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反智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传统的专制主义是滋生“反智主义”的政治根源；现代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具有鲜明的“反智”色彩；“文革”更是“反智主义”登峰造极的混乱时期。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水平的贫困、1990年代全社会世俗化思潮的高涨以及“后现代”“反文化”思潮的渐渐流行，都使得“反智主义”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反智主义”与社会上“无知者无畏”心态的交汇对于知识异化、知识分子庸俗化的激烈批判显然具有警世意义。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

关键词：“反智主义”，“反文化”，世俗化，知识分子问题

一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亦称“反智论”，是一种怀疑、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它体现了一部分具有反传统、反文化意识的人们对精英掌控社会话语权的不满与反抗。美国思想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锋芒直指当时美国政府中的反智主义思潮，在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这个词渐渐流行了开来。

1976年，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发表了《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思想史论，锋芒直指当时大陆的“评法批儒”运动。文中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反智论在法家的系统中获得最充分的发展。”“在法家政治路线之下，只有两类人是最受欢迎和优待的：农民和战士”。（这议论很自然会想起当时大陆政治生活中那个取代了人民的政治名词——“工农兵”）。同时，他也指出了道家的“反智”特质。[1]在该文的余论《“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一文中，他进而指出：“现代中国的反智政治当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近代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并不能尽归咎于本土的传统。但是潜存在传统中的反智根源也决不容忽视。”[2]这样的议论足以使人产生这样的思考：在中国这么一个历来有着“崇文”传统，连普通老百姓也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国度，为什么“反智”的传统也根深蒂固？在“崇文”与“反智”这水火不容的双重传统深处，显然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打天下常常靠的是武力和阴谋，因此，狂妄的武夫常常看不起甚至羞辱文化人，以至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说法不胫而走。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而“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的悲剧也常常上演，令天下的读书人心寒！另一方面，“崇文”的读书人常常以为“知书明理”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在进入仕途后发现，正气、才华、“道统”常常不敌昏君的暴虐、佞臣的无耻，因此碰壁而灰心、或知难而退隐，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然后或随波逐流，或归隐田园。而那些皓首穷经的读书人因为屡试不第，到头来发现自己甚至不如没有上进心的农夫、小贩那样散淡度日，于是自暴自弃，悲叹“科举误我”的无情事实也助长了“反智”思潮的流传……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主义、混乱世事是滋生“反智”思潮的深厚土壤。

现代社会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方式却十分奇特：一边是皇权崩溃以后，形形色色的军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相当长的战乱岁月中，军人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枪杆子成了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另一边是随着西学东渐而涌现出来的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因为传播现代文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们学贯中西的气象和比较优越的生活质量都显著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路线，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尽管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一代作家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却多显得可怜、猥琐、无能，从鲁迅的《在酒楼上》、《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叶圣陶的《倪焕之》到茅盾的《动摇》、巴金的《家》、《寒夜》、沈从文的《八骏图》、钱钟书的《围城》……多是病态人格、失败人生。像茅盾的《虹》那样欣赏知识分子革命热情的作品，实在太少。我们在现代文学中看不到像梁启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那样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旺盛生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有学者早就指出：“现代文学以‘阿Q’的形象概括民族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却终于未能推出有相似分量的知识者形象”，[3]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平心而论，上述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小知识分子”困窘的生存状态，也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劣根性”——脆弱、颓唐、虚伪、自卑、玩世不恭。然而，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多显得可怜、可卑、可恨，或多或少体现出了知识分子本身的某些致命弱点。这一现象，一直到当代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由此是否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中审视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意识呢？从这批判意识到“反智论”似乎并不太远。而在西方文学史上，讴歌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关注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痛苦灵魂的名篇却为数不少——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Faust）、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到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刀锋》(The Razor’s Edge)、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的《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赫索格》（Herzog）……

