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曾论述古代儒家士人担当的社会政治职责的两大内容：修身和治人。修身包括研读儒家经典和肄习有关治人之术。治人则是将所学的治人之术在仕途中的运用。承担这种功能的士人辅助人君实施对臣民的统治。这意味着士人在进入社会政治活动领域时将以不同的身分，扮演不同的角色，实现各别不同的角色职能，也可能使涉身于社会和政治活动场中的士人在实际的活动过程中呈现不同的风貌。如果一个士人仅读书修身而不应世，他就只履行了修身的责任。这种人就被称作儒士。如果他“学而优”之后步入仕途，那就是在运用所学的治人之术了。这种人就被称为士大夫。这样，社会中的儒士和士大夫双重角色可能由一个人充当，也就可以给那些一身而二任焉的士人的人生经历和活动表现带来某些复杂化的现象。杜甫就是这样一种人。作为身领儒士和士大夫双重角色的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常因一身兼具两种不同身份给他的批评时政之作造成一些复杂化而又使其内涵更为丰富多彩的情况。本文拟由此展开论述，以期比较深入地理解杜甫批评时政之作的儒士和士大夫几种类型作品的不同层面的意义。
一、儒士类型层面的作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士成为古代士阶层的基本人群。不管杜甫怎样叹息“儒冠多误身”，还是怎样热切地自许“窃比稷与契”，其基本社会身份仍是儒士。除了研读儒家经典、肄习安邦治国之术外，儒士作为古代社会政治中一般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主体，是儒家理想和道德的职能承担者。一个标准的许身儒事的人，不但要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协助人君治理邦国，还必须作为儒家观念形态的理想和纯粹道德的化身，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楷模和价值评判者。杜甫试图致君尧舜和窃比稷契的抱负正表现了他这方面的自我期许。其诗作在儒士类型层面上对时政的批评，便由此获致动力。
儒家观念形态上的理想和价值标准不同于常规的、现实的和某一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内容。《礼记·礼运》所表述的大同政治社会理想境界与后世的乱政、恶政、苛政大相径庭，“仁者爱人”的政治哲学也较后来王朝“惠及臣民”的举措更形丰满，所谓“王道”与“杂霸”之术更呈示了两者的显著差异。概言之，标准的儒家理想和价值期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过程中是不供实际操作的，仅仅作为一种伦理学上的价值意义而存在。其作用主要在于，当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同这种理念式的价值标准发生距离，即现实政治背离或不符合这种理念规范时，身为纯粹道德理想的传声筒的儒士就要根据其所理解的儒家原则对现实采取或批评、或抨击、或建言——希望有所矫正的态度。这种情况下，儒士就成了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杜甫有些批评时政的诗歌属于起这种作用的篇章，值得详加剖析。
1.《兵车行》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前出塞》其一云：“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其六云：“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儒家主张行王道政治、柔远怀来，保土安民，重教化而轻杀伐；对待暴虐的统治的态度是吊民伐罪，有征无战。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又说仲尼之门三尺童子羞道齐桓、晋文之事，认为应对杀人盈城的善攻战者处以“上刑”。但是在秦以后的实际政治中，儒家的这些思想从来没有被统治者施行过，仅仅作为儒家“行仁政”主张的政治理想存在。唐玄宗以人民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不断从事开边战争，滥施杀伐，满足其好大喜功的嗜欲。杜甫对唐玄宗不义战争的抨击，便是本着儒家希望推行保民政治的理想而发的议论。杜甫所持取的这种态度与盛唐时期希图立功边庭的边塞诗人对边事战争的肯定倾向有所趋异。边塞诗人如高适写的《燕歌行》虽然也对从军将士苦乐不均、功名不遂颇持同情，刘湾《出塞曲》“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深刻揭示了边将的功勋是用无数战士的生命换来的真理，但都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开边战争的。杜甫则从儒家的理想原则出发，强调无穷的开边战争违背了“立国自有疆”的政治道义，同时也对人民的流血牺牲深表同情，这就从政治道义和后果两方面否定了开边战争，也就使他的这类诗篇闪烁着理想和思想的光芒。
