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立雪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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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我1985年初考进南京大学,受业于程千帆先生,到1988年3月毕业,三年间饫闻绪论,饱受教益。听张伯伟说,先生上大课最精彩,可惜到我入学的时候,先生精力不如从前,已不再上大课,而且也不为我们专门讲课了。但我和同学张宏生、曹虹每月固定要去先生家几次,听先生布置作业,或向先生汇报读书、学习的情况。先生夙健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令学生如坐春风,一室笑声不绝。有时为了功课,我也会单独去先生那里,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后,这种情况更多。每侍先生讲论谈笑,总有如珠妙语深印脑海,归去不免笔于日记,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的意思。遗憾的是只记到1986年5月,因为此后我开始博士论文的工作,先生的谈话多围绕《大历诗风》指点发明,点点滴滴我都直接汲取到论文中了。我的学问基础和工作作风在同门中是最粗疏的,所以先生平时训诫极细,曾说:“现在我还可以批评你。等以后你想要人批评你,怕也不能得了。”如今先生年事已高,耳目聪明稍减,我不敢常以习作烦扰。唯时常翻开当年潦草的笔记,那保留着先生语气的名言隽语,一次次将我带回陶谷新村先生的寓所。而其间的一些训诫,至今让我涊然汗出。前两年同学巩本栋编《程千帆学记》,本该整理出来刊布,因故未果。现钞录在这里,聊存先生谈龙片录。以记录时未曾禀告先生,故曰私记。

1985年3月2日

一、要求学生的八字纲领。

你们跟我读书,我对你们的要求有个八字纲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关于“敬业”。要明确弘扬祖国文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动力,有观念,有行动,认真对待学习与工作。

要有自制自励的能力,不放松自己,体会古人说的“慎独”的意思。

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

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

关于“乐群”。师生、同学间要互相帮助。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学习上互相帮助、支持,决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动作。

同学之间应该多交流。不要把材料当成学问,而搞材料保密。这说明心肠狭窄。学者应该大度和开阔,不畏人批评。妒忌别人则塞其受益之路。

关于“勤奋”。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但也要掌握节奏,善于生活,兴趣广泛一些。布置一些课程,有具体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触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

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

对博与专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可以各存己见。但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掌握。

关于“谦虚”。青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这是自信的表现。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我年轻时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来的经验。

二、关于学习内容。

(1)第一年读六部书,都是唐以前的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是对后世文学有深刻影响的,学经典同时就学习了经学史、史学史、思想史。每部书规定不同形式的作业,要达到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水平。让老师审阅与自己投稿听便。

(2)取得学位前的考试三个内容,马列经典著作,写篇读书报告;经史子集,综合考试。外语,第一外语一定要达到听说读写四会;第二外语,借助字典可阅读。

(3)学位论文要求研究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各自酝酿一个题目,一定要有质量。

最后,在两星期内交三篇自传,一篇白话,一篇文言,一篇外语。

(按:是日谈话有录音整理,见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1985年3月9日

(寅汇报硕士期间的课程)课开得稍多了些,太快了点。作为博士生不会这么要求的,博士生不仅要读,还要有研究成果。

博士生外语一定要学好,入学后不可能再搞外语。我是主张博士生入学后不学外语的,所以考试成绩一定要好。

必须充分理解外语的必要。要看到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与外国学者交流、带留学生,都要外语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博士,连一门外语也不会讲,怎么行?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学好外语。

1985年3月2日

平时生活各方面都要注意。人的知识水平是与道德修养成正比的,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在品德方面有让人指责的地方。

(谈到与日本留学生一起练口语)与外国人相处时要做到不卑不亢,不要有辱国格人格。对友邦人士礼貌客气是必要的,要尽力帮助他们。

1985年3月28日

(寅呈交重抄的自传)我并不是为几个字的潦草而不满,照说你的字也算工整,那几处连笔也不太过分。只是我要培养你一丝不苟的作风,要养成你的工作态度。我年轻时写小楷,抄晦闻(黄节)先生《咏怀诗注》,一字不苟。你以往的作业我也看过,似乎太草草了,都没很好地修改和检察。这在我是决不允许的。我的研究生,书写每个字都不许潦草。你看,这是莫砺锋的还书条,他的论文每个字都是这样。

(问引用常见书或只引几个字是否也必须注明版本、页码)各种杂志有不同要求,而且到今后你们对文献熟了也无所谓,比如《毛诗》可说诗曰、笺曰,但目前一定要核对查明,养成习惯。

学的东西广,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前辈基础扎实,刘弘度(永济)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只是诗词中时时表现出庄意。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这话说得多好啊!

