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及其现有的解释体系
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按照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的不同，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较为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共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变化。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毛最后的革命》(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佛里德里克·泰维斯和孙万国《毛时代的终结》(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M. E. Sharpe, 2007)等。二是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于广州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①、吉斯·佛斯特关于浙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②、王绍光关于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③、裴以理和李逊关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研究④、安德鲁·维尔德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⑤、何蜀关于重庆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⑥和吴迪关于内蒙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⑦，等等。当然，上述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从现有的大量相关研究论著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果完全采用单一的视角和路径，许多问题是无法讲清楚的。
在笔者看来，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蓬勃兴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随着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向人文研究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导致人们对“历史”概念和史学研究的认知的显著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公众，由重大事件本身转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第二，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档案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之下，由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在史料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获取方面无疑具有更多的便利。例如，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物、传单、大字报底稿和一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的笔记、日记等，在记述地方上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谈判活动方面具有类似档案资料的功能。另外，由于地方性“文化大革命”叙事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弱，一些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对当地群众运动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细心的研究者往往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三，以社会史和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可以更广泛地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深度访谈，研究者可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往往包含着大量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历史文献字面背后的特定含义。第四，一些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近年来也利用各种途径(如网络媒体、港台出版和个人印刷等)发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撇开其中所包含的派性偏见和个人申诉等因素，这些带有回忆和反思性质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大有助益。综合上述各种来源、形式各异的资讯，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客观地重构再现地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图景。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有两类著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是以李鸿永、骆斯典、陈佩华等人为代表。他们基于对广州地区红卫兵运动的实证研究，在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冲突理论”。按照他们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的发生，与此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关。简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基于家庭出身、个人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在现行体制中享受特权、得到好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则在现行体制中遭到排斥、到处碰壁。因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成员便成为“造反派”，而那些得到好处的社会群体成员则成为“保守派”。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冰炭水火不相容之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各阶段，两派的争执焦点随着主流舆论的导向不断变化，但是两派的基本立场和派性认同是始终一贯的。二是以刘国凯、杨小凯和郑义等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基于个人经历和个人观察，在90年代至本世纪初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种解释体系一方面延续了“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认同“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并不完全是对主流舆论导向的盲从，而是对高层“文化大革命”号召的策略性运用。换言之，“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平行展开：上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毛泽东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派；而下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民众革命运动。“造反派”群体在主观上具有颠覆现行体制的自觉，不过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掩护，他们策略性地利用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号召。
