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略论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0 次 更新时间:2015-05-17 21: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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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呈现与民国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由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得到多数研究者认同,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转向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研究者从书斋和档案馆走向田野,通过实地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成为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之重要取径。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实绩,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十七年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调查

   随着1949年翻天覆地的政治鼎革,马克思主义史学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中国近现代史受到空前重视,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中占据相当显赫的地位①。1950年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②

   1949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地位之跃升,固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因现实政治需要的驱动,充分凸显近现代史的认知和研究对于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极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十七年(1949—1966)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多有批评,甚至将之视为完全政治化的产物。但实际上,十七年间近现代史学科自草创至繁荣发展,呈现与民国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其成就不容一笔抹杀。

   对于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理论构建方面的成就,已有学者予以阐发③。而近现代史领域对社会历史调查方法的倡导和实践,既有的史学史研究却甚少论及④。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实地调查受到近现代史研究者的青睐,被视为“对于完全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具有决定的作用”的科学方法⑤。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实绩。

   从十七年间近现代史调查的理念、构想来看,与今天学界盛行的社会史田野调查多有相似之处⑥。其具体实践虽不无局限,但参与者不畏艰难潜心投入,仍有值得总结、取法之处。当今田野调查的理论方法均取白海外,而前辈学人投身实地历史调查的种种努力却湮没无闻⑦。学术发展需温故知新,无视本土的学术传统资源,一味眼光向外未必可取。本文欲聚焦于十七年间近现代历史调查,寻绎其理论渊源,梳理其实际情形,总结其利弊得失,力图展现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具特色的一个面相,以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为今天的史学发展提供借鉴。

   与民国时期相比,1949年后的近现代史研究在研究重心与史料眼光上均发生了显著转换。

   罗家伦为中国近代史的拓荒者之一,他在1931年发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正式揭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原则和方法⑧。在他的倡导下,当时主流学术界以中外关系为近代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且形成极重视档案的学术规范。蒋廷黻指出:“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⑨陈恭禄亦强调,治近代史应“首先搜集原料”⑩。他们所谓“原料”主要指原始档案。蔡元培更明确宣示:“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11)顾颉刚强调清代档案是“直接史料的大本营”。在这种史料眼光之下,清代档案于30年代受到近现代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各档案保管处,现在都忙于传抄出版和利用,凡是研究近代史各种问题的人,都想从档案下手”(12)。对档案的重视也决定了近代史论著的评价标准,如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因未用档案材料,被萧一山批评日:“他的著作虽能一时独擅史林,尚难称之为外交史的真正著作。”(13)

   总体说来,民国时期的近现代史研究重视档案史料,罗家伦、蒋廷黻、傅斯年等人尤偏重官方的政治和外交史料,体现了精英史学的眼光。民国主流学界忽视下层民众,对于近代史事的调查多未措意。因此,有研究者对此曾批评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不重视学术研究,不从事有组织的历史调查,造成了历史研究方面的无可补救的损失。”(14)

   自晚清以降,倡写“民史”的呼声始终不绝。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最为关键的观念变革。但这种提倡多出于政治目的,提倡者“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15)。因而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实质发展,历史研究仍以上层为主要对象。真正从实践层面扭转精英史学格局者,当属唯物史观史学(16)。1949年后,唯物史观将“劳动人民”视为“历史的主人”之观念得到普及和强化,历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与价值取向也因之乾坤颠倒。翦伯赞明确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17)至于近百年史,“首先要研究近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作近百年历史的主体”(18)。自1954年至1957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界通过分期问题讨论,形成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近代史诠释体系。这一学科体系将关注重心引向下层民众及其反抗运动,有别于民国时期以中外关系为主体内容的近代史学科模式。

   十七年间,历史研究重心发生“眼光向下”的转移,研究者看待史料的眼光也相应发生转换。陈恭禄于1957年受时风影响,提出“当认识史实的阶级性”(19),但仍被批判为“只推崇封建朝廷的公文档案,轻视人民革命的史料;只推崇反动官僚的文集、日记、年谱等等,而忽视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史诗纪实”,“充分暴露了作者的资产阶级反动史观”(20)。