(寅问《戴叔伦诗集校注》可否交出版)目前学习紧张,可以不忙出版,等放些时日补充成熟。前辈为学不轻示人,必待养成。

(寅说写文章常觉不能把握论题)做学问须有悠游含润之功,要在里脑子玩味思索。日前有个老同窗编《金陵诗词选》求序,我应下,构思再三不满意。先从六朝繁华说来,过一两天,早晨忽有新意,于是静坐凝神半晌,觉文思条畅才动笔,从交游说起,论及两人关系,这样就比较亲切。

(寅呈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题“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做老师便什么都要教,有关行款、方式我也应该告诉你。象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惠正”。当然,我不是怪你。怎么写都可以,只是一些老传统不可不知。

1985年4月11日

读书和研究最好几个题目并行,这可以互相启示,互相贯通。我一般是这样。拼命突击一部书,当时虽然很明白,但不久就会忘掉。你现在读《诗经》,可以和《楚辞》、《文心雕龙》一起参读,《文心雕龙?辨骚篇》便有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帮助你了解古人的观点。

博士论文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总要有个体系。(张宏生说太早定题目容易撞车)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车还怕撞吗?(笑)当然,如果别人已做出相当的成绩,估计不可能超过,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罢了。莫砺锋本来要作《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传,撞钱穆是撞不过的。

(张宏生问王国维笺《水经注》应不应该买)王国维似乎未搞《水经注》,或为批戴震注本。近来段熙仲先生将杨守敬校注的《水经注》逐条核对,以八十多高龄每天去南图查阅古籍。杨氏所见书今天都能见到,这部书出来,大概会是最好的本子了。段先生经学名家,南师却不培养接班人。可惜现在再培养,他也没精力了。刘永济先生曾对我说:“千帆啊,我现在是所为不及所欲为。”先生长我二十多岁,现在活着要有九十多了。我现在精力不济,只想全力培养你们,让你们一齐来搞,不比我一个人搞好吗?

我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刘先生最精《楚辞》,《楚辞通笺》可备一本。出语极精,深有意味。《唐人绝句精华》也好,只短短一二句评语,却讲得极好。俞平伯《词选》也是,所谓南人得其英华,北人穷其枝蔓。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注》部头超过刘著一倍,征引极博,但阐发不及刘精深。

博士论文不宜搞一个作家研究,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最好,因为这可锻炼和表现出综合概括能力。莫砺锋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韩孟元白或大历都可以作文章。你若做韩,我告诉你一句话,韩愈是要将不是诗的东西硬做成诗,而且要人承认它是诗。这是我几十年得到的结论。

(张宏生打算博士论文做僧诗)僧诗无甚高处,而且一般僧人于释理也不深,诗中典故却有些。《藏经》很好找,但读到熟悉要花不少时间,这样太不值得。明确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心,就应注意文学方面的内容。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哲学史、思想史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曹虹要搞六朝文学,必须熟悉三玄,把这搞通后可以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作深刻研究。

(张宏生的读书报告准备比较《诗经》和汉乐府的爱情民歌)还可以下推到南朝民歌,其商业特点和市民习气同早期民歌不同。还要注意地域问题,可看《汉书·地理志》《乐志》等,注意论地理、人情的部分。《风》为北方诗,汉乐府也有北风,南朝乐府是长江上游,有地域色彩,这似乎还无人注意到。

1985年4月19日

(寅汇报论《诗经》忧患意识的报告)忧患意识在《诗经》许多诗篇里表现出来,但具体作品产生于何时,是忧的什么,要落实。这就要注意作品的写作年代。古代文学这点很要紧,非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去解释。解决问题与下结论要设几个驳难,怎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85年4月25日

(寅博士论文想作“闺怨诗研究”)这个题目太小,而且难有开创性,不易见水平。

辑佚很有意思,我想招一个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士生,就做《清代辑佚书考》。曾有郭恭伯专门研究大书,作《四库考》、《大典考》、《宋四大书考》。(问辑自《大典》者可否信其完璧)不可,这要看馆臣主学官的学力、态度。而且辑佚容易出错,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

1985年5月9日

(张伯伟论庾信《枯树赋》到王渔洋《秋柳》)这个题目有意思。中国文学的继承性很强,一个故事一个意象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觉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模仿,可以再找些例子,包括戏曲、词、小说最好。这样证成其说,文章显得丰满,也显出它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历史的沿袭。

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说不可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呵,三个层次。

