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一)——当代新墨家对大陆新儒家的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0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10: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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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   顾如   南方在野  

  

   受访人:

   黄蕉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生

   顾如,民间墨者、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

   南方在野,“新墨家学派思想网”主编、“墨家兼爱论坛”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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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曹璇,“当代新儒家谱系”创作人,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生

   李杨洋,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主席

   整理:姚梦莹,香港理工大学文化学系

   地点: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

   (以下内容系经受访者审阅)

  

   简介: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当代新儒家艺术谱系”的系列访谈计划。本计划邀请三位在民间有广泛影响力的墨者参与对谈,以聚焦思想界的新思想学派——当代新墨家的学术动态和思想主张,并其对大陆新儒家、读经运动、墨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立场”。本访谈计划将推出十期。

   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乃由中港两地青年学者创立的,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港台新儒家思想的青年学术社团。协会主办的“当代新儒家谱系”艺术展于2014年9月13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由青年艺术家曹璇创作完成,艺术再现了熊十力、马一浮、钱穆、梁漱溟、冯友兰、杜维明、余英时等海内外儒学大家的风采。“当代新儒家谱系”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诸多媒体所报道。

   黄蕉风先生是在香港从事“耶墨对话”跨视域研究的青年学者,现为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的博士生,亦是最早提出“墨家基督徒”概念的跨界神学人。顾如先生是中国民间最早标举“墨者”身份的民间学者,其提出《先秦墨家宪政纲要》即“墨家宪政”,与秋风的“儒家宪政”同为中国原典政治言说传统的新范式。南方在野先生是民间墨学推广第一人,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的主编和“墨家兼爱论坛”的创始人。“新儒家谱系”计划继艺术性活化港台新儒家诸贤之后,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新墨家群体,以期通过采访学院和民间的三位新墨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使得官方、知识界、民间重新重视墨学这门中绝千年的绝学,及当代新墨家独特的政治哲学表述。

   当代新墨家和大陆新儒家有什么不同

   背景材料: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弟子的李明辉先生,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就台湾社会中保留的儒家传统以及两岸的政治儒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李先生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源自蒋庆和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也集体撰文回应,抛出了诸如“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观点。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这其中可能各有学术路径不同、方法论范式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等问题。为此,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特邀请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三位新墨家学人,就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访谈,以为学术界提供另一个全新视角。

   曹璇:大陆新儒家也是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思想派系,诸如蒋庆的“儒家议会三院制”、“儒式虚君共和”,姚仲秋的“儒家宪政”、“一个文教,多种宗教”,陈明的“儒教公民宗教说”以及康晓光的“儒化上行下行路线”、“阵地战”、“四书五经进公务员教材”、慕朵生的“文化勤王”、黄海波的“马克思诸子化”、余樟法的“化马归儒”等说法,相信几位都很了解。我看过网路上、民间一些标榜“新墨家”、“新法家”的作者的文章,似乎路径和言说方法,都和大陆新儒家接近,兴趣不在心性哲学的“内圣”,而在建制成型的“外王”。这个观察成立吗?

   黄蕉风: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你本身就是在港台新儒家重镇新亚研究所,港台新儒家三先生之一,也是你们谱系的先师唐君毅先生,当年就感叹中华文化“花果飘零”,未曾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人“言必称孔孟”。从“花果飘零”到“繁英满树”,是否代表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被中断的道统,其缺环已经被接续上了呢?

   其实我很多文章都有回应到这个问题。到现在我的理路也没有改变,基本上都是过往文章中的观点。当代新墨家和大陆新儒家,到底有什么不同?几年前中国思想界热衷“排排座,分果果”,说大陆新儒家和自由主义、新左派在中国大陆是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想光谱中的“三足鼎立”,那么当代新墨家的定位在哪里?有何可能以及有无必要?去年基督教学者王文峰在牛津组织了基督教、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的四方会谈,签了一个共识文本,探讨各派底线共义的问题,叫做《牛津文本》,基本上也是新儒家的人反响最为热烈。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现在大陆新儒家是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唯一正牌的代表。

   但大陆新儒家受到的批评比港台新儒家大的多,为什么呢?陈明先生自己也说过,儒家历史上从来不对权力扭扭捏捏,儒生的努力是要道统压过政统,驯化权力,从而行仁政行德政。这个表述又和秦晖还有余英时的说法不一样。秦晖说儒分两种,有“反法之儒”,有“反西之儒”;余英时也说儒分两种,有“压迫人的儒家”,也有“被压迫的儒家”。那么,到底大陆儒家是哪种“儒”。现在国内自称儒者、儒生、儒教徒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反西方的情绪越来越大。若说是反思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盘性反传统路线,到了这个“逢西方必反”(比如号召人不要过圣诞节什么的),也是过了。

   曹璇:那么请问,当代新墨家和大陆新儒家又有什么不同呢?

   黄蕉风:你问我当代新墨家和大陆新儒家有什么不同,我首先要跟大家搞清楚大陆新儒家在我们眼里是什么。我首先声明我不反儒也不反传统,不像南方、顾如这么“激进”,但我有我的看法。关于新墨家的东西,我不用多说,南方、顾如他们是先行者,所以我主要讲讲大陆新儒家。清楚大陆新儒家是什么,就清楚了当代新墨家不是什么。我承认大陆新儒家的很多问题意识是明确的,也脱离了过往的路径依赖,但其中暴露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曹璇:暴露了什么问题?

