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胡适传》的缘起与写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7 次 更新时间:2015-03-18 0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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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分别是曾国藩(1811-1872)、梁启超(1873-1929)和胡适(1891-1962)。能有幸写其中一人的传记,是非常荣幸的事。而其缘起,却非常偶然。

  

   写作缘起

  

   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不久,在一次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正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

   出版社方面,是想以这套丛书去争取获奖,希望主编和作者的层次能比别的通俗读物高一些。基于这样的设想,策划者先确定了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年作者,然后敦请隗老师担任主编。那时隗老师正主持着一个重点项目的研究,本无余力他顾。但出版社促请甚殷,而隗老师更多出于支持年轻人之意(相当一部分丛书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师门下,或长期追随请教,有些人或也盼望有书出版可有助于升等),终于同意出山。

   据我后来所知,出版社的立意是本着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想以这套书去争取“五个一工程”奖,故定位为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策划者原计划在“强国之梦”之后续出一套“强国之路”丛书,以两套书来共同表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能强国”这一主题,以弘扬主旋律。据此设想,前一套书的撰写对象即“做梦”者,而后者则为“走路”者(以中共革命家为主)。前者包括一些不那么“先进”的人物,藉以凸显后来“走路”者的高明。

   这一设想后来证明有些书生气,至少两套书没有一起推出,使策划者的想法未能清晰地表露出来。其后正因丛书包括了像胡适这样不“先进”的人物,而又未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社科奖评委的强烈反对,直接影响了全套书获任何奖的可能性。对此我个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胡适其人的“入选”,就是我提议的。

   那时丛书似已“启动”,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超和胡适,这三位最适合古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应列入研究对象。

   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书,是有些遗憾的)。

   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出席了最后一次编作者与出版方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隗老师仍强调这是一套学术丛书,而出版社则再次提出希望尽量“通俗”的意见;部分作者则以为,学术著作写得好,也未必就影响销路。对这套丛书的定位,各方其实都在各自表述,不过都比较婉转。对各书“体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释及使用多少注释)是否要一致,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后经主编裁定,研究取向和“体例”由各书作者自定。

   这是一个颇具今日中国文化特色的妥协结局:各方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已说明白,并据此操作。结果是主编者按其所理解的编(包括写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写,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设想的那样出。后来其中某书曾引起一些争议,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对丛书的认知和定位去撰写,有的可能是在提高与普及之间走钢丝,有的也许根本就按“通俗读物”的方式在写。实际的情形是,这既非一套学术丛书,也不是一套通俗读物(拙作即尚未达到通俗读物应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只能就各书论各书。

   因为出版社以通俗读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给各书撰写的时间相当短(出版社对学术研究所需的时间当然了解,若全无积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只有通俗读物才可能在他们要求的短期内完成)。丛书交稿时,隗老师因其主持的重点项目已占去大部分时间,实无余力在短期内全部审阅各书,乃采取抽查方式。由于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参与者,且所居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当然也尽量考虑了所谓“可读性”,仍基本是按照“学术著作”的要求写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确认了自己所编的就是一套学术著作)。

   丛书很快就出版了,由于各书体例不一,遵照隗老师的指示,这套书以单本的形式申请省社科奖。《胡适传》被四川省历史学会作为唯一的一等奖候选者上报,但在上一级评审时引起了争议。据说有人提出,研究胡适这样“落后”的人物,应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该书不仅未批判,甚至没有与胡适“划清界限”。结果讨论时从一等奖降到二等奖,再降到三等奖。此时隗老师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绝接受。

   那情形,是另一位参与的前辈评委告诉我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隗老师的“拍案而起”。那位评委自己也很诧异,以隗老师向不与上级作对的一贯风格,何以能有那样的表现!的确,对那个年龄的学者来说,为一个刚出道的学者而冒与上级不保持一致的风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隗老师的作为虽然维持了学者和省历史学会的尊严,但也直接断送了那套丛书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连申报都难,遑论获奖)。我想,出版社和策划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后有内部人士告诉我,其实先已内定,就是三等奖也不可能。据说隗老师拍案之后,有人念了一张纸条,表扬该书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笔也异常好;同时申明学术研究本无禁区,但这样研究胡适,不宜由政府来承认云云(因为那是政府奖)。结果,那一年的省社科奖,历史学科的一等奖竟然空缺,这在当年是相当罕见的。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参与各方,从不同评委到主事者,其实也都尽量以其觉得合适的方式,表述了对学术的不同态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也不过就在十多年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有那样多的禁忌。很多人可能也没注意到,像我这样连杨奎松兄都以为属于“另类”(在奎松兄那里并非贬义)的学者,其实屡屡获得隗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如今隗老师已驾归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师或有不同的形象。我不知上面所说与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师的形象是否一致,这却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我记忆中的隗老师。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隗瀛涛老师的鼓励,要将我对胡适的一些看法较为系统地整理并表述出来就教于学界,恐怕还会是相当久远的事。当时勉强成书,或有辱师教,现在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了。

  

   人物与时代

  

   尽管中国史书以纪传体著称于世,本书的传主胡适却一则说他“深深的感觉中国缺乏传记的文学”,再则说“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甚至“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他的意思或许是中国过去的传记不够“文学”,曾自撰《四十自述》以为文学性传记的尝试。却不十分成功——仅其中第一章类似“小说式的文字”,从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遂“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还有许多朋友写信”给他,说后写的“比前一章更动人”。

   其实文史本“不分家”,曾为法王路易九世作传的勒高夫就认为,传记比其他史学手段更能产生“真实效果”,故“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史家“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对史料进行“剪接“,实即“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从而展现“真实”。且文笔的感人,往往以生活为基础,并因经历的可分享而使读者生“同情”。若叙事本以能“仿生”而生动感人,便无所谓文学与史学。历史叙述的生动,或即以史学的思想逻辑为后盾,通过表述的严谨而展现。

   然而传记确实不容易写,勒高夫便视历史传记为“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若写已成“人物”之人,又比一般传记更难。按梁启超的界定,所谓“真人物”,必“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这类人的“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其“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物”,今人表述皆用所谓“白话文”,这一几千年的巨变,便与胡适有着不可分的关联。

   不仅如此,子贡早就说过,君子之过,就像“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众多领域,足见其在近代影响的广泛。从他二十多岁“暴得大名”开始,胡适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他完全符合梁启超界定的“真人物”,亦即子贡所说的“君子”。

   但正因此,胡适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后来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但仍存歧义。20世纪90年代后,胡适研究在大陆渐成热点,论著日多,海外亦不少。各家虽仍有争议,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这就更增加了写胡适的困难。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胡适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却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别人选的《胡适文选》后说:“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选他文章的人当然是愿意并认真读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适看来,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与读者的关系,到老也还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这当然有读者一面的原因,从前述胡适写《自述》的尝试便可知,他本以为读者会喜欢“小说式的文字”,却有“许多朋友”认为,他按照“谨严的历史叙述”方法所写的,反“更动人”。而胡适自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胡适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说,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与晚年胡适过从较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

这是唐先生积多年与胡适接触经验的甘苦之言。正因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的真意。胡适一生都非常重视“一致”,主张一个人应言行一致、今昔一致,为此而不惜调整一些与个人相关的记录。但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尤其成为“人物”的人,很少能不受时代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真正做到今昔的“一致”。中国古人早就主张“多闻阙疑”,或许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不同之处,就是能够“懂得尊重因资料匮乏而留下的缺损和空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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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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