(谈到新方法)刘再复、林兴宅两位思想很新,肯探索,而且决不是哗众取宠,是严肃的。文学所以刘为所长,也显出新生力量的活力。但他们的文章,总有点与具体文学现象不合。当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对中国文学我还算较熟悉,看他们的理论总不能和文学现象印合。

我也在探索,寻求新方法新路子,我也不喜欢把眼光局限于某一处。即使写很小的问题,我也喜欢站在高点看它,从中阐述些大问题。比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然是讲一首诗,实际是说杜甫是怎样觉醒的。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他自己的自我发现,猛醒到社会。

我自觉才弱,也无能力写很大问题的文章。要我写那种很抽象空洞的文章,我是不敢。我愿从具体问题入手,上升到一定高度,历史主义是不可少的。(我说目前新思潮是逻辑主义倾向)逻辑主义是需要的,光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上古,文献太少。顾颉刚先生曾考老子——当时曾有考老子之风,但他对我说,材料太少了,没办法。是啊,这几条材料,你这么组合就是这一观点,他那么组合又是一种说法。现在根据老子的思想倾向,认为是战国人,实际是思想史问题。这就是逻辑方法,但逻辑方法也不能抛开历史,否则就成了唯心主义。不管当前是怎样的倾向,要宽容一些,允许大家探索。学者心胸应该广阔,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

(曹虹说有人主张《诗经》成于一人之手)读古书要有历史知识,有时常识的判断是最准的。《诗经》不说内容涉及几百年,就是风格也决不同:周颂最古奥,其次大雅,小雅和风很接近,但二南和秦又不同。《汉书》《地理志》《乐志》说音乐与地域的关系是清楚的;《左传》季札观乐,指出音乐也各国各异,说成于一人之手是很难说服人的。当然,他有他的推证,就像顾颉刚说禹是一条虫,若说禹是某以虫为图腾的部族尚可,说是虫就谬了。上古文献少,须加以分析。陈寅恪是很幽默的,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说寅恪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

前些日子去苏州开会,见到钱仲联先生的博士生,他三年就专攻清诗。钱先生每周挑大家代表作讲,这样三年下来,清诗可以很熟。但教课就不行了,因为三年硕士也读清诗,清诗之外,中国文学史只有大学水平,那怎么行呢?他觉得我所说与钱先生不同,我说:“和尚进庙门,各修各家道,每人都有自己的路。”我们布置的作业,周勋初先生要你们写的,和郭维森先生的方式就不同,这样你们就接受了不同方式的训练。这是力学上的应力试验,让你受各种强度的考验,适应各种要求。莫砺锋就是因为念过先秦著作,现在讲汉魏六朝文学,自然就懂了。他没上过大学,念先秦典籍打基础的好处,以后在不知不觉中会受益。

台湾张淑香《李义山诗析论》不错,讲的不少东西是我没想到的。我对李义山下过功夫,一看懂了,真是特别高兴。古人所谓相悦而解,是非常愉快的。这本书你们可以看看,里面运用了许多当今西方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俱全,读一读可以了解别人是如何研究古典诗歌的。不过也要注意,理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取出张书)你们看,这首《春日寄怀》,用理论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它恰恰是李义山写得最差的一首诗。

1985年5月23日

现在研究新方法,是个好风气,否则文学研究就会像“四人帮”时那么僵化。(张宏生说叶嘉莹讲词注重各人独特之处,而国内分析作品则将个性变成共性)这是原则问题,但也是修养问题,叶嘉莹、缪钺、沈祖棻讲词都有特色,就是细。他们除了能讲,也能写,深知其中甘苦,才能讲到点子上。文学是人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结于情感的表现。现在杂志省级以下的,文章公式化很强,都是一个模式。每篇作品有独特的构成,分析也要各异,根据不同的作品作不同分析。

我《古诗考索》的文章讲诗,也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虽然解放前我从未接触马列主义,但写文章也没有模式。解放后,尤其是来南京以后,我有意识地探索新方法,力图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一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只要不是教条地对待它,不搞得僵死,那它是有可以包容一切的宽容的。只是我有个忧虑——所谓“小民之忧”,就是引进新方法,不能使文学研究变成美学和哲学的素材或工具,那样就颠倒了主客关系。这里有个重点所在,即不将文学搞成哲学理论比如控制论的印证。引理论解决文学问题和用文学来印证哲学是有不同的,要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抽象出理论,发展理论。