共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常常是将共产主义的理念与民粹主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进行宣传的。从李大钊关于“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论断和“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呼喊，[4]到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说法，[5]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毛泽东也知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6]他在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中一直想将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但只要是将知识分子与工农放在一起比，他就会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7]这样的看法固然有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理想动机，更成为他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以整肃知识分子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十七年”文学中，只有寥寥几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如宗璞的小说《红豆》、刘绍棠的小说《西苑草》、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和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等），而且，尽管这些作品的主旨是刻画知识分子走向革命、投入新生活的热情，却常常免不了因为流露出“小资情调”而遭到莫须有的粗暴批判。现代文学中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传统在“十七年”文学“大写工农兵”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命悬一线。到了“文革”中，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的时代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甚嚣尘上，“读书无用论”流行一时。尽管“主旋律”对于“读书无用论”是持批判态度的，“为革命学习”的口号也时时可闻，可“文革”开始时的“红卫兵”焚“四旧”书、“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从“反动学术权威”到许多中、小学教师都普遍受到猛烈的批斗，以及“文革”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入驻、管理各大、中、小学的“新生事物”，和大、中、小学学生都必须走“五七道路”、“开门办学”（即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学农”、“学军”），“工农兵学员”经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等等“教育革命”的“创举”，都极大地冲击了正常的教育体制，伤害了知识分子从事科研、教学的热情。因此，“文革”成为了举国“反智”思潮空前高涨的时代。“文革”期间文化、教育的全面倒退骇人听闻。那悲惨的一幕，后来在新时期“伤痕文学”的许多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宗璞的《三生石》、白桦的《苦恋》……为什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的美好设计到了现实中竟然异化为知识分子被普遍扭曲的漫长噩梦？为什么一场浪漫的革命到头来会沦落为知识分子的浩劫？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二

“文革”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崇尚知识的风气重返神州。按说“反智”的思潮应该寿终正寝了吧，其实不然。与“崇尚知识”的风气并存的，是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化状态以及与之相伴的“反智”思潮。

1987年，苏晓康、张敏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披露了基础教育的危机，而这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教师的身份跌得太低了”，因为“教师的地位……名曰升，实则降”，“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因此，“师道”不再尊严，也使得教师成为1980年代的“弱势群体”。1988年，霍达的报告文学《国殇》继续讲述了多名高级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悲凉故事——菲薄的收入、贫困的生活，使得数学家张广厚这样的英才也没能逃脱病魔的打击。《神圣忧思录》、《国殇》都曾经在文坛上、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知识分子的贫困是1980年代最触目惊心的社会悲剧之一。那年月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博士不如狗，硕士满地走”的风凉话到处流传。知识分子队伍中，“出国潮”、“下海热”此起彼伏，很大程度上也与知识分子的贫困和“自己给自己落实政策”的无奈心态有关。

知识分子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饱受了政治上被打击的煎熬以后，又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饱受了经济上被压抑的折磨。这一切，为“反智”思潮的继续扩散提供了社会基础。所以，王朔就以不屑的口吻谈论知识分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他们已经习惯于受到尊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体面的生活一旦丧失，人也就跟着猥琐。” 王朔的成功使得调侃正经、玩世不恭的风气在文学界和社会上迅速流传开来。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他这么说：“我的作品的主题……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象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8]王朔的这番自白，非常坦率地道出了中国一部分“反智者”的复杂情感：因为自己不得跻身于知识分子的行列而怨恨知识分子。

然而，不应忽略的另一面是，1980年代毕竟是中国的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的年代。从1980年代初的“萨特热”到1980年代中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还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新启蒙”运动、“文化热”，彼此激荡，蔚为大观。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无数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莘莘学子热烈地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改革，创造出了至今令人缅怀的文化奇迹。这一现象耐人寻味：知识分子们一面抱怨着生活的贫困，一面自强不息地为推动改革的发展呼风唤雨。这成为1980年代最令人感动的文化奇观之一。今天看来，这一奇观的出现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是整个社会除少数人（主要是“个体户”和“官倒”）外，基本都还没有摆脱贫困的重压，因此，知识分子的贫困一时并不显得那么突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他们在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可以影响时代思潮发展的实力，也鼓舞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全力以赴去创造文化的奇迹。

