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五十六至六十四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0 次 更新时间:2015-04-27 2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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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先生五十六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 (《与阮学使论求遗书》)

   先生自亳州到武昌时,仅携一妾自随,家口仍留在亳州。至是年家眷始自亳归会稽,先生所藏书之大部分亦于此时寄归,先生在湖北买楠木书橱十二只,寄归收藏精要书籍。(《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有《与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据《内藤目》),题下有“癸丑录存”四字)。自壬子以来,先生任《湖北通志》事。《通志》不知起于何年;按先生代毕沅作《通志序》,所说年代,甚不分明。初看来,好像《通志》始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但下文又说“凡再逾年而始得卒业”,据此,则又似《通志》始于壬子。先生壬子任《志》事,屡见于《遗书》中,如《李清臣哀辞》、《孝义合祠碑记》等。以“再逾年”之语推之,当成于癸丑甲寅之间。先生在这几年之中,除主修《通志》外,尚修有湖北的几种府县志。(一)为《常德府志》,凡一年而成,为书二十四篇:纪二,考十,表四,略一,传七。别有《文征》七卷,《丛谈》一卷。(《为毕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为《荆州府志》,名为知府崔龙见撰,实亦先生所撰:首纪,次表,次考,次传。亦附有《文征》及《丛谈》。卷数未详。先生且亲到荆州。(《为毕制府撰荆州府志序》);参考《复崔荆州书》。)(此二志年岁不可考,《荆州志》大概成于癸丑甲寅之间,故《复崔荆州书》有“鄙人又逼归期”的话,当即指甲寅年离湖北。故附记于此年。)

   是春,草稿册名《癸春存录》。又有《癸丑存录)。(浙本目)

   是秋,先生节抄友人王凤文《云龙纪往》为《云龙纪略》,字句多不尽同,而事实无稍去取。(《纪略》)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先生五十七岁。

   是年《湖北通志》脱稿。三月中,乾隆帝巡幸天津,毕沅入觐。(《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钱大昕、毕沅墓志。)

   毕沅入觐时,嘱先生于湖北巡抚惠龄。惠龄不喜先生之文(《刘湘煃传跋》),余人谗毁先生者亦甚众。时有进士嘉兴陈熷者,乞先生推荐为“校刊”之事,先生为宛转荐于当道,以为“校刊”不过校正字句之讹错而已。不意陈熷受委后,即大驳《通志》全书之不当,以为宜重修。当事大赞赏其议,批云:“所论具见本源。”先生大愤。及毕沅回省,令先生答复陈议,先生著有《驳陈熷议》一卷。(《方志辨体》,《丙辰札记》)

   是年,八月,毕沅以湖北邪教案奏报不详实,被议,降补山东巡抚,并罚交湖广总督养廉五年,再罚山东巡抚养廉三年。(详见《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

   毕沅既去,先生亦离湖北。时《通志》问题尚未解决。有蕲州陈诗者,曾以十年之功,著《湖北旧闻》一书,独赏识先生之书,以为非苟作。时陈诗居武昌府知府胡齐仑幕中,胡请于当道,以《通志》属陈校定。先生亦自幸此书落陈手。临别时,陈语先生云:“吾自有书,不与君同面目。然君书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议得失也。吾但正其讹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丙辰札记》,风雨楼本,页三十八。)

   《湖北通志》全书分四大部分:

   一、《通志》七十四篇:

   二纪:(1)《皇言纪》,(2)《皇朝编年纪》。(附前代)

   三图:(1)《方舆》,(2)《沿革》,(3)《水道》。

   五表:(1)《职官》,(2)《封建》,(3) 《选举》,(4)《族望》,(5)《人物》。

   六考:(1)《府县》,(2)《舆地》,(3)《食货》,(4)《水利》, (5)《艺文》,(6)《金石》。

   四政略:(1)《经济》,(2)《循绩》,(3)《捍御》,(4)《师儒》。

   五十三传:(目多不载,看《遗书》十四。)

   二、《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 分四目:《官司员额》,《官司职掌》,《员缺繁简》,《吏典事宜》。

   户科 分十九目:《赋役》,《仓庾》,《漕运》,《杂税》,《牙行》等。

   礼科 分十三目:《祀典》,《仪注》,《科场条例》等。

   兵科 分十二目:《将备员额》,《各营兵丁技艺额数》,《武弁例马》等。

   刑科 分六目:《里甲》,《编甲图》,《囚粮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 分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铜铁矿厂》,《硝矿》,《工料价值表》等。

   三、《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录正史列传》。

   乙集上下《裒录经济策画》。

   丙集上下《裒合词章诗赋》。

   丁集上下《裒录近人诗词》。

   四、《丛谈》四卷:

   (l)《考据》,(2)《轶事》,(3)《琐语》,(4)《异闻》。

   先生后来以箧中保存的《志》稿,汇订为《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十四卷,今浙本《遗书》之卷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卷是也。又《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今编为《遗书》卷二十。观此诸卷,可见全书大凡。今录一序一书,以见先生著书之主旨:

   《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此题从灵鹣阁《文史通义补编》本)

  