当今搞古典文论的人,搞来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样批评,而不自己进行批评。只是从古书中找些名词术语加以说明,不研究它出现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因为这就牵涉到创作,而一讲到创作,许多人便束手无策了。他们研究刘勰、钟嵘、严沧浪、王夫之,却没有人自己成为刘勰,这就是不从文学出发研究的结果,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上不去的原因。写批评史,王国维以后,自己不能成为一章,比如蒋寅的文学批评。这一点胡适之就好,不管人们怎么骂他和指责他,但他确实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在批评史上应该列出一章。

念《文选》看李善注是主要的,文选学大部分是李注学。骆鸿凯的书条例不全,有名词不适当的地方,可以考虑补订它,自己琢磨一些条例。

1985年5月25日

文学史教学将史与作品分开,很不科学。讲作品时又要顾到史,结果作品讲得不深。讲史总穿插作品,逻辑发展交代不清楚。而且划分成若干段落,每人一块,互不干涉,将历史上一些文学现象割裂了。讲到陈子昂学生不会想到阮嗣宗,讲到陶渊明不知道唐代的、宋代的甚至近代的陶渊明。文、史应分开,青年教师先讲史,给外系普通班上,掌握通史,然后回中文系讲作品,再讲史。这样反复上升,各方面的能力都培养了,史培养了逻辑、历史的能力,作品则提高了鉴赏力。

教师讲课要体现出个人风格,要讲自己的心得,大路货学生自己可以看书。写文章都有风格,为什么讲课不呢?讲课也是艺术,以前的先生便是如此——当然不一定要学。季刚先生口若悬河,有问必答,广征博引;辟疆先生口齿不捷,讲话经常颠三倒四,学生号“语无伦次”,但你上他家请教问题,他要你在书架上取某书某书,六七部书摊在面前,一一指点,问题自然解决。瞿庵先生则至为平易,上课讲词,“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拍桌子:“好!”平时带学生出游赋诗,考试有时出如《金陵怀古?鹧鸪天》十首的题目。讲课讲得生动是好的,但必须有个性。

1985年6月6日

《文史知识》约我写文章谈治学,我就自己感受说有两点。其中一点是能与知、感与知相结合。首先要熟悉作品,先有爱憎然后有好恶,熟悉作品,与作家心灵沟通,爱上他,才能进行评价。还要创作,知甘苦。

拟古和模仿首先是学习,模仿到最后总会走出来的。任何有才能又不脱离生活的作家,最终都会从模仿中走出来。当然,没有才能的作家就窒息了。如周美成词,方千里等人有和周词,但无价值。又有作步周词的,也失败。周仍然是周,但他们都不是自己的。苏东坡学杜,早期《荆州十首》显然是学《游何将军山林》,但见功力,已显示出诗人的天才,只未见风格而已,后来就不同了。拟古和模仿除诗人本身的创造外,也有时代影响,陆机和古诗,有骈偶风,不是古诗平行之式。陆机正出于单偶交变时期,诗也略见。江淹的拟古则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是像陆机一句一趋,而是得其精神,但也受齐梁风气影响,显出清来。总之,模仿是必要的,朱自清有拟古诗,是黄节先生的作业,一句一拟,是下功夫的。朱先生讲诗作诗有意思,是下功夫熟悉的。(寅说拟古有竞争心理)那是出于崇敬古人,要与之竞赛的善良愿望,它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事实上大家都有意学习古人并要超过前人,杜诗多用前人句,仇注一一注出,有些嫌琐碎和无意义,但目的是为创作提供比较和借鉴,并非如今人注解之明意而已。

博士论文不宜做作家研究。当然,像刘后村,做个论文分量足够了,但问题是水平不够。因为有现成的框子可套,不外乎编年谱、考证等,而做一段文学史需要具备各种能力。

曹虹可考虑一下南北朝文学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都各自立论,很少从两者的关系及原因着眼。(曹虹说在考虑南北文化迁移的问题)是的,这个问题要联系到当时文风的不同和地理的差异,刘申叔的文章只是开了个头,还大可研究。佛学也是重要的影响。

(张宏生问唐末江湖诗人似与南宋江湖派有共通之处)但有重大的区别你考虑过吗?前者依附于藩镇,而后者是依附于官僚的,如姜夔就依附于范成大。唐代俸禄重外轻内,宋代南宋是重内轻外,文官地位高,待遇优厚,退休后往往购庄园养老。唐人题庄院园林的诗不多,而宋人极多。

毛主席诗词,尤其是词的确开拓一境,为历来所无。为他人所不及。“寥廓江天万里霜”,有清刚之气。博大胸怀与革命斗志融会,气魄、功力非梦窗等可望其项背。白描尤其出色,可达南唐中主、后主的境界——不恰当地比喻一下。当然,后来发表的一些不甚好。