2.仁民爱物是儒家仁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其大要为统治者应当实行德政，励行节俭，使民以时，薄赋敛，轻徭役；反对奢侈浮华，反对虐民害物的苛政。孔子曾说过“苛政猛于虎”，指斥“为富不仁”。其弟子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子要求众弟子“鸣鼓而攻之”。孟子还进一步发挥了孔子仁的思想，对仁政的具体内容作过详细的阐述。这些主张在后世很少得到实行，而在多数时期，统治者常常反其道而行之，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以填充其无底的欲壑。唐玄宗天宝年间紧承“开元全盛”之余，社会还呈现着一派升平富裕的景象，但飘浮在广大人民血汗之上的宫廷贵势的穷奢极欲的不仁现象还是被杜甫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他在《丽人行》里就极力讽刺杨氏兄妹的奢侈靡费和荒淫无度。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诗人更是以浓墨重笔严厉斥责统治者的骄奢淫佚所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诗人怀着愤怒的激情，谴责朝廷多士叨承“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却不恤民体物，改善政治；贵势权要奢靡无度，肆意挥霍，造成“荣枯咫尺异”的强烈反差。“朱门”两句，诗人以力能扛鼎的笔势集中揭露了统治者的聚敛和靡费带来的极端不合理现象。杜甫谴责统治者巧取豪夺以饱其贪欲给人民带来不幸的诗篇并不限于一时，而是贯穿在他毕生的创作历程中，但他这种“诗史”般的作品却具有更加不寻常的意义。
后世评论家常常对唐代诗人放言无惮，攻击统治者的罪恶而不获罪，或能为帝王所容忍而困惑不解。有人以为这因于唐朝处于发达兴盛时期，统治者心胸开阔能容忍异议所致。孔子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这是否意味着唐代帝王都要维护“有道”之君的尊严而容忍“危言”（危正之言）的批评呢？事实当不是这样简单。我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认识这种现象：
a.尽管汉以后王朝多行杂霸之术，但有的统治者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重要性，对于臣民的忠谏谠言尚不致一律惩处。唐太宗惩于隋亡的原因，重视谏臣，鼓励上言，其子孙有时袭承其作风，容忍诗歌的不平之言。
b.唐统治者爱好诗歌，对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可能有所认识。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诗大序》正得失、移风俗以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主张，可能是其所认可的一部分。汉代统治者派遣使者巡行四方，采集民歌，以察政教，唐代民间的诗歌也时常传至宫廷，闻于帝王。这些当是唐统治者赞同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的表现。
c.《诗经》开创的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是作为专制时代人们进行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起作用的。《诗经》是“六经”之一，有受尊尚的“经”的地位，因而在诗歌创作上人们选择批判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倾向，是为现实统治者所允许的。
因于以上三点，在思想意识上属于儒士的诗人杜甫，自觉地认取了把诗歌用于批评时政的政治规范，希望朝廷的政治阙失，能够通过自己的诗歌上达圣聪；君王如果闻过而改，采取措施补偏救弊，那就是社稷苍生之福，创作诗歌的政治社会目的达到了，作为儒士应尽的职责也履行了。这一点，在中唐的白居易那里体现得更为充分。白氏写作《新乐府》、《秦中吟》等直斥政治弊端组诗，其每一章前都仿效《诗》小序作一短序明确指出诗旨，做到“惟歌生民病”，“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其创作倾向与杜甫一致，都是利用为帝王所认可的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对现实政治的阙失加以纠举。
在这方面，杜甫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能自觉地担当儒家理念式的政治道德和理想化的价值观念的道义，把儒家理想的政治标准用于审视专制政治所衍生的不合理黑暗现象，揭示出能反映一般现象的意义：统治者贪得无厌，搜求无度，造成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严重不公平；这些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可能出现，杜甫能够用凝练浓缩的诗歌语言，通过强烈的对比手法，揭发出普遍的、能引起不同时代人们共鸣的典型意义。也就是说，杜甫的诗歌从暴露一个特定时代的不合理现象入手，而能成为观照不同历史时期同类现象的一面共有的镜子。诗人角色的杜甫在批评时政的作品中完美地实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理想标准。