笔者认为，从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带有史学观念革命的性质，值得大力肯定。但在具体的研究路径和观点结论上，“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似乎带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其突出的潜在弊端，是有意无意地赋予“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某种历史进步意义。以下，笔者将结合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检验现有认知体系的各种得失，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新的全面反思与历史评价。
二、相关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南京个案的实证检验
以精英政治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主要关注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而以社会史、地方史切入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一般社会公众(包括地方上中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央号召的反应和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派性冲突和社会动荡。其阶段划分和论述重点分别是群众运动的发动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造反运动(1966年6月至10月)、群众运动向社会各界蔓延(1966年11月至12月)、群众组织向地方党委夺权(1967年1月至2月)、军队的介入与群众派性武斗的不断升级(1967年2月至8月)、群众运动合法性的终结(1967年秋至1968年底)、对群众派性头头的反复打压(1968年至1973年)、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存在与最后消亡(1974年至1976年)。由以上时间简表不难看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而遏制消解群众运动的努力，则持续了九年多的时间，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终结。如果跳出具体的史实叙述，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与归纳，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1)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2)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众会形成派性冲突？(3)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以下，笔者将结合南京个案的具体情况对上述几个问题作出回答，同时对现有的相关论著的一些结论作出商榷。
第一，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
现有的相关论著在考察与回答这个问题时，一般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如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注的重点，是广州地区的中学生群体。裴以理、李逊等人所关注的重点，是上海的工人群体。安德鲁·维尔德所关注的重点，是北京的大学生群体。针对上述情况，笔者特地选择了南京地区三个不同类型的单位--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南京长江机器厂，探讨“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性“造反”运动动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南京大学最初的“造反”运动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当时受到中央高层和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继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事件”之后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之一。笔者掌握的大量史料(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流媒体的重要社论和新闻报道、当时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和笔者搜集的亲历者口述历史资料等)显示，在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南京大学党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作过正向的群众动员。学校方面依据“四清”、“社教”运动的经验，按照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政治表现等因素，将全校师生员工分成四类。其中第四类约70多人被视为“问题人群”。一旦形势需要，他们将成为“文化大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对象。然而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突发事件--溧阳分校“六二事件”--打乱了学校党委的部署，使学校党政一把手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南大溧阳分校是南大党委根据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指示和中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1966年初创办的一个“半农半读”试点单位。参加教改试验的包括该校文科500多名学生和青年教师。持续数月的高强度建校劳动和艰苦闭塞的乡村生活，使广大师生逐渐孕育了不满情绪。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不满情绪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堂而皇之地表达出来。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披露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在溧阳分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质疑学校当局创办溧阳分校的决定。学校主要领导人还固守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对贴大字报的师生发起“反击”。由此造成学校领导和分校师生的严重对立。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消息后，比照北大大字报的处理结果迅速作出判决：溧阳分校师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而发动“反击”的学校主要领导人则被撤销职务。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同时刊登了新华社长篇报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对溧阳分校事件作出“革命化”的诠释。由此，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成为南大校园中的第一批“造反英雄”。⑧
南师附中是南京最重要的重点中学之一，学生中包含大量的党政军干部子弟和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精英子弟。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工农干部)一方面正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暗中支持部分“左派”师生对该校副校长(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干部)和若干有“历史问题”和走“白专道路”的教师展开批判。与此同时，他对学生中的自发倾向加以严厉遏制。中央公布“十六条”以后，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校一批军队干部子弟闻风而动，率先发起批判校长的斗争。而一批省市委干部子弟则通过批判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有“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来彰显其“革命”立场。很快，这两支力量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的支持下联合接管了学校的权力，主导着校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⑨