1985年6月20日

(寅告刘崇德在辑唐佚诗)辑佚补缺的工作是不断可以进行的,但注意,辑佚所得的材料常不是什么重要的。《全唐诗外编》王重民补的敦煌诗,只有《云谣曲》和《秦妇吟》是有价值的。宋本张祜集的发现是较重要的,其他零星的就不甚重要了,至多对考证有用。科研首先应该着眼于基本材料,从中发现问题。一味追求新材料,会走到“红学”考证的路子上去。

科研有三个步骤,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努力证明自己的解决不错。只说努力,因为不一定就对。

我不主张一进学校就做论文,那么除了论文之外就一窍不通,毕业后不能教书。况且只有文学教授、文学史教授,总没有唐代文学教授或大历诗教授。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我要让你们学课程,读几部专书,就是要你们在做论文之前写几篇各种形式的文章,打下基础。

(寅提出想做大历诗研究)大历贞元正是两个高峰之间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设想个好的角度去做,要让人耳目一新。还有,我看要注意到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像树剖开看年轮,看其横断面,也是有意思的。当时的诗和古文似乎并不相关,是各管各的发展着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读一下,这写法是尝试性的,很有意思。写了四个政治、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来展现晚明的腐朽。

1985年7月10日

(吴小平请写学术自述)我从不写自传。我替别人写过,刘永济先生传。自己才做那么点学问,就谈什么治学,实是抱愧。何其芳写诗不多,但谈自己诗的文字多,有人讥之。何其芳尚且如此,我更不敢了。等我死后,别人如果以为还值得怀念,比如蒋寅跟我几年,如果有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写,但随你怎么说,我是听不见了。(笑)

(寅讲戴伟华指出寅赏析文章中的毛病)你们这些同学能互相坦率地批评,是很宝贵的,应该这样。以前汪东先生与吴瞿安同在南大任教,都教词学。汪东在讲义中直言“此处吴瞿安言之非也”。两人同乡同事,平时文酒交欢,是好友,但学问上是非分明,不互相吹捧。

(寅谈及正在写的李珣词赏析)《花间词》不太好讲,太平太浅,它把一切摊开在你面前,你怎么办?那完全是一种朴素的纯真,不像梦窗、碧山、稼轩,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你可以先写,然后我看看。

全盘承受老东西是不行的,那样会钻在里面跳不出来。只有吸取前人搜集材料及考订的方法,使学问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另开辟新路子,研究方法论。这样才能超过前辈,有所成就。

据我对你们的观察,你们现在搜集材料,考证、分析作品的能力已初步具备。现在你们要学会领会艺术风格,这非要涵咏吟味,才能深有所得。唐诗和宋诗不同,读多了宋诗,就会不满唐诗。唐诗固有许多宋人不可及处,但与宋人比,唐人显得笨拙,唐人对仗多僵硬,而宋人则活脱。就作家而言,苏黄同为大家,但不同,苏浅黄深,苏尽管学陶,终浅,陶深。苏东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诗如浪涛澎湃,但较浅,只是在上面翻滚。

要说黄山谷诗,是好。(寅说爱他七律)七律当然好,五律也不错,结构的跳荡,大开大阖,读了上句你根本就不知下句的,每以奇出。(寅说陈永正的选注不错)杜苏黄这些大家遗产好,所以注释并不费力,倒是要看选,能否选出代表其风格的佳作,选家尤其重要。(寅说论戴叔伦诗时,所分析作品皆为古人所选,真感到古人了得)如果一首诗同为几个人所选,那么一定是好诗。但各个人选此诗的眼光是不同的,姚鼐的,王渔洋的,王夫之的,各人的评价也不同。你要看到他们的不同,就能从各方面多角度地理解它。

(寅说不会写赏析文章,找名家之作看,也是各有风格,并无程式)讲诗词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法。每个人的理解是讲的前提,现在讲接受美学,实际上中国古代“诗无达诂”就是接受理论的问题。达诂即众所通达接受的解训,这是不可能的。每人的批评,对作品的理解只能是近似值,而不会是绝对值。即使是作者本人对作品的解释也不能达到绝对值。因为作诗只是一时的情思,时过境迁,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很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意思。

前辈讲词与今人不同,是意在作法,示人以学词门径,故往往讲到肯綮。今人专在评论,由于不懂创作,常有隔靴搔痒处。所以讲词只有学作,懂得其中甘苦。沈祖棻的两本书,生前并未出版,只是讲稿,也不认为它是什么专著。但现在出版,当今写的文章还赶不上它。