3.杜甫在《咏怀五百字》里还有这样的诗句“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些句子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不幸和痛苦的深切同情，也是诗人秉自儒家推己及人观念的思想感情的呈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儒家有等差的仁爱精神的通常表达，它体现于以血缘关系为疏密等次不同的对象中。所谓士、农、工、贾的社会分层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常划分中，每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角色都只可能按照自身的规范去实施有等差的仁爱要求，而不能超出这一界限去“一视同仁”地爱。孟子就猛烈地斥责过墨子无差别的“兼爱”一切人。儒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观念大体是其仁爱思想尺度的内涵。但是，杜甫在诗歌里表露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感情却更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因而在杜诗的思想倾向上也更见特色。
杜甫在感念、怜惜、同情“平人”、“失业徒”、“远戍卒”的不正常遭遇时，自己也正处于身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职而前往奉先县探望家小的途程中。诗人这时候的处境是比较复杂的：“凄凉为折腰”的河西尉小官位不合诗人的性情而就任“且逍遥”的率府参军；官职虽然卑小，但毕竟能“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满怀经人济世、致君尧舜的壮志，却又不得其位，“抚迹犹酸卒”，自己的遭际特见坎壈。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却仍然以其“穷年忧黎元”的博大情怀展示其对“平人”等的深切关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官职卑微的杜甫本来没有义务去为这些应由达官贵人造成的政治后果承担责任的。即使后世的范仲淹也曾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时的杜甫至多有“忧君”的责任，但他却在深切地忧民。事实上杜甫一生无论际遇多么不顺利都在不停地忧民。这应当同他怀抱甚大、持养甚厚的儒家民胞物与的理想有关。孟子说：“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而皆然。”（见《离娄》）结合诗人自比稷契的胸怀看，杜甫是把人民看作自己的同胞，也似在把人民的悲苦视作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而产生的。因此，诗人在这里表现的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那就是对“平人”等的关怀是希望通过理想化的儒家政治家的使命而付诸实施，同时也突现了实行儒家政治道义的执着态度和自觉地承担责任的勇敢精神。这些与杜甫平生的行事和诗作里体现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杜甫一生尽管未得施展经人济世的抱负，但总是栖栖惶惶，“每饭不忘君”，屡屡以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的事迹自励。杜甫不因身处卑微、穷困潦倒而始终不渝地忧君爱民，体现了标准的儒家理想化的仁的道德规范。
4.杜甫《蚕谷行》云：“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诗人在诗歌里表达了对儒家政治理想中“小康”境界的期待和向往。按照《礼记·礼运》的记载，“小康”的政治境界是：君令臣行，君臣各理其政。为君者知人善任，用贤使能，不以私意害公理；为臣者竭忠尽智，恪守职分，务使政平讼理。统治者不废其职，被统治者不失其生业。不违农时，徭役均，赋税平；父慈子孝，夫妇倡和；男有所事，女有所归，老有终而幼有养，人民过着和平安宁自足的生活。这种理想的政治社会图景的核心是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所谓“各得其所”是指统治者首先“得其所”，当位者选贤与能，享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的大小官僚居其位而理其政，负起治民的责任，从而使老百姓也“得其所”，能够在政平讼理的状态下安居乐业。《蚕谷行》希望“男谷女丝行复歌”，正是诗人目睹天下郡国百姓遭受战乱之祸而失其生业之所而发的，表现了诗人认识的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境界。根据这样的认识，当诗人进一步剖析人民遭受不得其所的祸害时，就把批判的笔锋指向“不得其所”的统治者。《岁晏行》写到：
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乏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