南京长江机器厂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业务方面接受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在党政关系方面接受南京市委领导。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四机部派来的工作队采取激进姿态，对南京市委任命的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支持者大加撤换，造成全厂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体内部的严重裂痕。1965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指示后，四机部工作队主导的大规模撤换工作被迫中断。不过在撤离该厂之前，工作队任命了新的党委领导班子。1966年5月中央发出“文化大革命”号召后，该厂党委随即作出动员部署。北大聂元梓大字报披露后，该厂也很快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这批大字报的撰写者都是新党委的拥护者。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四清”运动中幸存下来的旧党委成员、现任厂长。该厂的“造反”运动由此发轫。⑩
由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运动的发生，与各单位内部原有的政治生态有关。在“为何造反”和“向谁造反”等问题上，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模式。南大的个案表明，一些偶然因素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可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决定本单位群众运动的走向与进程。而南师附中和长江机器厂“造反”运动的发动，则充分展示了当时政治体制内部某些张力。这些情况都是“社会冲突理论”没有涉及和无法解释的。
第二，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众会形成派性冲突？
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前文所述，重在探讨运动中的群众派性冲突与此前单位内部的固有矛盾之关联。以下的论述，旨在揭示外部因素的介入如何导致群众派性冲突的发展和转化。
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干预下告一段落后，省委随即派出工作队取代了学校党委的领导。工作队遵循省委的指示，试图将群众运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他们宣布了若干旨在稳定秩序、保护干部的政策，同时对群众中的自发倾向加以限制与压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无疑再次造成“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原则在实践中的严重冲突。因而在毛泽东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一部分对工作队心怀不满的激进师生率先于8月23日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由于考虑到组织的政治纯洁性，该团体的规模始终不大。随后，更多想加入“文化大革命”洪流而无缘于“红色造反队”的师生，又发起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工作队为了应对上述两个群众组织的“围追堵截”，很快扶植了以溧阳分校文科师生为基干、拥护工作队的群众组织“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由此形成该校内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与冲突。(11)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保守派”恰恰是南大校园中第一批“造反英雄”。
在南师附中，以军队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学生群体在8月初率先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南师附中红色造反军”。以地方干部子弟和学生党团员为主体，随即成立了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两股势力在控制校内权力方面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但是都认同“血统论”观点，因而与校内大多数学生形成对立。遭到两个组织排斥和压制的其他学生(其中既包括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不好”或“不太好”的人，也包括“红五类”出身但不赞同“血统论”的人)不但无缘成为“革命”的动力，有些还成为“革命”的对象。不过在10月份“中央文革”领导人公开批判“血统论”观点后，他们闻风而动，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联”，并迅速发展成为校园中势力最大的群体。在上述三个学生组织中，“思想兵”归类于“保守派”没有太大问题。然而“造反军”和“红联”的分类就很难界定。特别是在后来的运动发展中，“造反军”再次试图进行政治投机，积极卷入校外的反对省市委的斗争。而“红联”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揭露与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但他们强调在开展校外斗争之前，首先应该清算“造反军”、“思想兵”在运动初期“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学生运动”的问题。(12)
在长江机器厂，新党委发起的批判厂长的斗争，自然遭到一批旧党委拥护者的消极抵制。为了克服阻力，新党委又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打倒另一位旧党委扶植培养的中层干部，结果受到南京市委的严厉批评。为此，新党委于8月间暗中支持其拥护者组成“长江红旗战斗队”，前往省市委“造反”。而旧党委的拥护者则在省市委的暗中支持下，发起成立“红色职工委员会”，在厂内厂外与“长江红旗”展开对抗。(13)该厂的群众派性斗争，充分显示了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概念的交互性和兼容性：从厂内斗争看，“长江红旗”是“保守派”，“红色职工委员会”是“造反派”；从厂外斗争看，“长江红旗”是“造反派”，“红色职工委员会”是“保守派”。然而在“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和主张都遵循着某种内在的、清晰的逻辑理路。
在9月至11月期间，中央的舆论导向日趋激进。南京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群众性造反运动的锋芒由单位领导和工作队领导逐渐转向上一级地方党委，直至省市委。第二，是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形成和对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京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横向群众联合组织，是省市委领导人参照北京等地经验、于9月初扶植的“南京市大学和中学红卫兵总部”。该组织的主要头头都是当地党政军干部子弟。由于这批红卫兵的袖章取红底黑字样式，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黑字兵”。他们在与自发的群众造反组织的对抗中，一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入11月份以后，与上海“工总司”的形成大致同时，南京地区出现了第一个造反派横向联合组织--由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发起成立的“江苏省红总”。不久，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又发起成立了另一个全市性的横向联合组织“南京八二七”。这两大组织相互呼应，协同行动，不断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揭露与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使省市委领导感到巨大压力。省市委又参照上海等地经验，于11月底暗中支持成立“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和“南京市大专院校赤卫队”，与上述两大造反派组织展开对抗。(14)全市范围的“造反派”(以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为代表)与“保守派”(以“黑字兵”和“赤卫队”为代表)的冲突与对抗的高潮，是1967年初的“一三武斗事件”。此后“赤卫队”和“黑字兵”土崩瓦解，两派的斗争以“造反派”的胜利而告终。(15)