   ……臣愚以为志者,识也;典雅有则,欲其可以诵而识也。……今参取古今志义例,剪截浮辞,禀酌经要,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略,五十四传,以为《通志》七十四篇,所以备史裁也。臣又惟簿书案牍不入雅裁,而府史所职,《周官》不废。汉臣贾谊尝谓古人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前人以为深于官礼之言。今曹司吏典之程,钱谷甲兵之数,志家详之则嫌芜秽,略之又惧阙遗。此坐不知小行人分别为书之义也。今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见行章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叙其因革条例,别为《掌故》一书,凡六十六篇,所以立政要也。臣又惟两汉而后,学少专家,而文人有集。集者,非经而有义解,非史而有传记,非子而有论说:无专门之长,而有偶得之义,是以尚选辑焉。志家往往选辑诗文,为艺文志。不知文艺仿于汉臣班固,乃群籍之著录,而方志不知取法,猥选诗文,亦失古人分别之旨。今于本志正定艺文著录,更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诸篇,编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别为《文征》一书,所以俟采风也。

   昔隋儒王通尝谓古史有三:《诗》、《书》与《春秋》也。臣愚以为《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古者各有师授渊源,各有官司典守。后世浸失其旨,故其为书,离合分并,往往不伦。然历久推衍,其法渐著。故唐宋以来,正史而外,有《会要》、《会典》,以法官礼;《文鉴》、《文类》以仿风诗。盖不期而合于古也。惟方志厘剔未清,义例牵混,前后一辙,难为典则,不足以备国史要删。臣忝为旧史官,……用是兢兢与从事诸臣丁宁往复,勒为三家之书,以庶几于行人五物之义。他日柱下发藏,未必无所取也。

  

   先生自跋(此跋但见于灵鹣阁本)云:

  

   此序虽为拟笔,实皆当日幕中讨论之辞。制府欣然首肯,且矜言于众,谓于斯事得未曾有也。呜呼,知己之感,九原不可作矣!

  

   先生与陈观民工部(即陈诗)论《史学》及《湖北通志》书云:

  

   仆论史事详矣。大约古今学术源流,诸家体裁义例,多所发明。至于文辞,不甚措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譬之品泉鉴石,非不精妙,然不可与测海岳也。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谓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是故文献未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决择去取。

   仆于平日持论若此,而《通志》之役则负愧多矣。当官采访者,多于此道茫如,甚且阴以为利。……府县官吏疲懒不支。其有指名征取之件,宪司羽檄叠催,十不报六。而又逼以时限,不能尽其从容。中间惑于浮议,当事委人磨勘。……以此败意,分其心力。然于众谤群哄之际,独恃督府一人之知,而能卓然无所摇动,用其别识心裁,勒成三家之书,各具渊源师法,以为撰方志者凿山浚源;自诩雅有一得之长,非漫然也。

   夫著述之事,创始为难,踵成为易。仆阙然不自足者,传分记人记事,可谓辟前史之前蹊矣;而事有未备,人有未全。盖采访有阙,十居七八;亦缘结撰文字非他人所可分任,而居鲜暇豫,不得悉心探讨,以极事文之能事,亦居十之二三也。……

   《文征》之集,实多未备,则缘诗文诸集送局无多,藏书之家又于未及成书而纷纷催还原集,是以不得尽心于选事也。然仆于文体粗有解会,故选文不甚卤莽。……至于诗赋韵言乃是仆之所短,故悉委他人而己无所与。不幸所委非人,徇情通贿,无所不至。恶劣诗赋不堪注目者,仆随时删抹;而奸诡之徒又贿抄胥私增,诚为出人意外。然仆毕竟疏于复勘,当引咎耳。惟是史志经世之业,诗赋本非所重;而流俗骛名,辄以诗赋相请托。情干势挟,蜂涌而来;督府尚且不能杜绝,何况馆中?仆是以甲集选辑纪传,乙集选集议论,而诗赋特分于丙丁二集:丙集专载佳篇,丁集专收恶滥;譬居家者必有厕圊而后可以洁清房舍!他时势去人亡,则丁集自可毁板。此中剧有苦心,恨委任失人,不尽如仆意也。

……第有稍进于足下者。……前日奉质《顾天锡父子列传》,全出《白茅堂集》;其文几及万言,而仆所自出己意为联络者,不及十分之一;此外多袭原文,可复按也。然周窥全集而撷其要领,剪裁部勒,为此经世大篇,实费数日经营,极有惨淡苦心。不见顾氏集者,不知斧凿所施。既见顾氏之集,则此传乃正不宜忽也。《嘉定蕲难》之传,全本赵氏之《泣蕲录》;惟末段取《宋史?贾涉传》,载其淮北之捷及斩徐挥二事,为《泣蕲录》吐气,以慰忠义之心。其文省赵氏原文至十之六七,而首尾层折乃较原录更为明显,亦非漫然为删节也。……史家点窜古今文字,必具“天地为炉,万物为铜,阴阳为炭,造化为工”之意,而后可与言作述之妙。当其得心应手,实有东海扬帆,瞬息千里,乘风驭云,鞭霆掣电之奇;及遇根节蟠错,亦有五丁开山,咫尺险巇,左顾右睨,椎凿难施之困。非亲尝其境,难以喻此中之甘苦也。而文士之见惟知奉韩退之所以铭樊绍述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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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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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胡适文集·第七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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