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普斯:就业、通货膨胀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0 次 更新时间:2015-03-28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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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普斯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大会,每次讨论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我总是非常激动。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如果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来非常正确地选择其独具特色的经济政策,就不会有目前这样的大好经济形势。中国的幸运之处是有非常勤劳的人民,政府有追求繁荣和发展的迫切愿望,这使得中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现象显著增加了在中国经济体内部的投资活动,从而也显著增长了中国的就业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投资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会详细介绍我所运用的方法,我想指出我确定这样一个模式和分析的方法,没有考虑到货币政策的因素。这并不是意味着货币政策不重要。我会在之后讨论它的影响。我认为美国的国内经济正在放弃、或者说转让其特有的竞争优势。本来的情况是,美国工人是美国的新技术和商标的惟一受益人,这些技术和商标是美国公司拥有的,这就导致美国工人工资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由于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中国的工人也能够分享这些优势,导致美国工人工资出现缩水,而中国工人工资出现增长。未来美国公司也好,欧洲公司也好,它们向中国转让竞争优势的存量已经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向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进行调整,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希望能够赶上美国和欧洲的高技术水平的话,则应该进一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国内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和欧洲在战后一段时间的情况是相似的,欧洲当时成功渡过了这个阶段(1950—1975年)。所以如果中国也希望成功渡过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就需要获得非常复杂的管理才能,研发水平也要达到新的高度,还要进一步获得专有技术,这也就是说达到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为了能够成功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正在面临一个转型期,这也给西欧等国家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中国要建立新的金融机构,能够给好的企业提供融资帮助,能够为有商业价值的观点提供融资支持。美国有这种新的金融机构,中国当然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机构。

我想讲另外一点,关于外国经济活动水平对于中国的就业状况的影响。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间,欧洲处于长期的经济衰退期,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内,美国经济从过去的投资急剧增长回到现在的水平,还不能说它达到了正常商业水平。现在美国商业活动正处于衰退阶段。刚才主持人提到这样两个比例,美国现在的活动率,即整体的就业人数占到整体工作人口的比例,低于1993年的水平;而美国的整体参与率,也就是说整体的劳动力人数占整个工作人口的比例没有达到1988年的水平。根据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观点,从整体有效需求的角度讲,欧洲经济衰退以及美国新近出现的小规模衰退,对于中国来说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中国降低利率水平以防止汇率产生名义上的升值,从而避免遭受通货紧缩以及经济衰退的影响,那么,欧洲经济的削弱、最近美国经济出现的衰退,对于投资活动是一个不良的因素,这是因为中国投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低利率水平推动所产生的。我此前讲过,这种投资活动的发展将推动工资水平增长,也会推动就业水平增长,尤其在一些新的行业和商业领域。所以,显而易见,如果美国和欧洲经济开始复苏的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面临困难,因为它们的复苏将导致利率水平或者说全世界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从而导致有效需求的下降。

我想讲讲关于经济过热和过度投资的情况,以便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美国货币政策在过去两年多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政策。美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实际利率水平是远远低于平衡的经济发展道路所应该具有的正常利率水平的。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新理论,这种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将会非常快地推动就业的增长,这比其他政策作用的效果要更快一些。所以非中立货币政策首先使就业水平不致下降太快,这应该作为政策追求的结果。现在由于美国低利率水平,中国比较容易获得资本的支持,在中国也会造成就业急剧增长的情况。中国人民币汇率是钉住美元的,如果格林斯潘降低利率水平,中国也要调整利率水平使之与美国的利率水平相适应。一些人认为事实会与我的预测相反,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发现这样的通货膨胀。但是我认为负面事件的出现,如公司丑闻或者中东的局势干预,会降低通货膨胀的增长或者通货紧缩的影响。根据我本人的经验以及我个人的观察,从20世纪60年代,这些由非中性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让人们真正认识到膨胀的现象,甚至花更多的时间让人们认识它。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美国的低利率导致十分容易获得资本的支持,进而导致过度投资而造成的。根据我自己制定的标准理论,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稳定的实际利率水平,并且把它作为推动整体有效需求的刺激手段,这对于财政政策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刺激手段。我们要看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投资热情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不是财政政策导致的。这种热情加剧了投资的发展速度,这些投资是不应该获得的或者是晚一些时候才应该进行的。这样,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部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在这个封闭的经济体条件下,利率降到足够低的水平使得投资上升到足够的资本存量,就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但是在开放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体条件下,它目前没有占世界经济很大份额,实际的利率水平不能够低于世界的利率水平太多,而这种世界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实际利率水平确定的,这就是说提前出现的急剧增长的资本存量不能通过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来消化。我们已认识到资本存量增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由于过度投资导致资本存量的增长,最终不可避免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应该会从一定程度上抵消相关政策带来的扩张性影响。

现在我讲最后一点,目前中国有过度的资本存量,生产活动增长迅速,把过量的资本存量用于建设工厂或者购买设备。这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由于所有的经济活动过热,或者由于过度投资带来的这些问题,只是一个短期问题。在培育两三年后加以消化,不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短期的问题,现在我们看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中国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良的投资,所谓不良投资也是指那些本来不应该进行的投资或者没有按照预定的方式加以实现的投资。这种投资决策方面的低效率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应该进一步改革其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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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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