是在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的1990年代，才有了世俗化思潮的迅猛高涨和 “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叹息。知识界激进思潮的受挫必然导致“学术何为”、“文学何为”的迷惘不可阻挡地弥漫开来。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反抗绝望的一次漂亮出击，但它并没有，也很难从根本上力挽狂澜。那些热衷于追赶西方文化新潮的学者们积极引进“后现代”思潮，为世俗化、狂欢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也促成了“新启蒙”思潮的进一步沉沦；另一方面，“王朔热”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两度迅速扩散，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巨变——从“新启蒙”到“自我调侃”，从忧患深重到及时行乐。知识分子经济待遇在1990年代后期的明显改善进一步加速了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进程。在贫困中忧患、进取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小康的社会环境中重新选择了自己的位置——为教育和文化体制发展中越来越多应接不暇的任务、为争取形形色色的“博士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而疲于应付。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许多知识分子都领教了“体制”的强大，发现了学校和科研结构“衙门化”进程的势不可挡，也体会到了学术的实用价值，从而看轻了学术的尊严。还应该看到的是，应试教育对于青少年学生的摧残，以及“混文凭”之风的盛行（从专为干部“混文凭”而办的各种“速成班”到市场上买卖“假文凭”的屡禁不绝）……这些阴暗面直接催生了青少年看轻学术的叛逆情绪。于是，“反智”的思潮继续扩散。19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就业压力的迅猛增强，旨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而产生的大学“扩招”引发了教育的“大跃进”。而这样的“大跃进”必然导致了大学生素质的下降和最终无法回避的大学生就业难。从此，大学生也不再有“天之骄子”的优越感。

随着后现代主义浪潮的高涨，“反智主义”也获得了新的市场，就如同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主义里，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美学民粹主义，这一新的潮流……最根本的特征是：过去那种纯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恰恰是被斥为‘低级的’一整套文化现象，如电视连续剧、《读者文摘》文化、广告模特、大众通俗文学以及谋杀故事、科学幻想等等”，“后现代主义社会中一切都可以说是文化。”它刻意远离深刻，追求“一种新的平面性，无深度感”。[9]于是，“反崇高”、“反文化”的“狂欢”浪潮也扩散了开来。“王朔热”的流行、以粗鄙风格惊世骇俗的“身体写作”、“下半身”诗歌以及某些散发出粗鄙、血腥、淫荡气息的“行为艺术”的恣意“狂欢”，都是证明。

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位诗人甚至为“文革”叫好：“文化革命……直接为第三代人诗歌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以先哲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指出——教育要革命！”“白卷又有什么交不得的呢？”因此，他们重新举起了毛泽东的旗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们将当年农民革命和“红卫兵”造反的粗犷风格熔入了自己的诗歌风格中：“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已经粗暴极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精神，贯穿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里面。”[10]——这的确是当代的一大奇观：不仅仅在中国，甚至在西方许多国家，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口号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叛逆、狂欢的一面旗帜。从韩东的《有关大雁塔》那样的“反崇高”之作到李亚伟的《中文系》那样写尽高等学府世俗图景的“反文化”之作……“反文化”的浪潮十分流行，至今不衰，尤其是在青年文化和大众文化圈中。

“反智”的浪潮就是这样在种种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渐渐激荡成强大的洪流的。这个时代的“反智”已经不再是愚民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了，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生存竞争的激烈、大众文化的热闹、狂欢之风的盛行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智”是与“知识经济”并存的现代文化思潮。它提醒人们注意：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为什么会显得那么“无用”？是知识出了问题？还是知识分子出了问题？或者问题还别有症结？

三

还有什么比知识分子“反智”更具有讽刺意义的呢？

当代作家中，张承志是不遗余力的“反智”斗士。他曾经在《听人读书》一文中表示：“我接受了农民的观点——宁无文化，也不能无伊玛尼（信仰）。”就因为他们认为：“书嘛念上些好是好哩，怕的是念得不认得主哩。”作家因此相信：“这是中国穆斯林反抗孔孟之道异化的一步绝路。……真的，宁愿落伍时代千年百年，也要坚守心中的伊玛尼（信仰）”。[11]在《心灵史》中，也有一段文字：“在中国穆斯林中间，特别是在他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责任感缺乏，往往乐观而且言过其实。”[12]在《无援的思想》一文中，他愤怒抨击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崇洋心态：美国正对中国虎视眈眈，“而中国智识阶级还在继续他们吹捧美国的事业……”“庞大的中国知识分子阵营，为什么如此软弱、软弱得只剩下向西方献媚一个声音？”[13]这样的声音颇有些刺耳，却不无道理。