   但是,要获得“人民革命的史料”却并非易事。因以往的史学以精英为取向,下层民众基本居于失语状态,留下的史料相当有限,写“民史”难免成为无米之炊。欲破解此一难题,还须另辟蹊径。十七年间的近现代史研究在如何获取史料上形成了与民国时期有异的理念与取径,即由图书馆、档案馆翻阅档案文献转为强调实地历史调查。所谓“历史调查”即“历史工作者深入到历史事件发生以及历史人物活动的现场进行调查采访,挖掘、搜集各种丰富的历史资料,提供历史研究之用”(21)。大略而言,十七年间的历史调查主要包括口述访谈、民间资料搜集、史迹考察等内容。

   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其著名论断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认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22)。正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于1956年至1964年得以展开,取得了重要成绩。不过,将历史调查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方法,主要还是直接来自1951年“武训历史调查”的示范与启发。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所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由江青领导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调查,形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人民日报》连载。由于权力中枢直接介入,武训批判很快演变为1949年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批判运动。对于武训历史调查,以往研究者多诟病其先有“定论”、歪曲史实之弊,而鲜少注意其在方法论层面对于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炉不仅为批判武训提供了证据,还昭示着一种新的看待近现代史资料的眼光和获取史料的途径,在当时就被认为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郭沫若强调,《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23)。赵憩之认为,不惟正史不可靠,“即是野史和笔记也有许多靠不住……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删除那些靠不住而发见(现)靠得住的一种新史学的典型。它教给我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分析,怎样鉴别。治史学的人以这个作标准,就会整理出来新的人民历史”(24)。黄元起则进一步阐发指出,《调查记》“给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第一,必须面向人民大众进行调查,发掘历代人民生活的实物;第二,必须访问民间的舆论,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该仿照武训历史调查的先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工作”(25)。《历史教学》在一篇社论中更强调:“在搜集史料工作中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武训调查记》。这一件调查工作,不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而且使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所指示的调查研究的方法。”(26)

   直接受武训调查启发,陈白尘等十人于1952年组成“宋景诗历史调查组”,前往聊城进行两个月的调查,共计调查163个村镇、724人,记录原始谈话材料约18万字,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指出,宋景诗历史调查“不但使久经湮没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史迹,得以重见天日,廓清了过去统治阶级所强加于人民的诬蔑与污辱,而且提供了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近百年史的重要方法”(27)。

   武训调查和宋景诗调查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示范。由政府组织的“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明确表示:“实地调查是发掘近代史资料的一条良好道路,‘武训历史调查团’已经给我们创造出了优秀的榜样。”(28)也有研究者宣称:“前几年所曾经进行过的关于宋景诗起义的调查,在这方面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29)

   诚然,十七年间的历史调查并不限于近现代史,但确以近现代历史调查为主。或因“近代”与“现代”毕竟去今不远,介于“所见世”与“所闻世”之间,一些亲历其事者尚在,或由其父祖口耳相传,尚少失实,近现代史调查访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30)。如华岗所言:“中国近代历史之舟的搭客、划桨人和把舵人,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只要我们肯去调查访问,就可以得到许多新鲜史料,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或参考。”(31)林言椒亦指出:“实地调查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不少史实在群众中保留着许多宝贵的口碑。”(32)曾投身回民起义调查的马长寿指出:“事实证明,近百年来的我国历史,通过调查方法,是可以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问题的……为了纠正史料的谬误并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实的真象,历史调查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33)

   概而言之,“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在这一理念与取向的指引下,史学关注的重心下移至底层社会。走出书斋,从实地历史调查中寻求史料,成为十七年近现代史研究颇有影响的一种取向。

   在5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化的过程中,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以1919年为界,被划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这种分割通过学科体制固定下来,影响深远。虽然50年代的学人对之抱较为开放的态度,并未将1919年视为不可逾越的樊篱(34),但在十七年的学术语境中,“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还是有着分明的学科界限,因而此处分别予以论述。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属于“三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自然吸引了最多的关注。这三大史事涉及全国各地,不少省、市均组织了颇具声势的实地调查。

太平天国运动在十七年间最受学界关注。广西省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1954年组成“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赴金田、紫荆等地,访问291位老人,记录八万字原始资料,形成《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书》并出版(35)。广西于1959年成立通志馆,副馆长吕集义组织研究人员11人,于1960年3月至9月共四次深入太平天国早期活动的16个县市,访问600余位老人,记录口碑资料近40万字。1961年七八月间又组织人员到桂平、贵县等地进行商品经济和手工业专题调查,对金田地区做土地问题典型调查,最后编成《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36)1962年至1963年上半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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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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