在上述过程中，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三个典型单位中各群众派别与全市范围横向联合组织之间的关联。南京大学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分别是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的发起单位和中坚力量，其下属组织成员的派性认同无需多说。而持“保守派”立场的“红旗战斗队”，则是“黑字兵”和“南京大专院校赤卫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团体成员之一。南京长江机器厂的“长江红旗”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中与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立场一致，因而很快加入省“红总”阵营。而该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则加盟于“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南师附中的“思想兵”是9月成立的“黑字兵”的基干力量之一。其后一直坚持“保守派”立场，直至全市范围的“保守派”组织在次年1月初最终消亡。该校“造反军”在组织方面始终保持独立，但是在11月之前参加过“黑字兵”的一些活动，在11月之后又卷入了反对省市委的斗争。该校“红联”因校内矛盾的存在，不可能与“思想兵”作出同样的抉择。但是他们在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之间的选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盲目性。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南大造反派有不同的组织，最终加入“八二七”，只是因为“八二七”方面先于省“红总”方面与他们接洽。(16)
此外，现有的群众运动研究论著一般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学生”群体或“工人”群体，很少提到“机关干部”群体。南京个案的多种资料显示，当中央舆论导向在1966年10月以后日趋激进的情况下，机关干部群体(包括一些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也面临痛苦的政治抉择：是坚持“保皇派”立场和省市委领导人一起垮台？还是反戈一击尽早加人群众性造反运动的洪流？事实上，当省市委即将垮台的关键时刻，省市委机关干部中也出现了“造反派”组织--例如成立于12月份的“省革总”和“市革总”等。这些组织的成员包括省市机关处级以下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而且随着运动走势的不断明朗，加入上述组织的机关干部也越来越多。甚至在厅局级干部当中，也有人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秘密组成“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反戈一击、公开“亮相”。这个特殊的干部群体后来被人们称为“老年串联会”(简称“老串会”)。(17)
以上论述内容，实际上重复验证了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运动整体上看似杂乱无章的表象背后，每个个体的抉择其实都遵循着某种理性，都经过某种计算。归根结底，人们的抉择与其当时所处的特定地位和处境有关。这个观点常常遭到一些“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批评和质疑，乃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坦然承认这一点，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社会冲突理论”并没有对以下两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一是为什么每个个体参与者的理性抉择，并未造成整个群众运动走势的理性发展？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一书的最后，从“个人崇拜的两个向度”、“不一致的目标”、“不适当的纲领”、“畸形的传播媒介”、“靠不住的执行机构”等角度展开的理论探讨，因过于简单抽象，多少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二是为什么在“保守派”势力随着地方党委垮台以后，群众性的派性斗争依然持续存在？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动力是什么？在王绍光和其他一些“社会冲突理论”倡导者的叙述中，一般将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持续的群众派性冲突，解释为此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态延续。这种解释体系近年来遭到另外一些实证研究成果的质疑与挑战。南京地区的个案也不支持这个解释框架。
以下，笔者将根据南京地区的情况，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探讨。
第三，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从中央高层的动向看，在1967年“一月风暴”前后，特别是各地的“夺权”斗争发生以后，毛泽东就有意收缩群众运动。中央在1967年初发出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18)而“三支两军”的提出与实施，则是依托军队重建各地政治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具体步骤。后来发生了“怀仁堂事件”，加上各地军管部门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过分扼制“造反派”，引起毛泽东的担忧。他一度在重建秩序和“继续革命”之间举棋不定。不过在“武汉事件”平息后，他最终下决心依靠军队终止群众运动。1968年春夏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斗争矛头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向所谓“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群众组织坏头头”等，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舆论导向大异其趣。在1970年以后持续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许多群众组织头头纷纷落网，无疑是旨在终结群众运动的铁腕措施。然而这些举措只是暂时遏制了群众派性斗争，并未达到根除的目的。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和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发生强劲反弹。以下，笔者以南京个案为例，探讨群众运动和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
在1967年初“一三事件”后，南京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很快土崩瓦解。但是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并未终结，而是发展转化为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究其原因，这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反对“保守派”的斗争中存在同盟关系，但在影响和操纵当地群众运动方面，双方又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因而在“一·二六夺权”前后，双方在由谁领导“夺权”的问题上(连带的问题，是谁将在未来的过渡性权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居于少数地位的“南京八二七”及其同盟者以退出“夺权”为要挟，试图迫使省“红总”方面让步。而以省“红总”为首的多数派不为所动，断然实施“夺权”行动。由此在当地形成所谓“好派”和“屁派”--“好派”宣称“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屁派”则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很快，双方由“文斗”转入“武斗”，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19)周恩来曾用“内战”来形容当时派性斗争造成的混乱局面(20)。