还有刘震云。在谈到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创作时，他指出：“‘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讨厌这样的写作，讨厌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14]这样的批评也的确耐人寻味。

再来看看“反文化”的艺术。艺术家徐冰以怪诞、诡谲的“新潮”风格驰名艺坛，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反智”的艺术宣言：“让知识分子不舒服”。 [15]与此相应的一个创作理念是：“重新激活‘人民性’”。这里，所谓“人民性”指的是“民间的方式”，也就是“用最低级的材料，表达对特别美好的未来生活向往的一种境界”。他坦率承认：“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因为他认同这样的文艺观：“艺术来源于生活”。[16]他有意以谁也看不懂的自己设计的作品和行为艺术《天书》、《文化动物》、《鬼打墙》挑战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他怪诞的风格集中体现了1985年以后一部分“新潮”美术家、诗人、小说家不约而同竞相追逐的一个文化目标：以怪诞挑战正经，以粗野戏弄严肃。可是，显而易见的是，他那些“让知识分子不舒服”的作品“人民”更理解不了。

旅美学者薛涌更以“反智的书生”自命，并宣称自己是中国“反智主义”“最鲜明的倡导者”。[17]他在《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一文里，竟然声称“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鲁迅《阿Q正传》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在他看来代表了知识精英“冷血”的“现代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底层的妖魔化论述。[18]他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路不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而在于向保存着中国文化最质朴精神的“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他痛恨“中国知识分子习惯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占据道德高地”，攻击“中国主流知识阶层”，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以为是他们设计的改革，他们像‘法术之士’那样掌握了稀缺的专业知识，能够为大众规划生活”，然而，在他看来，他们的种种设计常常“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他为此而宣扬“反智主义”的基本信念：“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19]这样的批判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这些年，关于专家已经成为某些特权利益集团或错误决策的同谋的批评舆论已经屡见不鲜。作家梁晓声就愤怒抨击过那些散布“腐败难免论”的“帮闲理论家”。[20]这一现象的存在令人担忧。这样的“反智主义”理所当然遭到了知识分子的反击。经济学家吴稼祥就指出：“一，反智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平民主义，更不必然趋向民主主义，它更可能是独裁主义的侍婢……第二，中国历史的主流确实是主智主义，但并非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主智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往往天下治平，反智主义成为主流时，不是天下大乱，就是暴政虐制。”“美国社会可以反智，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教育化的社会……当前的中国，则要警惕反智主义。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许多失学儿童还在渴望回到课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开放到可以随机吸纳各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下的反智主义……会把更多的人滞留在初级劳动水平上，会诱发社会对立，激化社会矛盾，会把个别事件和零散的不满情绪汇聚为社会群体意识”。[21]这样的反击也是切中肯綮的。

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的“反智主义”思潮无疑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昭示了现代世俗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与影响。问题在于：“反智主义”的激进姿态除了引发思想的交锋以外，未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反智主义”其实显示了当代思想的困境：在缺乏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去响应现实问题的挑战的时代，在偏激的议论越来越成为在众声喧哗的年代里引起人们注意的策略的社会上，这些回归“反智主义”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以外，别无可行的改良之策。

