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诚:颜色革命与全球文明中的美国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3 次 更新时间:2005-08-12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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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诚  

近来在原苏联的独联体中亚国家出现了被称为“颜色革命”的事件,类似的还有2000年南斯拉夫的大选,近来中东的黎巴嫩政治风暴都可归类为同一性质的事件。认识“颜色革命”是应该用全球的和历史的眼光的。

当前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深入全球化的阶段。全球化是人类的活动高度相互依存,全球事务都纳入一个规则体系中来。当前阶段,即后冷战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二战基础上建立起的全球规则体系,在全球先后都依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框架从政治、经济、到伦理深入落实。具体说,一方面是制度构建;一方面是让制度设计的机制合理运行。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是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已构建成宪政民主模式,但在制度运行时,机制上并不能合理合法运行。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人民要求落实自己的宪法权利的运动,对违规操纵选举的当政者进行政治抗议,导致违规者下台,新的合法当选的领导人上台的现象。这是实际上是从非宪政的政治体制向一个宪政民主政治模式过渡的完成。本无需大惊小怪。近几年来原苏联的独联体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不过是完成从1989年到1991年开始的苏东政治转轨的过程。但有些人对此,则视为洪水猛兽,惊呼是美国的阴谋,大有重祭 “反和平演变”大旗之意。那我们就分析一下,颜色革命、美国战略与世界文明、中国利益之关系。

首先说原苏联的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这其中成功的有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柠檬革命,这些国家所谓的“颜色革命”,一个基本的现实是,在苏东转轨中,全部在政治制度上完成了宪政转轨。而领导这些国家转轨和独立的政治领袖多是原苏联时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转轨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有合法的或说据有相当合法性授权。所以转轨后,他们依然领导国家。只有格鲁吉亚转轨时先是反对派大选中获胜,“园桌会议”领导人加姆萨胡尔季阿上台执政,因国内矛盾处理不好,引发内部政治冲突,政权几经更迭,1992年后3月由立法机构任命从俄罗斯回国的原苏联时担任过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政治局委员、苏联时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执政,后经法定程序成了国家元首。这些国家转轨后的十几年中,国内积累的矛盾,使人民和国内其它主流政治力量,对当权者不满,希望在法定大选中,合法更换领导人,但这些国家在政治运行和政治文化上还受旧传统的影响,以至出现了当权者在大选中违规操作,人民采取抗议,最终导致违法者下台,政局出现变化。

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一般都是政府腐败,经济发展不好,并伴有民族矛盾。格鲁吉亚2003年11月大选时,国内多数公民对政府领导人的腐败无能和国内经济发展缓慢不满,当时首都第比利斯经常中断水电气的供给,而领导人却继续修建豪华别墅;乌克兰独立后,原苏联时的领导人执政,贪污腐败一直是社会不满的原因之一,乌克兰原执政高层还涉嫌谋杀揭露政府腐败问题的记者,同时,乌兰克多年来,经济发展也缓慢,国内乌俄两大民族在选择与欧洲组成经济共同体还是继续维持与俄罗斯经济体的原有的一体关系分歧很大;吉尔吉斯斯坦也是这样,独立后经济发展缓慢,总统家族暴富,总统一家通过不正当手段取聚敛了大量不义之财,引起全社会的公愤。这三国人民都是希望通过合法手段在大选时更换领导人,但执政当局都在大选中舞弊,最终导致民众抗议选举舞弊,促成原执政当局下台。一般地说,维护自己政治民主权利的反舞弊的民众是采取非暴力原则,但这与当地民族的文明素养有关,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暴力,但很快得到新执政力量的控制。同时,也应看到,这三国领导人在民众强大的抗议下,也还是遵守了人民主权的大原则,没有执意要为了一己执政之私欲,动用社会公共权力对人民滥施暴力。而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选举的公证也都邀请了视察大选的国际观察团。特别是吉尔斯坦的原总统阿卡耶夫辞职时的电视讲话说:他没有下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是他总统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所作出的唯一正确抉择。” “我没有让我的双手浸满鲜血,我没有允许国家出现分裂”,“我留给你们一个清白的心和灵魂,不值得为权力流血,哪怕是一滴。”这一历史性的谈话,让人感到文明的力量对人们心灵的震憾!,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存在民族矛盾,这些民族矛盾多与苏联时形成的疆界和移居的民族有关,独立后,在这些国家定居俄罗斯人或亲俄民族,希望连同他们的居住地一同返回俄罗斯,而新独立的国家,要保持国家领土完整。这这些国家与俄国的矛盾,更为一些渲染俄美战略争夺的人添加了想象的空间。比方说,格鲁吉亚,有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那里的多数居民与格鲁吉鲁族有嫌隙,想回归俄罗斯,俄因历史原因现仍在这里驻军,实际上也对他们暗中支持。乌克兰也有类似问题,历史上乌克兰,曾在1654年曾第一次与俄国结成统一国家。1954年,为了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这次“统一”300周年,苏领导人赫鲁晓夫把原属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赠给乌克兰。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通过大选产生的议会和总统,在政治倾向上亲俄罗斯,因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居民以俄罗斯族为主,其回归俄罗斯或独立的政治倾向也得到俄罗斯议会和俄某些官方人士的支持,这曾引起乌俄两国矛盾。俄罗斯后来虽承认了边界现实,但实际上对上述地区的事务总不能置身事外。这是格、乌与俄的的矛盾之一。类似的民族问题在摩尔多瓦也存在。从原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大都采取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友好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总有人涂上美俄争夺势力范围的色彩。

