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赖虎:时间观与法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0 次 更新时间:2014-12-30 11: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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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赖虎  

   【摘要】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是人类的两种基本时间观类型。它们分别契合于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在社会秩序方面,循环时间观具有现象化、整体化与永恒化的倾向;而线性时间观则具有本质化、个体化和即时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分别呈现于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之中。另外,在古代法律中,有关时间的内容是以循环时间观作为预设的,而在现代法律中则为线性时间观。现代法律作为法治的制度规范,其线性时间观预设也构成了法治的时间观预设。对法治的认识,有必要从时间观,特别是线性时间观的维度予以展开。

   【关键词】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古代法律;现代法律;法治

  

   人是具有时间性的动物。人的生命即是时间的绵延,人的生存即是时间的持有,而人的生活即是时间的调配。因此,时间规定了人之本质。但是,当我们探寻规定了人之本质的时间本质时,却陷入了迷茫。早在公元400年前后,奥古斯丁就发出了其著名困惑:“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了解了。”{1}而在1500多年后,奥古斯丁的“茫然不了解”还在持续,并被海德格尔所承接。海德格尔写道:“什么是时间?人们或许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不会不知道。但本书的作者确实不知道,以至于他至今仍在追问。”{2}

  

   一、问题:时间观与法律的双重转变

   也许,人类根本找不到时间的本质。因为人与时间的“共在”状态使其没有办法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来观察时间,进而也没有办法将其作为独立的对象予以研究。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时间非自任何经验引来之经验的概念。”{3}他的这一洞悉,揭示了时间作为一种先验观念存在于人类观念体系中的必然状态。鉴于人类面临的这一必然状态,与时间有关的讨论只能从人们所持有的时间观展开。时间观试图解决的乃是时间如何开始、行进和终了这一元命题。我们可以将时间观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认为,时间的结构是环状或螺旋状的,时间会按照某种意志或者规律循环往复,经历一个周期后再回到其初始位置;并主张,世间万物是反复出现的,逝去的必然再生,过去蕴含了未来变化的一切可能,未来无非是过去的复现,而人自身也处在永恒的轮回之中。

   循环时间观的生成和传播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到原因。其一、人的直接观察。昼夜承继与四季更迭一道构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时间意识,即自然事件是以重现的节奏展开的,自然事件的节奏也启发着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看法。在许多社会,主流的时间观会认为社会事件也像自然事件那样周期重复。{4}其二、农业生产方式。对于农民来讲,“无论是天、季节、年度或代,所有这些时间单位都是一些前后相继的、纠缠在一起的,总是以同一面目重复出现的‘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无疑会把时间看作在本质上是循环的。”{5}其三、宗教理念,特别是佛教的“轮回”说。长期受佛教思想影响,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中存在着明显的循环时间观痕迹。“中国文化……有的似乎只是大量的历法、史籍和‘五德终始’的循环史观。”{6}而“印度的传统时间观念是单纯的循环论,它不包含其他任何形式,完全由无休止的往复循环组成”。{7}

   与循环时间观不同,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直线状的。具体表现为,时间会从某一点出发,不可逆地向前延伸,没有确定或可知的终点。“时间好像一条由发生的事件构成的河流,而且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因为刚刚看见了一个事物,它就被带走了,而另一个事物又来代替它,而这个也将被带走。”{ 8}它进一步认为,人的生命是独一无二、只此一次的,人直接面对着某一绝对终点,{9}那就是“死亡和审判。”{10}

   线性时间观的兴起也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寻找到原因。其一、人的深层体验。人不可能不体察到生命之河永不回头的趋势。这就是说,时间并不是完全的重复,在相似现象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或许缓慢但却无法逆转的变迁。其二、工业生产方式。“在工业社会,职业的规则,日复一日,与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联系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机器体系的速度所支配的”。{11}由机器体系所支配的工业生产,脱离了自然节奏,并要求将时间均匀分配以完成特定任务。{ 12}其三、宗教理念,特别是基督教的时间观。基督的降生为时间规定了一个开端。人直接面临“末日审判”这一终局,人生没有轮回。“《新约全书》所构想的时间须看作是由先后承续的瞬间构成的,因而直线是描绘时间连续性的最佳图像。基督教的时间应当称为线性时间。”{13}

   尽管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受到了相同因素的影响,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同一因素的不同层面或阶段,既可能支撑循环时间观,也可能凸显线性时间观。因此,这两种基本的时间观,并非是绝对孤立或互不兼容的,而是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时而在”与“顺时而替”的可能。

   从历史沿承来看,人类的时间观经历了一个由循环论到线性论的转变。“18世纪启蒙运动使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线性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19世纪进化论的创立及其被广泛的接受,更使线性观念彻底取代了循环观的支配地位。”{14}人类生产方式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也推动了这一转变的展开。{15}从地理分布来看,循环时间观盛行于东方世界,而线性时间观则发源于西方世界。法国学者巴尔比耶提出了“东方时间”的概念,并认为这种时间观属于一种循环时间观,他认为中国关于“道”的哲学本质就在于重复性。{16}“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时间的线性特征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认为‘过程’十分重要—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我们要一直把它做到底。”{17}