渔父猎手，生计维艰，谷贱伤农，老百姓为缴纳租庸割慈忍爱，鬻儿卖女。这些都根源于统治者不得其人，政理失度，朝令夕改，以及高马达官，贪得无厌，肆意搜求。这就揭示了人民“失所”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居位食禄而不理其政，不利民而反害民的“失所”。
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杜甫也因而针对具体的情况表明他的态度。“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麂》）天下扰攘不宁，官吏横征暴敛，赋役沉重，人民挺而走险，都源于欲壑难填的贪官污吏的凶残掠夺。杜甫希望统治者平息战乱，给人民和平生产的机会；均平减轻赋役，行儒家节俭为政之道；整肃吏治，除去虐民害物的蟊贼。这些由现实问题引发的议论，透露出诗人运用儒家各得其所的思想来评骘时事的消息。
各得其所的境界属于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模式，中国古代政治除传闻中的上古时代以外，概没有被任何王朝实行过，它一般只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内容被儒士们承袭，常常成为恪守儒家之道的儒士用来评价现实政治状况的尺度。这样，王道政治和各得其所作为一种理想政治模式，同现实的政治社会状态就存在一定的区别和距离，有时两者之间还会出现极端反背的情况，象秦始皇、隋炀帝的苛暴凶残的恶政就是如此。历史上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良心的忧国忧民的儒士就往往利用“各得其所”的王道政治思想做理论依据，去观察、发现、批评、暴露和攻击不合理的政治社会现实，秦末孔子八世孙孔鲋投入陈胜义军麾下以推翻暴秦的统治就是其极端的例子。这些在杜甫身上当然要表现得温和一些，但他还是充分运用了“各得其所”这一儒家理想尺度，去裁判现实政治的罪愆。
在这方面，杜甫紧紧地抓住统治者应当“不失其所”可能产生的良性政治效应去批判现实政治的窳败恶滥及其给人民造成苦难的罪行。因为如果统治阶层能够“得其所”，那就意味着贤能者当位，各奉其职而敬其事，将出现良善有度的政治状况，从而使老百姓也“得其所”。杜甫在诗歌中对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揭露，正说明他对理想的儒家政治秩序境界的向往。
综上而论，杜甫以儒士身分批评时政所依据的标准具有伦理学的意义。既然杜甫身为儒士，他就天然地充当了社会良心代言人的角色，在批评时政时，他就从为社会所认同的道德良知出发，采取伦理学意义的标准，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给予正确的评判。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善恶标准。
善恶标准的特点在于运用它去评价事物时，不考虑事物和现象的因果关系，以及手段、策略和措施的有用和无用，而只根据善恶的准绳去裁定事物的性状，并给予或善或恶的评价。这一标准在杜甫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凡对人民有利的东西是善，反之就是恶。
本来，在边患严重、内乱纷乱、军情警急而亟需征调时，国家有必要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以敉平祸乱。但杜甫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为侧重关心征调给人民造成的痛苦。《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云：“国步犹艰难，兵革未休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十载供军食”为的是“兵革未休息”。诗人没有因为这一层原因而放弃他对“庶官”剥削诛求，以致“万方多嗷嗷”的痛恨和严谴。尽管事实上如果军食无供，则兵革难以休息，国步无以平稳，但诗人这里没有考虑供给军需的必要性因素，却偏重于对危害人民的苛政表示不满，其所运用的评判的标准应当就是纯粹伦理学意义的善恶尺度。诗人其它作品里还有大量相似的情况，限于篇幅，不另引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持取的善恶标准高于其关心具体的政治局势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杜甫批评时政之作时常在关注内忧外患的同时，更为关注人民的命运，更为担心人民的忧乐祸福，因而更加严厉地抨击不良政治的原因。
要之，身为儒士的诗人杜甫服膺儒术，带有很浓重的儒家理想层面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色彩，并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的规范和尺度，这给他的诗歌创作注入用儒家理想尺度评判政治社会现象的因素。其重心表现在他批评时政的作品里，就是理想高于现实的儒士类型层面。
二、士大夫类型层面的作品