   黄蕉风:比如说蒋庆先生1995年出版《公羊学引论》,首次引入“政治儒学”概念,大陆新儒家便成为了89之后文化保守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他一直在思考“如果离开西方话语体系,中国人如何言说自己的传统”的问题,那么重建中国固有学术范式而不假于西人之手,自设话题,就是这一切的题中之义。蒋庆“公羊学”比之“宋明理学”有更浓厚的“华夷之辨”色彩,故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儒家中的“左派”。《政治儒学》、《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以“中国王官学”(儒学)取代“西方王官学”(西学)的思想,然众星拱月者少,鸣鼓击之者多。大陆新儒家很多人跟随蒋庆构建的“三重合法性”来考量西方的议会制度以及港台的民主政治,自然会得出西人“民意独大”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及港台之发达乃拜“儒家文化圈”精神遗产之所赐的结论。

   康晓光的路径就和蒋庆是一样的。他说过一个话我印象很深刻,说什么,他说过要建立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再中国化”(儒化)来抵抗“再西方化”(西化)。这是一种充满辨识度、排异性、独尊性、与多元文明共存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关系主张。在他的观念里,没有儒家的中国就不成中国,取消了儒家独特性的中国就是“西化之国”,等同于亡国。康晓光说:“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反过来,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所以,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决战。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我坚信,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主张”。你看这个说法和蒋庆的没有什么区别。

   蒋庆、康晓光是大陆新儒家中被批评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看起来他们最保守。其实蒋、康并不保守,反而最激进。刘军宁都说过,文化保守主义可以是非常激进的一种路径。我们以为他们提倡少儿读经、提倡公务员考四书,是行为艺术?批评他们的人很多都没有搞清楚他们的诉求在哪里,怎么可能歪打正着。这个问题方便多说,具体原因你懂的。我就说一个,蒋、康的遗传,影响到后面一些年轻而又尊儒的学者,提出了各种奇怪花样的“儒化理论”。比如有青年学者齐义虎推崇的政教合一的“伊朗宪政”(但明显儒教不是伊斯兰教),还有一位北大学者讲“内圣从夫子,外王从主席。孔孟朱毛道统一以贯之。反美帝苏三个世界执中之道”等新理论。很明显路走弯了。这是中国书生最容易犯的毛病,叫做政治幼稚病,理论和实践的断裂,无论想的如何精巧,也是“茶杯里的风暴”、“书斋里的革命”。

   陈明是认为儒教国教化在实践上不适宜的,因为在形态学上的发育并不充分而。他文章很多,你们都可以去看,依他的设想,未来儒家(儒教)的归宿应该是逐步过渡到“公民宗教”,即“儒教的公民宗教论”。“公民宗教”的提法并不新,欧美社会在进入理性主义的“祛魅”时代,就已经有宗教社会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提出之后的“犹太教—基督教”体系将作为“普世神祗”即“市民宗教”得以在现代社会继续存留,并提供宗教道德律作为人类行为规范的“上限”(律法作为赏善罚恶的“下限”)的要求。不过相比蒋庆和康晓光,陈明的说法较能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基督徒所接受。

   姚仲秋为人所知的大概是两个观点,一个是“儒家宪政”,一个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自从去年国内主流官媒对社宪派、泛宪派和民宪派进行批驳之后,儒宪这个说法好像他也开始比较少讲了。他反复在讲的也就是几点:1,更新转进——重新发现、阐释儒家义理,构想儒家式现代秩序生长的可能方向、路径,这是当代儒家所必须面对、勇敢承担的文化和政治使命;2,文化本位——儒家从来不是西洋式哲学,也不是知识,也不是宗教。儒家以学起步,养成德行与治理技艺,成就君子,君子治理社会,乃至创制立法。3、参与政教——儒家不能也不会“博物馆化’,而必将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最终将生成‘儒家式现代秩序。

大陆新儒家这些年在网路、传媒、民间、知识界都有不少介入。比如“抵制于丹国学心灵鸡汤”“李零与《丧家犬:我读<论语>》”“孔子像入天安门广场”“河南周口平坟复耕”“基督徒学者石衡潭‘《孔子与道》剧本’”“基督徒学者石衡潭‘《圣经》与《论语》对读活动’”“废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等多个重要的文化事件,都有他们的热烈参与。频繁出入公共领域并发声,当然有利于以“儒家”为标识的文化群体的重新昭彰和发声。不过作为一个思想学派倒也有余,作为一个建制成型之类宗教或者宗派则不足。毕竟大陆新儒家并没有做好黄玉顺所言的“创教”的心理准备,又缺乏“干政”现实基础,加之本身没有统一而稳固的儒式价值观,必然容易受到如文化保守主义、汉民族主义、新左派思潮的影响。譬如少壮派儒家学者、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儒教中国”网站站长王达三先生,在对中国基督教的态度上,就坚持“拒斥耶教是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题”、“警惕和防范中国耶教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后底线”,并称基督徒为“耶徒”,称《圣经》为“耶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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