   时间观的历史沿承与地理分布及其更替的方向性,与人类社会进人现代的时空坐标是一致的。进入现代意味着,人类的基本行为规则由古代法律向现代法律的转变。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理由发出疑问:时间观与法律的同步转变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那么,时间观与法律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是什么?第一个疑问可以部分地从哲学上得到解答。时间观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及周遭的看法,它存在于个人、族群乃至国家的观念深处。这种看法使得个人及其组成体的行为具有了原生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基本行为规则。但是这样的解答显然过于形而上。事实上,对于第一个疑问的解答,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第二个疑问的解答。只有寻找到,或者穷尽各种办法也无法找到时间观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后,才能令人信服地消除第一个疑问。

   本文拟通过三个路径寻找时间观与法律之间的联系:①时间观对法律的塑造:不同的时间观类型会衍生出对社会秩序的不同主张,而这些主张会渗透到具体的法律之中;②与时间直接相关的法律所隐含的时间观预设;③时间观与法律的互动中,法律自身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如果我们通过三个路径能寻找到时间观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则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来解答上述疑问。

   在讨论时间观与法律问题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的诞生及其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法律的影响。因为,这一事件本身不仅意味着法律的变革,而且意味着时间观的变革。身处欧洲变革年代的法国人托克维尔于1831年5月10日至次年2月20日对美国进行了考察。他对传统欧洲的真实体验和对新兴美国的敏锐观察,以及对现代变革前后的对比、反省和展望,为阐释这段历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线索。

   鉴于循环时间观向线性时间观的转变与古代法律向现代法律的转变在时间与空间上重叠的现实,本文有必要从循环时间观与古代法律,线性时间观与现代法律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二、循环时间观与古代法律

   循环时间观为时间勾勒了一幅圆美的图景,它表达了人类的某种崇拜冲动。因此,它倾向于承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承认其对世界的绝对控制力,它将社会引向一种被规定了的秩序状态。{18}这种秩序是一种静态秩序。静态秩序并不是没变化,而是否认改变的存在及对其进行改造的可能。静态秩序,是循环时间观对人类社会自然状态的假设。并且在描述这一状态时,循环时间观表现出三种倾向,即现象化、整体化和永恒化。

   循环时间观是基于自然现象的。反过来,现象本身也都成了人们理解自然乃至社会的基本范式。人们总是用拟人或者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和预测。这就决定了循环时间观所倡导或建构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立基于人的感官刺激。在古代法律中,这样的印记相当明显。中国古代法律被认为是以“礼”为内核的,而“礼”则属于现象与感官的范畴。个人的住宅、衣着、用具以及动作都暗示了其可享有的权利和须承担的义务;而对“礼”的遵守预示的乃是对社会权利与资源配置制度的遵守和对特定对象合乎规范的对待。在古代刑罚体系中,无论是在东方世界还是在西方世界,对自然人的刑罚,基本都是在公开场合,以残忍、缓慢和具有观赏性的方式来执行。其目的就在于引起被罚者可感受到的疼痛或可见的残疾与标记,以及对围观者的充分感官刺激,以促使他们能够遵守法律。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就描绘了18世纪中叶的一起刑罚执行场景,{19}而这种惩罚手段在该事件以前的人类历史中广泛存在。在古代司法中,法庭和法官往往也会以特定的装饰来表明自己就是正义或者权威的化身。人类历史早期存在的占卜与神断,本质上就是用自然现象来代替裁判本身。现象化倾向使得古代法律难以逃离人的感性体验,其后果就是古代法律对于理性的拒斥。

   整体化倾向是基于现象化倾向的。在循环时间观看来,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因此必须从整体上来理解现象世界。在古代法律中,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认为的个人,而是家庭或者族群。梅因认为,人类最初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这种集团由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而早期的法律概念预先设定了一个组织比较广泛、由许多家族集团组成的联合体。{20}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个人权利取决于家族权利,而基于家族权利的个人权利最终表现为身份。在古代社会,继承法的最主要内容就是身份继承,即家族权利的继承。这种个人权利融没于集团权利的状况所引致的后果就是,集团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其他成员承担责任。{21}古代法律中的株连制度正可以在这里找到观念渊源。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到:“在中国,子女犯罪,父亲是受处罚的。秘鲁也有同样的习惯。……在我们的国家,父亲因儿女被判罪,和儿女因父亲被判罪所感到的羞耻,就是严厉的刑罚,严厉得像在中国的死刑一样。”{22}可见,株连制度是广泛存在的。整体化倾向在古代法律中的表达,来源于人们对于个人必死和家族永恒的假设。正如梅因所说,古代社会“所持有的人生观和发达的法律学中所体现的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团体永生不灭,因此,原始法律把它所关联的实体即宗法或家族集团,视为永久的和不能消灭的”。{23}

循环时间观引致的静态秩序观否认变化,并认为不变是永恒的。因此,永恒化的倾向变得顺理成章。古代法律中权利配置的基础往往是身份。一方面,身份所依凭的血统,对于个人来讲,在其自然生命周期内是不可改变。另一方面,身份的永恒化进一步证成了权力世袭与终身的合理性。梅因说:“最古社会的家族组织曾在少数法律制度学上留有明白而广大的标志,显示出‘父’或其他祖先对于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有终身的权力,这种权力,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用它后来在罗马的名称,称它做‘家父权’。”{24}权力的永恒以及作为其后果的财产分配的永恒,是静态社会秩序的应有之义。作为永恒权力的象征之一,父权在古代社会的普遍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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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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