在此背景下，中央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当地的权力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干部组成的“军管会”接管。在“好派”组织看来，这样的处置显然违背了“一月风暴”期间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舆论导向。而军方为巩固其权力而实施的“三月镇反”，更强化了“好派”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一度受到“好派”排斥镇压的“屁派”，则试图依附军方势力，在反对“好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于是两派便由“好”、“屁”之争迅速转化为“拥护军管”与“反对军管”之争。军管部队也由此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毛泽东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压制，因而4月初，中央的舆论导向再次发生变化。(21)《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中央军委随即出台了《军委十条》，强调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好派”方面抓住时机卷土重来，不断制造事端挑战军方的权威。军方被新出台的《军委十条》束缚住手脚，只能暗中支持“屁派”与“好派”进行对抗。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因而愈演愈烈。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公然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南京的“好派”再次利用中央舆论导向，在当地策动了声势浩大的“倒许(世友)”运动。如果不是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南京的军管政权必将重蹈省市委的覆辙。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不但对“好派”群众组织产生误导，而且在遭到军方排斥的地方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内部中也造成思想混乱。结果，有不少军地干部程度不同地卷入了8月间的“倒许”运动。这无疑使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22)
“倒许”运动平息后，中央召集南京各派势力赴北京谈判。经过中央领导人反复做工作，终于在1968年3月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首、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三结合”的省革委会。在此前后，地方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然而这样的政治安排，并未真正达到“大联合”的目的。此前运动中形成的裂痕，引发了各级革委会内部一系列明争暗斗。在1968年至1973年之间，中央倡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特别是持续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23)1968年“大联合”时结合的地方干部被逐步地边缘化。而群众组织头头则在一系列后续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查，有些在单位内部遭到“群众专政”，有些被关进监狱。上述铁腕措施造就了暂时的、表面的社会安宁，但是潜在的不满也在不断积聚，为后来的反弹孕育了巨大的能量。(24)
1974年初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号召后，被边缘化的地方干部群体和遭到审查的造反派群体闻风而动，借口“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当时掌握当地党政军大权的军队干部展开“革命大批判”。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江苏的党政大权于当年11月重新落入地方干部之手。而在军管时期被打成“群众组织坏头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则在这场运动中获得平反。不过那些曾经在各级革委会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们提出的“恢复原职务和原待遇”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这又为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25)
当我们试图在南京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一些理论问题时，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意识到，每一个地方个案都必然地带有其显著的地方性特点。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派头头这三种势力之间，以及在这三种势力内部，矛盾关系的基本模式及其阶段性发展的大体脉络，各地的个案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因而下面的两点认识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第一，为什么群众派性斗争会持续存在？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派性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群众组织之中。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领导层到地方上的干部群体，从地方干部群体到军队干部群体，都因为认识的分歧或利益的冲突，存在着隐蔽的或公开的派性冲突。这样的派性冲突与群众组织间的派性冲突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的、复杂的关系矩阵。其中每一个因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质言之，群众派性冲突的存在，与干部派性冲突的存在有关。地方派性冲突的存在，与中央的派性冲突有关。
第二，为什么每个参与者的理性抉择，并未造成整个群众运动走势的理性发展？上述悖论的形成，根本源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以及中央领导层对地方群众运动的非体制性干预。“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为各种势力出于自身需要、自主诠释中央指示精神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高层的非体制性干预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运动发展的突然逆转，使得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们常常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每一次抉择都变成一场无法预计后果的赌博。因而最初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分道扬镳，而最初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成为盟友，都是不难理解的。质言之，缺乏客观的、恒定的、公认的行为准则，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无序发展的最基本解释。
三、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整体性反思
在前文的叙述与分析中，笔者已经对现有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认知体系作出了一些零散的批评。这里再系统、概要地总结一下笔者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商榷。
第一，“社会冲突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和身份认同有关。该解释体系还认为，“军管”时期“拥军派”与“反军派”之间的冲突是此前“保守派”和“造反派”冲突的变态延续。这种整齐划一、逻辑连贯的解释，显然忽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体上的非理性特征。南京个案显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与单位内部固有矛盾的存在，群众派性斗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概念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和兼容性--关键问题是看“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第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处于同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中，因而各阶层、各群体成员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也是大体相似的。所以所谓“派性问题”不但广泛存在于学生群体、工人群众内部，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体内部。第三，由于中央领导人非体制性干预常常造成运动走势的突然逆转，因而人们不断地面临新的困境与抉择，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冲突和个人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走势和持续不断的政治碰撞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冲突理论”没有涉及也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现象，主要是因为它所考察的面过于狭窄，没有看到学生群体与工人群体以外的群体，也没有看到中央精英政治与地方群众运动之间的复杂互动。
