我们还想强调的是:本案被害人刘×新的先在恶行,不可能也不应当因其妻的后行外遇受到充抵。就是说,廖某后行的不忠行为,并不能消蚀掉其所以杀夫的根本动因——是为了令自己挣脱长期遭受暴虐的苦海。据此,从犯罪学意义看,导致行为人杀人的根本动因还在于刘×新的长期暴虐行为,而非廖某的外遇。(注:值得注意的是,就本案给定案情来看,本案乃被告本人单独作案,不存在廖某与刘某共同通谋杀害亲夫的共同作案情节。)

  这一点,才是司法上应当确认被告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关键;同时,它也从犯罪的本质当是反社会性的大小的角度,在事实上克减了本案被告人在刑罚上的应受谴责性。何况,本案之“婚外情”固然有其形式上的不道德与不合法性,但是,任随它多么的不道德、不合法,其“不忠”行为终究不可能匹敌、吞蚀掉一个人的生存权、生命权。

  对此分析,还有人可能质疑:难道廖某就可以因其遭受暴虐而剥夺其丈夫的生存权吗?

  因何她不该遭受同样的刑罚谴责呢?回答是:就本案的紧迫性而言,廖某的行为也许并非惟一的自救手段,因而她的确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正如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所说,尚可保存和适用死刑的理由也许仅在于“通过消除反社会和不适应社会的个人的方式来进行人为的自然淘汰的法则”。(注:参见[意]菲利:《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而本案被告人并非“反社会”或“不适应社会”之人。何况,对于这样一个原本善良,因社会经济环境、法治环境的欠缺而令其走投无路的“杀人犯”而言,社会本来就不应当以再杀死她的做法来告诉她及其世人“杀人不对”。

  综上可见,在出于挣脱暴虐命运的前提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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