另一方面，“反智主义”的一再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知识的困境和当代知识分子的窘境。说到当代知识的困境，是因为当代知识（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在爆炸的同时反而不能解决当代人层出不穷的困惑。在思想越来越晦涩、理论越来越苍白的当代，在思想与文化的裂变与更新已经越来越迅猛的年代，知识和思想已经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烦琐设计和“象牙之塔”中的陈列品、出名、晋升的敲门砖。而说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窘境，也有当代学者以“猥琐”二字概括之：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的著书立说其实常常如同“鬼画符”，“他们吆喝叫卖自己知识产品的夸张口吻与商人相仿——甚至不顾廉耻。”“许多盛年的知识分子染上了不少江湖气。”[22]还有一位作家也尖锐地指出：对于许多“精英”而言，“学位论文是他们身份的证明而不代表他们的兴趣，满房藏书是他们必要的背景而从不通向他们的感情冲动。他们好谈文化，准确地说只是好谈关于文化的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好谈关于知识的消息，与其说是知识分子，毋宁说更像是一些‘知道分子’。”“他们是一些什么知识都能谈的知识留声机……他们最内在的激情其实只是交际。”[23]这些批判，连同那些生动描绘了当代某些知识分子蝇营狗苟生活的长篇小说（如张炜的《柏慧》、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阎连科的《风雅颂》等等），都是知识分子粗鄙化的见证。知识分子固有的某些“劣根性”在当代社会的“体制化”条件下也赋有了新的表现：不再因为贫困而自卑，而是因为成为了“精英”而向权势谄媚，甚至将“官本位”的等级制、文牍主义、弄虚作假、浮夸风、铺张浪费也引入了教育界、科学界，遗害无穷；不再因为生不逢时而玩世不恭，而是因为能够打着“专家”的旗号欺世盗名而信口雌黄、大言惑众、唯利是图；不再因为理想的幻灭而颓唐，而是因为看破了理想、看透了学问只是“敲门砖”才纵情狂欢。

于是，传统的“崇文”传统与“反智”潮流的彼此冲撞也在当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景观：一方面，是知识在现代传媒的传播下迅速普及，人们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反智主义”与社会上“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的交汇，质疑着知识的困惑、挑战着文化的尊严；这一边，是知识在被人们用作改变自己命运的“敲门砖”（从高考到“混文凭”之风）方面空前异化、在“泡沫化”中迅速贬值；那一边，“反智主义”也因为难以抵挡“知识经济”、“高等教育普及”的现实而成不了多大的气候——这，便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分裂的又一奇观。应该承认，“反智主义”对于知识异化、知识分子庸俗化的激烈批判未尝不是一剂猛药。它提醒人们注意：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没有“反智主义”作为破除知识迷信、“精英崇拜”的解毒剂，知识难免发生可怕的病变。同时，它像瘟疫般流行的后果又敲响了社会可能退化、人性可能肤浅化、粗鄙化的警世之钟。

而当“反智”的浪潮已经席卷了许多文化人，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也狂热地投入了“反智”的大潮中时，我很自然想起了美国思想家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论述1960年代美国文化巨变的一段警辟之论：“一个新的文化诞生了，垮掉派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广为传播。”[24]这种新的文化会如何发展，是值得关注的。

[1]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20、24页。

[2]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48页。

[3]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页。

[4]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150页。

[5]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23页。

[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366页。

[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808页。

[8] 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9] 引自唐小兵：《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访杰姆逊教授》，《读书》1986年第3期。

[10] 杨黎：《穿越地狱的列车》，《作家》1989年第7期。

[11] 张承志：《听人读书》，《绿风土》，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12] 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3] 张承志：《无援的思想》，《花城》1994年第1期。

[14] 张英：《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专访刘震云》，《南方周末》2009年6月10日。

[15] 杨子：《徐冰：让知识分子不舒服》，《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8日。

[16] 燕舞：《徐冰：在民间》，《新民周刊》2010年第17期。

[17] 薛涌：《“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南方周末》2008年3月13日。

[18] 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随笔》2008年第1期。

[19] 薛涌：《“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南方周末》2008年3月13日。

[20] 梁晓声：《1993—— 一个作家的杂感》，《钟山》1994年第3期。

[21] 见《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23日“冰点周刊”

[22] 南帆：《素描：学院知识分子》，《天涯》2002年第4期。

[23] 韩少功：《暗示》，《钟山》2002年第5期。

[24] 【美】MORRIS ＤICKSTEIN：《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中译本，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