1985年7月20日

(寅呈李珣词赏析文章)写赏析文章要翻译原文,因为原文很美,翻译很乏味,就像佛家嚼馍哺人。(寅说光是解释或讲有时文意不顺畅)应该正确处理释与讲的关系,我改的地方你可琢磨一下。

你的基本功训练不严,写字不合规范。比如写行书也有规格。还有错别字,如“竦密”应作疎密,“聊”字卯旁少写了一撇。这是不该写错的,任何时候都要一丝不苟。

(起首李珣的“珣”字沿出版社约稿函误作“”未改,先生问及,率尔答曾查诸本如此)如果你真是有据的话,那么就写个查阅文籍的统计交给我,因为我知道《全唐诗》、《花间集》的三种本子以及一些选本都作珣。况且李珣字德润,取玉之德温润之义。(寅翻到后页才发现已改)刚才我问你,你根本未仔细看一下,就回答有好几种本子这么写,说明你的轻率。对什么问题都要仔细想一下再回答,不要冲口而出。

“心怯空房不忍归”是王涯绝句,你写作“回”有根据吗?(寅答凭印象)没把握就查书。(寅答只取古人的这层意思,记不清何人作)那么可以问老师,问同学,只要你打引号,那就是引用,就有出处。如果别人问你引自何处,你怎么回答?世上没有“心怯空房不忍回”这样一句诗。

赏析文字虽不是精深的科研,但示人初学也须科学,不得马虎。对作品的理解,看得出你是有点体会的。(寅告将词抄在卡片上,常吟咏,然后趁兴而作)这很好,但有些本来很复杂的问题你却常用个简单的结论交代了。比如说古人重别离,你说古代交通不发达,真是这样吗?更深的原因不是中国农业经济的结构形态吗?安土重迁不是与农业生产有关吗?有些地方的用词和说法也要斟酌,不能随便写。比如花能说谢,花事却不能说谢,你说“花事已谢”不通,可以改为已过。

有些作品本不好,你却在分析得头头是道,没话找话说,很勉强,是为文造情。(寅问是否指“志在烟霞慕隐沦”一首,篇目系出版社指定)这首词不算好,你讲得也不好。要讲也不该这么讲。这首词你和出版社说建议不选,或者找别人写。

最近人民出版社在编一本台湾学者古典文学论文选,很可以读一下,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搞的,对我们有启发。也可以搞些日本的、海外的,开个窗口可以透透新鲜空气。

讲作品虽是通俗讲解,却也是不易的。每篇作品每人讲都没有成例,你这几首能具体作品具体对待,并适当比较见其不同,还是较好的。但要注意语言的简炼,尤其是讲艺术特点,不要浮泛。

1985年9月7日

(寅与张宏生《左传》读书报告拟作与《战国策》说辞的比较)《左传》的说辞和《国策》不同,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们可以进行对比,写成报告。但要从社会历史上找出原因进行分析。只作一下排比和对照那是大学生也能作的,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现象,透过它揭示出本质的方面。这是训练你们的历史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能力,所以不要限于文学的范围内,眼光放远些。这些工作对你们将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

(寅问对前呈读先秦典籍的训诂札记的意见)你写的札记我看了,有些还是有点意思的。看得出你读书是细心的,也用功夫,只是有些前人已说过了,周先生已指出。当然,这不是你的专业,不可能一一涉猎许多文献。这作为读书报告是可以的,但要发表就不行了。顾炎武作《日知录》,遇有别人说过的就烧掉,只存一家之言。这是我们祖先的科学传统,是应该发扬的。

现在让你们读几部书,取不同的角度做读书报告,可以培养不同的能力。我写文论的方法也不同。这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不然总是一个框框,十篇如一篇,就可悲了。

1985年11月4日

最近看萧涤非先生研究生的论文,他的文章别具一格,很有意思。这个人有才气,只是文中搬了不少洋典,没有必要。亏得我还是教会学校毕业,读过圣经文学,不然还得查书。引进新名词概念,只是在旧有的不能满足需要才行。如果是为了炫学或是其它,就有点哗众取宠了。

刚开会回来很累,还有一大堆信件要回,回信真是一件大烦事,还不能代劳。一般的信无所谓,私信尤其是老先生的信,不仅要自己回,考虑措词什么的还要费许多时间。这些小节不注意,有时便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你们今后也要注意。既然从我学,不仅要学习治学,也包括这些为人方面的一切。

大历贞元文学确实如你所说,有个从反思社会到对文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问题。这时候的诗人有一种迷茫,既不满现实,但又不知出路在何处,只能逃遁到内心深处,等到政权稍稳固些,方镇问题稍息,白居易等人就要革新了。