“两个文革说”的偏误，在于过分强调了群众性“造反”运动的主观自觉性，过于强调了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勇气。这显然是基于某些激进的个体经验所得出的对群众心理的严重误读。它忽略了在所有社会资源被权力独占性垄断的情况下，一般社会公众必然产生的人身依附意识和严重的犬儒主义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在精英政治层面还是在群众运动层面，“文化大革命”本身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是在思想愚昧和强权胁迫双重作用下发生的动乱。“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在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确认的社会意识转变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变，并非源自“文化大革命”理念与实践本身，而是源于人们借助经验理性对“文化大革命”理念和实践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反思。
笔者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批评和质疑，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史视角的否定。笔者不赞同的是采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或者是基于某些特定的个体经验来推导一般社会心理。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多重动力。如本文所述，单位内部和地方上固有矛盾的存在，内在地规定着“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具体形态和发展趋势。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常常对中央指示加以自主诠释与策略性运用，有时甚至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无疑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显然要大大超出个人因素的作用。
然而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多重动力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没有责任。混沌理论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引发了数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风暴。”本文和其他以社会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后面那个放大效应的过程。
注释：
①参见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②参见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M. E. Sharpe, 1990.
③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参见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
⑤参见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⑥参见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
⑦参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⑧参见董国强：《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2006年9月号。Dong Guoqiang, “The First Upris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Dynamics,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Summer 2010.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China Journal, January 2011.
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2009年12月4日)。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http://nsfz67.blog124.fc2.com/blog-entry-158.html；熊益军：《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沙尧》，《通州日报》2003年10月27日。
⑩《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lO月13日；《谭佑铭受审记》，《江苏东方红》1967年12月30日；《“出头鸟”孙树桢》，《江苏工人》1967年11月25日；董国强与鲁学智访谈记录(2008年2月28日)。
(11)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7-3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17页；董国强与耿昌贤访谈记录(2007年2月1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2007年4月14日)。
(12)参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China Journal, January 2011.
(13)《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长江厂红旗战斗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革命领导干部并肩战斗联合夺权掌权》，《新华日报》1967年2月19日；《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董国强与鲁学智访谈记录(2008年2月28日)。
(14)参见董国强：《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2007年6月号。
(15)参见董国强：《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记忆》第67期，2011年1月30日；董国强：《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记忆》第73期，2011年7月30日。
(16)董国强与沈立志访谈(2008年2月4日)。
(17)《地下省委复辟记》，《工人造反报》1968年1月21日；《砸烂反革命黑手集团“老人串联会”》，《革命工人报》1968年8月16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2007年4月14日)。
(18)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2-1480页。
(19)参见董国强：《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2007年6月号。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n Aborted Power Seizur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2010.
(20)《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77-1478页。
(21)《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87页。
(22)参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2006年11月号。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Local Factionalism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une 2011.
(23)《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15-816页。
(24)参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China Journal, July 2012, forthcoming.
(25)参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Nanjing's Second Cultrural Revolution of 1974”, China Quarterly, 2012, forthco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