杜甫在诗歌里常以稷契自许。他希望做稷契一样的贤臣良相，协助人君治理天下。这就是说，杜甫怀抱经世之志，也看重自己的经世之术。这种志向和技术，是古代士大夫普遍持有的、希望为时君世主所用的抱负和才干。士大夫一旦被当世君主所用，就成为国家政权的各级官僚。如果一个士大夫能够位至宰相，那就是所谓位极人臣，至于是否能燮理阴阳，宰衡天下，收治平之效，就不但要看其所遭逢的君主是否贤明，也要视这个士大夫所操之术能否胜任治理天下的大任。等而下之，士大夫做各部首长，做方面大臣，做州郡长官，或者为县令僚佐之类，也算是出仕，取得了士大夫的身分，可以展现其经纶才干。如果有的人自期甚高，却没有能够达到其所希望的官品，他就可能认为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杜甫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有经天纬地之志，自认为有致君尧舜之才，只有当上宰相，才能实现他的宏愿。但他一生不得意，仕途坎坷，极大的抱负和极其不得志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心理上的痛苦和抑压固不待言，但他希图展现政治才能的愿望也应当找到一个抒发的渠道，才可得证明自己确实具有安邦治国的能力，因而稍微减轻一下失衡的心理负担。这样的渠道就是杜甫批评时政之作在士大夫类型层面的体现。韩愈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杜甫宏图未展的“不平”以他这一层面的诗歌鸣之。
作为一个怀抱经纶大志的士大夫，应当具有董理全局、料理庶政、协和万邦的器识和才具；而在动荡战乱之中，能够从容镇定、正确得当地处置军国大政。杜甫有些诗歌明白地表现了他对时政的看法，以及就具体政策方略发表有针对性的意见，都是试图表现自己士大夫素质才能的作品。先看《塞芦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恶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诗写于公元757年春，杜甫时陷安史叛军中。诗人不顾己身之危，在诗里陈述了他观察贼势、料定敌我、分析利害而处理军事的策略，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塞断芦子关，断绝敌人西进之路。正如古人所说，杜甫这种献计进策的作品可作为给朝廷的奏议看。奏议是士大夫官僚用于向皇帝表达政见和陈述处理军政事务具体规划的。杜甫把诗歌写成奏议，就意味着奏议的功用代替了诗歌的功能，说明杜甫是有意识地利用诗歌显示他的经纶才干的。
在国家遭逢战乱时期，杜甫用这类诗歌所发表的政见常同军事方略有关。其代表作除上举《塞芦子》外，尚有《留花门》等。值得注意的是，《北征》虽然是纪行一类的作品，诗人仍在中间夹插一般表示对朝廷向回纥借兵的忧虑和筹谋消灭安史叛军的看法。这时杜甫正身为左拾遗谏官。诗人把有关军国机谋的策划写入诗歌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甫在利用诗歌履行士大夫官僚的进谏之责，从而运用奏疏式诗歌表现自己的才能器识。杜甫的这类诗作不是很多，而更多地是就事论事的批评时政之作，但也足以显示诗人执着地关注国家安危和人民忧乐的标准士大夫心态。
忠君是古代士大夫的基本道德。食君禄，为人臣，士大夫们把输忠效诚作为对帝王恩泽的报答。无论在朝在野，那怕只是接受君主一日的恩禄，便是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那就应当永远忠诚君主、系心朝廷。同时，士大夫必须承担其所应担当的社会政治职责。这种职责就是替君主“治人”，也即作为统治阶层的成员履行现实的政治统治的义务。杜甫虽然没有做过大官，但也曾经食君禄、沐皇恩，当然也就必须奉行忠君的道德信条，并且作为士大夫具有为君主“治人”的身分，即使不在其位，也应当关心国家的治乱安危，为君主的治理天下分忧。这样，忠君和治人两大义务同时落在作为士大夫的杜甫身上，也就顺次转化为杜甫时时表现出的既忠君又爱国的政治生活规范。照这样看，前面所论杜甫“奏疏式”诗歌即是他自觉实行士大夫忠君道德和治人职责的完美体现，而后来的就事论事的批判时政之作就成为派生于这两种职能的表现物。
这样的解说可以比较周全地阐释为什么杜甫的忠君观念涵盖着爱国的成分。国是君主之国，人（民）是国家之人（民），治人即是治国，治国便是忠君，也即忠君体现于治国治人。加之杜甫抱有致君尧舜的愿望，希望自己能象稷契一样把国家治理好，使人民得以在良善而和平的政治环境中生活，治国治人也就可以称之为爱国，以致忠君的概念笼罩着爱国的内容。这就是说，美好的政治愿望是连接杜甫忠君爱国一体不分的链条。
出于忠君爱国的道义和责任感，杜甫一生在“每饭不忘君”的同时忧国忧民。“君臣大义”是他忠君的动力，士大夫治人之责是他忧国忧民的动力，所以，即使在不得其位的情况下，杜甫仍然被强大的道德信念和责任感驱动着，去关心国家命运，系念人民忧乐，表现出一种诚悫忠爱的勇气。“天地日流血，朝廷难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诗人为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感到寂寞、孤独，震惊的“壮心”强烈地反衬着他“济时敢爱死”的忠勇心愿。信念的执着决定了诗人“寂寞”的心态力量的强度和坚韧，它使诗人以在野之身，在感情上继续行使士大夫的治人之责。因此，杜甫这类作品包含着士大夫操守和对政治社会职责的一致性，从而洋溢着热情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
下面结合前文进一步作比较分析。