1985年11月12日

(寅说《文心雕龙》下篇是具体指导写作的规律,修辞要求有针对性)艺术规律和原理是多层次的东西,有的适应面宽,有的窄。诗赋有各自不同的规律,韵文有与散文不同的规律,整个文学又有自己的规律,都是规律。我们研究就是要确定研究的层次,然后把握住它的规律。

(寅陈述《文心雕龙》属于文章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及对其成因的看法)这个设想很有意思,前面的部分可以成立,后面的尚不成熟,还要进一步思考。可以先把前面写成文章。(寅说那样太简单了,还是想对成因作个初步的解释)那也好。科研本来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成熟写出来老师可以提意见。反正是读书报告,不一定急着发表。你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有老师批评指点,我现在老师都故去,有谁来指点我的不是呢?

(张伯伟开课拟涉及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佛教教义是比较深奥的,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探讨。但宜先从一些较浅近的入手,如《百喻经》、佛教故事,然后再读《五灯会元》等。在课堂上讲,有些问题讲不深就老实对学生交自己的底,不必故作高深,学生也许会有兴趣去研究。“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韩退之是很懂得这些的,韩门也很大。

1985年11月15日

(寅告在戴氏宗谱中发现梁肃撰戴叔伦神道碑)家谱的材料很丰富,常会保存些世所不传的东西。但要注意其材料是否可靠,因为古人爱附会名人,防止他作伪。还有古人经常闹宗系斗争,也会影响到材料的可靠性。以前我在四川时,族中要我去修谱,我便辞却,因为也是宗系间闹矛盾。

现在家谱的材料有待发掘,这需要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管会的努力。但有时他们很保守,总占着一点材料慢慢摸。如果公开一下,大家研究岂不好?况且地方材料有限,人出物力都不足,只会延宕科研的进展,所以科研保守材料是最坏的。

科研的目的是求真理,至于由谁来完成倒不是最重要的。老辈学者总是互相帮助,互相提供资料,从来不以占有资料傲人。这才是做学问的大家风度。以前我做过《杜诗书录》,将南京及上海的书查了,北京未去,因为战争爆发,也就没做下去,未完成的后来都捐给了杜甫草堂。听说近来周采泉先生搞了一个很详细的,只要有人搞出来就行了,不在乎是谁。

1985年11月29日

我参加萧先生的研究生答辩,这个青年人很有才华,思路很开阔,构思得也很独特,文笔不错。缺点是用了一大堆洋典,小标题全是叫人莫明其妙的。我总算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否则真读不懂。我对他说,写文章就像开小铺子一样,只把最好的东西放在玻璃柜子里,一般的东西放在后面。他呢就要一古脑儿塞在柜台里,这样反而掩盖了本来珍贵的论断。

萧先生是老辈学者之风,很宽容,尽管他自己的学风很朴实,但让学生自由发展,也不要求和自己路子同。老师的学风会对学生有影响,但学生完全同于老师并不好。你完全同于我,只是又一个程千帆而已,我的水平就这样了,你同我一样还能有什么大出息呢?

(讲评张宏生《纪晓岚诗经学述评》)这篇文章稍平了些,因为你只是介绍了它的内容,而不能阐发出什么新意来。我看你不如换个题目,专就他对诗经学的述评来分析他是怎样持平地总结学术源流的,从而提醒人们在研究《诗经》或别的学术研究史时,必须要注意到目录学的意见。(张宏生说正是想说明这点,因为夏传才的《诗经学概要》对此未谈,只是一些专著的评价)要作部学术史是需要各方面的意见和内容的。目录学家像纪晓岚这样的是很有水平的,你那篇《纪晓岚的散文观》因为是勾勒整理出的材料,较有意义;而这是材料集中的一篇,加以阐述介绍就意义不大了。这也说明一个写文章的角度问题,怎样尽量扩大自己的眼光和视野,使问题不局限于一个细节。所谓会做文章,也就是在这上面讲的。

我与刘永济先生交最久,对他的学问为人都极佩服。他的东西很精,但并不著书,现在出版的只有《文学论》是解放前印的。解放后印了《宋戏舞乐考》。他的著作都是讲义,《十四朝文学要略》是开文学史课的,如果当时不是让苏雪林先生接课,会写完的。

你的《戴叔伦诗集校注》有无消息?如果没有我就去帮你问一下。现在学术界很不好,一稿积压,有时就被人搬用材料别作文章了。

钱先生两个博士生的论文,我看了,觉得只是太平实,只是在讲诗,缺少变化和曲折。一个是写钱牧斋,这个题目多好,钱先生又很精通,一定有许多卓见,是可以做得很好的研究。钱先生功力极深,广博,各方面都拿得起。