从大的形势上看,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就不再把美国当成敌人对待,他们在维护全球文明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俄罗斯已走入政治、经济、人权融入主流文明的过程。俄罗斯是北约“20机制”的参与国,即北约例会,俄国必到。俄美今年还举行了标志双方信任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甚至考虑要把自己的能源来源的一部分从中东移到俄罗斯,双方的战略关系从根本上说已不是一个要颠覆,一个要保护现行主流文明秩序的态势了。当然可能由于美俄政策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在这一地区会出现一些正常的利益摩擦,但这决不能用冷战的模式往上套。也没必要把能源供应放在美俄战略争夺上考虑,中亚能源开发,它只是全球能源开发后先后时间的问题,现在有条件了当然各方都想开发,其中中亚的产油国和输油管过境国都殷切地盼着这些经济收益呢。俄国是大石油出口国,而且美国是大买主之一,美国在中亚买油是正常的活动,不是什么对俄有敌意的战略意图。正如中国现在要考虑自己的能源来源一样,不能说成是对某国有敌意的战略打算。不但美俄之间,就是所有独联体国家也大都如此,不但所谓出现了颜色革命国家的新领导人与美国关系友好,其实原领导人与美国关系也很好,乌克兰原领导人还派兵伊拉克参加以美国为主的联军,即使现在因拒绝政治改革、在国内采取强硬立场的遭到联合国、西方国家舆论批评乌孜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9•11事件后,也是最早宣布让美军使用军用机场打击阿富汗塔里班政权的国家。谈不上他们是反美,新政治力量是亲美。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变化时,都站在原政权的反对面呢?这主要是与美国的立国价值目标和现行的全球战略有关。首先美国是一个把自由民主价值观写进自己的立国宗旨的国家(见独立宣言),其次,美国结束孤立主义对外政策以来,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其对外政策,一直是这个价值观和自身现实利益间协调的产物,有时会出现部分政策与立国价值观不一致,这就是出于大战略的需要,为对付最主要的敌人,采取的现实主义策略。如冷战时,与一些独裁政权结盟,对付苏联扩张。这也可从“经权之道”来理解,价值观是他的终极经典,一些政策可谓权宜之计。在后冷战时代,特别是9•11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反恐,但美国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尊重人权的全球文明体系,目前主要是把中东改造到这条路上来,可以说,中东社会落后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观念落后,导致制度落后,而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是祸根。美国在中亚国家支持自由民主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全球战略利益,因此,他不是简单地对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亲美反美来制定支持还是不支持他,而是还要从这个国家能否进入当代世界主流文明来制定自己的政策。但是,据此要把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称为美国操纵,这很难令人信服。尽管美国支持民主这是他一贯的立场,但说美国一些机构提供了几千万美元的民主训练费,有几个月的培训就颠覆了一个国家的政权,这说法可能近乎天方夜谭,要改造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这样简单,美国也不用花几千亿打伊拉克战争了。美国的眼中钉古巴也早就被颠覆了,也不需花很大力气举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了。基本的事实是那里的人民有要求,那里的国家有民主宪法和基本宪政运作,还有那里的社会主流政治力量都认同民主宪政的人民主权原则。

再深入一步,我们要问美国全球政策对人类文明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问题如不是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的话,是不难回答的。近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确认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对别国发动不计后果的侵略战争,也能较好的处理国内矛盾。他认为后冷战时代很多战争是国内战争,都是国内矛盾没处理好导致的。所以民主对全球和平肯定有利,而且真正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执政者的政策错误也有纠正的机制,而尊重人权是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也是人自身解放和幸福的一个基本尺度,是当今人类的共同伦理准则。所以美国的战略对全球文明,对中亚地区社会进步都是一个积极的因素。那么,剩下唯一需要探讨的就是美国在中亚的政策对中国的意义了。

中西亚地区历史上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混居区,现在的国家疆界形成时间短,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建成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共存共荣的世俗政权国家,对中国的民族分离势力和有宗教背景的民族分离势力,及受原教旨势力支持的分裂势力从根本上都是一个打击。中亚多民族国家的民主繁荣,必然为中国的多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提供一个参照系,让他们看到除了分离独立外,还有更好的政治选择模式。这些非宗教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和政权,一般也不可能出于宗教原因,选择一个支持中国分离势力的政策。其次,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是在大一统的皇权至上下形成的,如何在尊重民权的条件下实现多民族团结共荣,中亚国家在民主宪政运作下的多民族和睦相处的成功经验或不足之处,正是中国应该认真注意和借鉴的。所以应该说,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和扩大影响,对中国建成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现代政体是支持,对中国的反文明力量和分离主义有抑制。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多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仁人志士一百多年来的理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一再表示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已加入世贸,中共十六大后人权入宪,中国现也已是一个正在走向融入当今主流文明秩序门槛的国家,从国家现实的利益和长远发展上说,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在中亚不应有根本战略对立的理由。当然正如美国国内有一些传统冷战思维者一样,中国国内也有一批用祸国殃民的极左思维考虑问题的人,但他们考虑的不是中国的根本利益,而是考虑自己的反民主的价值观感受和特殊利益,所以他们对中亚地区出现的所谓“颜色革命”心怀恐惧。但我希望他们的感受不要影响了中国领导层对外政策的制定。

200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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