我们已知，杜甫儒士类型层面的批评时政之作普遍流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眼光，即其所依据的批评时政准则不是在古代通常的政治社会条件下所能实现的，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物存在，而不顾及其有用和无用。因此，其对现实时政的评价就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它的批评就可能是一种有关伦理学价值的批评。相形之下，杜甫士大夫类型层面的一类作品就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特点。杜甫在这种情况下以士大夫的角色和身分出现，需要具有一个士大夫所应持有的应世态度和才能，其具体的批评就不是侧重于善与恶的评判，而主要注目于现实政治的得与失。得与失包括朝廷安危、国家治乱、人民祸福等等复杂的内容，其批评就得对有关现实政治的技术、政略和措施表示看法，提出建议，表明一个士大夫处理政务时应有的理智。
士大夫的职责范围很为广大，在古代政治社会条件下，包括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一系列内容。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的就是人们对士大夫“关心”——治人范围的期待。杜甫的仕进目标是做到辅佐人君治理天下的宰相，他就持取位极人臣的士大夫眼光去审视国家政治的得与失，通过作品对天下庶事——现实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巨细事务指摘是非、分辨得失、扬榷功过、分析利害，有时也提出有别于“奏疏式”的建议或意见。这就是杜甫士大夫类型层面的批评时政之作所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因。限于篇幅，不再详举。
三、儒士和士大夫交叉类型层面的作品
杜甫一生是在不得志和极其矛盾的心境中度过的。一方面，杜甫对自己的期待甚高，希望致君尧舜；另一方面，他又涉身仕途，做过奔竞的努力。但这两者对杜甫来说都是极不顺利的，甚至是完全绝望的。这就是说，杜甫的理想目标根本无以达致，现实的追求也屡遭打击，最终陷于失败。儒士的梦想和士大夫的前程在杜甫身上都极为惨淡。尽管如此，杜甫是个用世心很强的人，他还是不顾命运的苛刻，不断地把他的理想和对现实的热情倾注在诗歌里，这就是在他批评时政之作里呈露的儒士和士大夫交叉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和人格再现。
《甘林》有句云：
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用王畿。尺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仇注以为“时危”二句是“里老作三番诉词”之一的“挥旧粟以供赋敛”。其实不然，当是诗人怜悯“长老”因“时危赋敛急”而贫困无食，脱己之粟“为尔挥”，以饱“尔”——那个长老的饥肠。结合“子实”以下数句看，诗人的儒士心肠和士大夫态度在这里交错互见。“长老”本是村野农夫，辛勤劳作，竟然不得食其所获。杜甫显然是在用儒家“耕者得食”和老有所养的理想尺度去看待和同情那个耕而不得食的老农，并为之脱粟救馁的。人民的“失所”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其痛苦已到了难以忍耐的程度，以致有可能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啸聚山泽。杜甫对于这种情况也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士大夫态度：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士大夫官僚作为统治者政治权力的传递者和实现者，时时都要维护统治者的威权和秩序，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许任何人犯上作乱。杜甫在“脱粟”之后，严肃地告诫那个被“王命”和“公家”之威弄得饥肠辘辘的老农夫不要作非分之举，这是他士大夫意识的自觉体现。
这里比较有趣的问题是，杜甫在用儒士眼光审察政治社会现象时更多地带有感情色彩，对人民也更具同情之心；而在以士大夫身分发表看法时，则时常理智占上风，表现他对时事的忧虑和关注。《洗兵马》是杜甫闻知“中兴诸将”收复长安后所作。“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杜甫希望朝廷在胜利面前保持头脑清醒，不要忘记昔日的危殆。他又以微讽之笔，告诫唐肃宗不应封爵太滥，统兵将帅不应骄傲自大。这些是杜甫的士大夫人格对时局作出的切实的反应。另一方面，诗人的儒士情绪也在唐军的胜利形势下激发为一种理想的渴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不用甲兵意味着没有现实可能性的永恒和平。诗人热情洋溢的笔调饱含着浓烈的情感因素和理想成分，这种情况在“三吏”、“三别”两组诗里更见异彩。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石壕吏》里，诗人对“老妇”一家的不幸遭逢甚感同情，但却自始自终不发一言，没有表示一点义愤。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时的杜甫是因于当时的情势迫急而不得不采取的态度所致。是时，九节度使兵六十万大溃于邺城，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形势十分危急。要挽回败局，征派兵力和补充军需就甚为必要。所以，杜甫眼见得“老妇”一家为战争备受苦难，尽管同情其遭遇，却不能对“有吏夜捉人”表示什么非议或不满。这种态度正是诗人作为士大夫官僚从现实军事形势需要出发而表现的“冷静”和“旁观”，理智使诗人不能把理想情绪化。这充分说明了在儒士的情感和士大夫的意识两端，诗人选择了士大夫官僚的自觉，即论者所谓“神州陆沉，则义严讨贼”。（黄家舒《杜诗注解序》）