1985年12月2日

(寅陪同萧占鹏访先生,询问对罗宗强申请博士点的意见)罗先生我知道的,他的文章也读过,很佩服。(萧占鹏说他担心您不知道他)我对中青年学者的东西还是注意看的。我们也干不了几年了,很快要交班,以后主要是靠中青年同志来干。

1985年12月14日

(寅问自己写文章太长,是否因文章写得太尽)有些地方已是众所公认,便不必多叙,只要提一下即可。你们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写文章的档次要高点,除了观点的新颖外,内容也是面向高层的。一般的、别人已说过的不说,只说最有意义、最新颖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陈寅恪作崔张故事考,说这两个形象是出于《游仙窟》,“其它论者多矣,寅恪不复再述”。孙望先生后来考证崔莺莺故事,写成一万七千字,看到陈文,马上删了七千,只剩一万字。我论《饮中八仙歌》也只论述八个屏风,其它从略。

写文章本身就是个功夫,有新观点有新材料,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我自己在这方面是要求高的。让你们写六篇报告,严格要求从各方面训练,那么到你们做论文时便会驾轻就熟了。我看了别的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似乎这一环节比较薄弱,只是平平叙来,不懂得作为一个学术论文或博士论文要追求什么。写学术论文决不比编讲义,要落尽皮毛,独存精神。

(对张宏生)这些日子看了你的几篇文章,发觉太平。我已读过两篇,暂时还是不要写,这样写下去容易写得顺手。袁伟民一遇到不利就暂停调整。目前思想上没有突破,可以反思一下。有些问题要集中,你的一些文章现在是很精炼了,都不长,但论述的问题还较多,所以就不能深刻。比如六朝民歌问题,你对思想艺术各方面都论到,才几千字。如果你抓住六朝人恋爱心理的觉醒这个问题,通过与《诗经》比较,就很新。《诗经》没有这么大胆和挑逗,而六朝没有“无感我帨”端谨。这都是与恋爱心理有关的,并不只是封建思想的束缚等。

1986年1月2日

我看了你的《戴叔伦年表》,周勋初先生、卞孝萱先生与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半文半白,句子别扭,不能流利。你并不是不能写得流畅,我看你译的《郁达夫》就很流畅,可是作起文章怎么就文白夹杂了。这只要下个决心是能改变的,主要是懒,脑子里现成的文言模式,随手就用来。而自己写一句很好的白话,却要好好推敲一下,所以就总是冒出些文言来。我现在就是要你每写一句都认真想想,多改自然会好。我的稿子都是陶芸替我抄的,如看原稿也是改得一塌糊涂。要能文,尤其是学文学的人。朱光潜、王朝闻这些老先生文才都好,中年如李泽厚文笔也漂亮。写文章写得漂亮是要紧的,你能做到,要下决心。

1986年3月5日

(将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办的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出去参加参加讲习班,开开会,可以开开眼界,了解别人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你们可以写一个笔谈,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你写的这篇我们看了,这次文章写得不错。你能写好,只要下功夫,多改几遍。

你们马上就要做论文了,外语要先考过去。现在我在尽力设法能让你们出去一次,把外语提高,也开开眼界。今后的文学研究,非要打开窗户接受别人的成果不可。我对考生外语要求高,正是为了入学后可以少花时间学外语,可以一心学专业。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就注意外语。

现在我替你们看东西,只有看到文字或观点立论明显不合逻辑,思想方法有错误才提出意见,见解不同我是不管的。你们是博士研究生,应该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了。

1986年5月22日

我一辈子研究杜诗,但没写什么文章,现在老师和学生共同写成一部书,也是个创举。贯串着一个方法,就是由点上升到面,从具体分析中得到结论性的东西,要提出些别人没谈过的东西,也不是全面研究杜甫。

莫砺锋或是宏生可以再写篇回溯杜甫与历史上人物的关系的文章。杜甫受屈原的影响很深,但不是风格上,而是精神上,对政治的敏感。贾谊和绛灌的矛盾不是什么思想的不同,主要是政治上的迟钝和敏锐的矛盾。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正是这个缘故。历来只有两个人,屈原与贾谊有那种精神,后来杜甫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顺便说一句,司马迁这个人是利害的,他把老庄申韩合传也是独具眼光的。老庄的放任反转为严酷,严而少恩。

杜甫晚年用律体来写政治,这是个独创。前人总是用五言古,杜甫独用七律。后来李商隐学他就学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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