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这个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首要问题”，特别是在本世纪初，提的越来越浓烈。

在郑杭生教授的《当今社会学要做好三门功课》（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9日07版）一文中，他如是说道：社会学是作为西方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因为，必须学习西方社会学，弄懂西方社会学，借鉴西方社会学。另外一个方面，···西方社会学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可能是纯粹普世性的。因此，西方社会学不可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的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窥见，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还可以看到如今中国社会学面对的西方的“解释框架”、“概念”、“范式”等需要“就地化”、“中国化”。说的更为清晰一点，就是“本土化”。（在“本土化”之前叫的是“中国化”）

可以说，不仅仅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一级教授郑杭生如此“紧迫”的呼吁和提醒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性。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那里，以《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为例，也提出了“本土化”的重要性。正如曹锦清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在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史上，本土化都是一个不断引起讨论的议题。虽然各种本土化论述意见杂陈，难以统一，但是不少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社会科学中各种反思普遍主义的知识论立场。（参见李宗克，曹锦清：《本土化何以可能？—社会科学中反思普遍主义的主要视角》，原载于《学术月刊》2013年第9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社会学本土化而言，又是沉重的一次召唤和提醒。还包括邓正来（2012a）所强调的“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等都是在呼吁和提醒我们注意社会科学及社会学需要具有本土意识，需要把西方的一些东西转换后再来“理解”（马克思·韦伯所说的“Understand”）中国社会，而不是用西方的术语、概念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相信，通过郑杭生教授，曹锦清教授和邓正来教授的举例，也无需再来反驳“本土化”的“不需要性”或“非重要性”（Uninportance)。近些年来，社会学界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纷纷的研究和讨论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本土化”的问题。笔者认同于“要本土化”，却忧虑于“本土化如何可能”的问题。

首先，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曹锦清教授在上述（本文唯一列举的那篇）中提及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把握。他将不同的角度分为：（1）诠释学的视角；（2）实践论的视角；（3）权力论的视角；（4）复杂性的视角。从这个四个方面出发，他说：“本土化”是一个在多种含义上被使用的范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主张都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类型。···每种类型的主张的背后都有着不尽相同的问题意识和哲学预设。而郑杭生教授却重点突出的是，我们需要“再认识”，“再提炼”和“再评判”。他认为，要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才有助于我们创造自己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有的研究者还从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和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本土化出发进行分类后再议出相关的“本土化”策略。对于不同的“本土化方案”，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百家争鸣”，但是我们又是否发现，在中国的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本土化”只靠分类或者从哲学视角出发来“实践”还是有些不够。可以确定的是，却又有一些现成的成果给予了我们“提醒”。

那就是，但凡对于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田野调查出来的结果，往往都非常的“本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转换西方的解释话语和框架，以此来化解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底层社会问题时的那种“解释的尴尬”。类如“守夜人”、“撞钟者”等西方政治学的原发性术语。同理，在面对城市社区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城市性相似，所以“本土化”的解释和应用来不够强烈，或者说“本土化”的色彩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可以从这个层面出来，来窥探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议题如何进行和可能。

再以曹锦清教授为例，《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增补本）来说，从河南地区的一些基层社区出发，通篇进行报告文学式的阐述和素描，而无解释。这就是典型的一次“本土化”的实践和尝试。首当其冲的是作品面对的是一个不是被解构后的“中国底层社会”。再类如《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之类的文学性质的“调查报告”，春桃等人的努力，也可以说是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尝试，虽然起初这本书被列入了禁书的行列。还例如《小镇喧嚣》（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作者驻村一年半之久，用扎实的文笔和政治人类学的宏大叙事法则，以小见大研究套路，突出了湖北武汉市江夏区的政治团体和基层政治运作机制和逻辑。

总结一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不是在“制度”层面去思考西方与中国的不同，而是在基于“文化”的不同来反应出“农村社会的问题”。进一步说，切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社区来看，可以靠文化因子反过来观察本土化的可能。因为我们在上述中所看到的每一部被列举的作品，出版出来后都给予了市场很大的震撼。如此，笔者认为，文化可以是一个本土化的切入口。而文化或亚文化可以在社会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中，得以很重要的存在。

文化作为社会学（不是文化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突破口，即不同于曹锦清教授所说的“四个维度”，又更不同于作为“思想的他者”（曹卫东，2006）所提醒的“本土”之重要性。而是一个笔者建议的思考窗口。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社会学就可以借助这个窗口看到，很多非文化而只是制度因素的社会学议题，有时候是很难做到“本土化”的，因为社会学关注的人的行动里面，除了意识和观念等文化因子在左右以外，还有人性的“复杂性”在左右。故此，对于因为文化问题的议题，我们可以先“就地化”、“本土化”。

更为深入的来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基于以上所提出的这个文化因素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来进行“本土化”策略的建议。

第一，以农村研究调动“本土化”的实践和操作。在中国的农村，有着大量的“本土化”操作空间，而非像城市社区，过于单一化。异质化很高的农村社区，以中国的语言来化解“本土化”的尴尬是一个不错的西方社会学向中国“本土化”的转换机会。第二，注意理论自觉的思维和叙述。在我们的很多研究作品中，不是说用西方的语境来表述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容易落入“不明就理”的抽象化的“问题想象”。一个理论的存在，如不是用中国的“本土理论”或者把西方的“理论”转换为中国的叙事模式后再来运用，那么就很难说，我们的“本土化”是可以达成的。第三，语境的本土化。正如作家王安忆所说，语言是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发生，我们用的语言模式，可以说应该注意，而不是不加以转换。或者说要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范本来加以表达。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中国的语境，而不是西方的。

总而言之，就“本土化”的议题，本文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者所列举的几种方案，给出了一个基于作品出版后所形成的一个逻辑意义上的“土方法”（不是偏方）。也就是说，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进去，不是从制度的角度来强行的扭曲或转换。再从三个方面加以启发我们的本土化。我们可以从农村研究的范式，可以从理论自觉和语境等方面来发现社会学“本土化”可能。当然，这个工作是冗长且沉重的。如果“本土化”可以“在地”而启，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就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的社会学范畴中的一个“中心”，而不是“边陲”。最后，笔者想说的是，要知道，著名学者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里曾经说过，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内生性资源”。这里的“内生性”本土化一下，意思就是说，要从“本土”中去发掘，而不是直接从西方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