《新安吏》一诗更为完备地呈露了杜甫的这种取向。在军情紧急之时，征发兵力以应军事急需到了选募“中男”的地步。应召赴敌的“中男”未到服兵役的年龄，是为“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无奈军情严急，不管是有母送别的“肥男”，还是伶仃上路的“瘦男”，都在“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愁惨气氛中开赴战场，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未成年的中男的关切和同情。但是，诗的主旨是劝慰“中男”安心应召，为王朝平定叛乱效命。“就粮近故垒”以下直至篇末，都在述说“中男”将会得到良好的待遇。这就是说，杜甫在诗里表现了同情和理智两种不同的基调。两种基调本来是冲突和矛盾的，却被诗人和谐地安排在一首短短的诗章里，而其突出的重点却在理智的“劝说”一方面，可以看出诗人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化心理，压抑自己儒士角色的仁爱热肠，把应敌赴难作为首要的选择来考虑。现实的要求战胜了理想的关注，士大夫的清醒使儒士的感情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这一点在《潼关吏》一诗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是疲惫不堪的士卒所筑。诗人先是赞美为防备敌人进攻而修筑的坚固关城，进而直截了当地要守关将领吸取桃林惨败的教训谨慎守城，不要轻易出战。这是近乎以“奏疏式”的口吻献纳守备之策了。
如果说“三吏”的纪时写实比较侧重于呈示士大夫的理智的自觉，那么在“三别”里，诗人则较多地流露了他作为儒士对战乱中人民命运的关怀。尽管诗人透过主人公的自白要“暮婚晨告别”的征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或者自我宽慰“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但大量的笔墨则在刻划新婚夫妇和“垂老”的生离死别，以及丧乱之余庐舍为墟的无家之别中人民遭受的巨大牺牲和苦难，诗人的感情投注点集中在关心人民的不幸命运上面。篇章之中，诗人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起伏跳荡，或者黯然神伤，或者忧愁悲痛，或者愤怨难平。人民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战乱所破坏，无度的征召调发使人民饱受无穷的生离死别、流血危亡之苦。“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藜？”浦起龙注云：“末二以点作结，‘何以为蒸藜’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统治者的政理失当造成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灾难。诗人通过人民生活极度失所的事实，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他的儒士情结被人民的深重灾难强烈地震撼了。诗人在“三别”组诗中没有注重对现实政治状态作“奏疏式”进谏，也没有针对某一特定的政治现实作就事论事的批评，而是在反反复复的述记描画中表露他对和平的渴望和反对战争的倾向，这在当时的情势下固然不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诗人因感受人民的苦难而触发的儒士情结却异常强烈地转化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从而使“三别”铸成了超越现实时代的永恒主题。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杜甫在面对人民的不幸命运时，其儒士情感战胜了士大夫理智。已如前述，杜甫儒士层面的时政批评作品往往具有理想的、对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善与恶的价值判断的倾向，这就使得“三别”这样的作品虽然不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实际效应，却能取得向往正义、批判现实的不朽意义。
综上所论，杜甫批评时政之作所依据的尺度一为儒家理想，一为士大夫应世态度，造成了其作品以感情为优和以理智为本的双重层面。当这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杜甫根据情势有取舍，有侧重。由于他的儒士理想较为强烈持久，他的这类作品就时常把感情的重心投注在人民的利益上，也就使其批评时政之作获得了为人们所称道的“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