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世间已无徐慧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15-02-01 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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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 (进入专栏)  

  

   六十年代金庸长期在《明报》写时评专栏(性质相当于如今《南都》的“个论”),名为“明窗小札”,用的是“徐慧之”的笔名。今日金庸大名垂宇宙,但有几个人知道“徐慧之”呢?

   金庸的小说至今毫无过时的迹象,相比之下,他的时评作为报章文字,与纸同朽,自然容易显得过时。但我们要知道,金庸曾视《明报》为其毕生的事业,其作为《明报》灵魂的时评也久负盛名,无论是从金庸著作的角度,还是新闻史的角度,这些文字都是值得重现于世的。近时推出的《明窗小札1963》两卷(中山大学出版社),就是计划中四册的第一册。

   我翻读一过,感觉过于所望,总的印象是:文字清通,见解平正,可谓报纸评论的典范。

   首先应介绍的,是全书第一篇《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这可以说是一则宣言,表白了金庸及《明报》基本的新闻立场。“消极中立”何谓?就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明辨是非”如何做到?因为“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划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十万个臭皮匠,未必便不及一两位英明伟大的诸葛亮也”。这种保有独立而又不流于偏激的态度,是很可取的。所谓“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近乎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的意思;所谓“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则让我想起民国《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著名方针。

   金庸在创办《明报》之前,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但1949之后的《大公报》,不过行尸走肉,实质上已经党报化,旧《大公报》的精神已死。——如果说,旧《大公报》精神不死,那倒是体现在《明报》那里,体现在“徐慧之”那里了。

   金庸评论时事的主题,有中国的,有国际的,有政治经济的,有社会文化的,有世情的,有人物的,几乎无所不包,而美苏冷战、中苏论战、共产阵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主题尤为突出。若只着眼于当时的事件,这些评论自是过时的,但我们若转换视角,从史料的角度去看,这些评论却往往极有价值。

   比如,他引述英国《孟彻斯特卫报》的中国报道,描述当时北京大学的情形:“图书馆中有大量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但无人敢于借阅。学生有自由选读马列主义或西方哲学,但今年并没有哪一位教授开西方哲学的课。”(《铁掌中的肥皂》)他以回大陆时的亲身经历,回忆斯大林逝世时,亲戚家所有人都默哀十分钟,“但一动不动的立正十分钟,时间实在是很长的。站到六七分钟后,人人都不耐烦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都很尴尬。突然之间,表妹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十年前的两件事》)对于我们了解五六十年代大陆的世态,尤其是社会氛围,这些可算难得的实录。

   在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在当时是惊世的大新闻,而一旦时过境迁,即为世人弃之脑后;而我们通过当日的评论,每能回到历史现场,窥见时代的浮沉,政治的吊诡。如《亚洲人改变历史?》一篇写到,莫斯科《真理报》批评中共与日本保守党分子松村谦三你来我往,高唱“东洋的永远属于东洋,亚洲人必须起来改造世界历史”的调子,是要搞“人种差别主义”;金庸指出,当时中共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口号,以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旧口号,实即由此而来。可见当日中苏交恶,中方显然急于另求外援,不仅有意在经济政治上与日本增强联系,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也暗中借鉴了日本式亚细亚主义的老调子呢。还有,《葡萄牙大捧中国人》一篇写到,中印战争之后,全世界最得瑟的居然是葡萄牙;原来,此前印度攻占果阿,驱逐了原来殖民的葡萄牙人,如今中国击溃印军,等于为葡萄牙人“出了一口鸟气”也——这就跟太平洋战争时日本人将大英帝国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印度人也偷着乐一样。这些政治细节,我们今日几乎完全遗忘,简直称得上历史秘辛了。

   金庸论时事,喜作预测,过去为他作传者,都强调他预测的精准(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第二十一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傅国涌《金庸传》第十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这在《小札》里也有体现,如他指出印尼共产党未必有表面上那么强大,右翼的陆军更有实权(《印尼是第二个古巴》);而后来正是印尼陆军发动政变,血洗了印共势力。但我以为,这一点不必夸大。金庸作出预测,是基于当日的政治环境,也基于对消息(可能还包括内幕消息)的充分掌握及理性分析;而且,其预测可能也是不少时人的共识。而我们与当时的语境已成隔绝,若没有任何参照,只是孤立地看待他的预测与事件的结果,就容易误以为他有神算子的本事了。还是张圭阳说得较客观:“这种凭直觉或客观分析来预言,当然有时对,有时错,只是对的时候较多,《明报》也会大做文章,把当日预言兑现了的社评制版,重新刊登,令读者印象深刻;错的时候较少,例如文革期间也有不少分析错了的社评,错了就不提,读者也就忘记了。”(《金庸与报业》第二十八章,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

   金庸基于其历史素养,对政治和人性有相当透辟的观察。他指出,清洗政治上的敌人,中国古代皇帝往往用“造反”的罪名,斯大林一概用“通敌”的罪名,赫鲁晓夫则改用“反党”的罪名,“‘反党’的罪名比‘通敌’轻得多,因此这些人的性命还可以保留。”(《造反、反党和通敌》)又说:“中国人有两句古语,说出了政治斗争的精髓,那便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搬到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中,那是‘成则马列,败则反党’。”(《成则马列 败则反党》)不过,总的说来,作为评论家,我觉得金庸属于见解通达的类型,而非思辨深刻的类型。

   金庸编过剧本,写过影评,这对写小说自然是有影响的;而金庸为之耗费了大量精力的时评,对写小说也未尝没有影响。他评论中苏关系问题时,接连写了《康熙强过彼得大帝》、《三百年前的中俄文件》、《雅克萨之役的大胜》、《康熙出术,折辱俄使》几篇,追溯尼布楚条约签定前后的中俄关系,就显然为后来《鹿鼎记》的情节设置——尤其是韦小宝参与其间的戏码——埋下了种子;而他对康熙善意的历史评价,自也肇端于此。(同样在《鹿鼎记》里,金庸将钓鱼岛说成通吃伯韦小宝的封地,自然也跟他对钓鱼岛问题的现实关怀有关。)

   总而言之,金庸眼观六路,对中外政事、古今人情都有广泛的认识,有此格局,加上其中国史素养,才成就了他的武侠小说——应当说是武侠历史小说。而这种格局的得来,多少也是跟他的时评写作经验有关的吧。顺便多说几句,我觉得,金庸的作品称得上是“大历史小说”;我不认为黄仁宇的著述称得上“大历史”,但金庸的小说,却庶几近之。(相较之下,梁羽生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未必下于金庸,唯理解力不及,故事构思更远为逊色;古龙的故事构思绝不亚于金庸,但其历史知识就不能望金、梁的项背了。)

   此外,单纯就文论文,我最欣赏的是归入“杂感”类的两篇:《“真理的白色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前者有学理,有材料,也有趣味,是哲理小品的佳制;后者借《左传》“郑子家告赵宣子”的公案,比拟“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是借古喻今式评论的样板。若论书中最不过时的文章,除了《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那篇,我以为就要数这两篇了。两文都适宜收入中学课本,以垂教天下后世。

   在今天,无论是否从业于新闻,都不难感觉到,报纸的时代已过去了,报人的时代已过去了,时评的时代已过去了……以报纸为载体的中国新闻史,还没有经历太长的时世,也没有见证太多的荣光,就此大势已去。但正因如此,“徐慧之”留下的这份历史文档,就更显得不可复制;对于香港新闻史,对于中国新闻史,尤其是争取舆论自由的中国新闻史,它无疑是有数的遗产之一,值得我们拜而受之,珍而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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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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