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孙中山“一片散沙”说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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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今天为人耳熟的“一片散沙”说,虽为外国人所加,实为孙中山先生强化。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其含义是指没有统一纪律,缺乏团队精神,民族凝聚力差。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合而有三:异族的专制、没有民族精神与民众过分的自由。这三个原因,他并没有并举。当把它们并列一起加以分析时,孙中山先生的自相矛盾就无法掩盖了。既如是,这些原因未必成立,其“一片散沙”说也未必可信。然而,“一片散沙”说又深入人心,它必然揭示了一些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组织意识、规则意识的淡薄和组织化、规则化程度的不高。其本质乃是中国人权利意识的缺位和自治能力的低下。

关键词:一片散沙,散沙,自由,民族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为什么迟迟不能“驾欧美而上”,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呢?最为经常的解释是说中国人“一片散沙”。这个说法俨然成为普通民众的口头禅,也几成中国人的“专利”或“代名词”。然而,又有多少人去追问和反思“一片散沙”的问题?事实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频频思考过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予以分析。


1、“一片散沙”说,为外国人所加,但为孙中山先生强化

据笔者统计,孙中山先生一生至少25次提到“一片散沙”,2次提到“一盘散沙”,8次提到“散沙”。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到“一片散沙”是在1912年4月10日《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上:“自光复以来,共和与自由之声甚嚣尘上,实则其中误解甚多。盖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如机械然,百轮相错,一丝不乱,而机械之行动乃臻圆满”。[1]最后一次谈论“一片散沙”是在1924年3月16日后、4月13日前的《民权主义》“第三讲”中:“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2]孙中山先生对“一片散沙”谈得最频繁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

从孙中山先生所有提到“一片散沙”或“一盘散沙”或“散沙”的地方来看,至少有5处明确提到“一片散沙”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批评,有1处笼统的称是“常人有言”[3]。这说明,“一片散沙”之说,是外国人加到中国人身上的,至于具体哪国人,孙中山先生没有明言。它也说明,即使孙中山先生在其他地方没有点明这种说法为外国人所加,正好表明他是赞同这种说法的。而且,正是他频频提及“一片散沙”,才强化了这种认识。我们不难推论,如孙中山先生那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中国人,都以“一片散沙”视中国人,常人自然不会例外,因此,“一片散沙”才可能成为国人的口头语。


2、“一片散沙”,意指没有统一纪律,缺乏团队精神,民族凝聚力差

孙中山先生既然屡屡提到“一片散沙”,那么“一片散沙”究竟指什么?

他说,“机关不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4];“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又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活动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5] “袁世凯有很坚固的团体,我们革命党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凯打败革命党。”[6]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7]

归纳起来,“一片散沙”就是指没有统一的纪律来约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团体,致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强。以这样的民族来推翻国内残暴的统治者、抗击外国侵略者和建设共和国,必定遭受种种挫折,最后要背负落后和“一片散沙”之名,亦在情理之中。


3、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一:异族的专制

中国人“一片散沙”的可悲状况,是他们自身本有的?还是外力压制的结果?孙中山先生既然如此注意这个问题,他又是如何分析的呢?

他指出:“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8]言下之意,中国人并非天生就“一片散沙”,而是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结构特性有关。具体到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的“一片散沙”状态,与清朝异族的专制统治直接有关。这种说法成立与否姑且不论,至少对孙中山先生而言,它是造成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一。


4、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二:没有民族精神

在孙中山先生著名的《民族主义》演讲中,他说:“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9]

后来,他又把当时中国的危机与此结合:“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0]

这就表明,没有民族精神的中国,无法形成强大的民族,自然陷入“一片散沙”和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5、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三:过分的自由

孙中山先生还将中国人“一片散沙”的原因,归结为他们有过分的自由。对于这一点,他是不厌其烦地分析:

“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又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获得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

在散沙内参加士敏土,便结成石头,变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变成了石头,团体很坚固,散沙便没有自由。……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既然如此,当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便不能象一片散沙。所以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地方,就是陷于自相矛盾了。”[11]

“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和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过中国人原来没有‘自由’

这个名词,所以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意思,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因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12]

“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13]

他又据此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

“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此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简单的说,袁世凯有很坚固的团体,我们革命党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凯打败革命党。由此可见,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说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标便永远不能成功。”[14]


6、造成“一片散沙”的三个原因自相矛盾

从孙中山先生以上的分析来看,异族的专制、民族精神的缺乏和自由的泛滥均导致了“一片散沙”。这三个原因,他显然认为都是站得住脚的。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孙中山先生并没有将它们并列在一起,而是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情势只谈论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也没有特别指出其中的某个原因是造成“一片散沙”的主导原因。可以说,这正是革命政治家投机行为的表现。

然而,当我们把以上三个原因集合起来时,孙中山先生的自相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一方面,他说异族的专制把中国人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15]另一方面,他又说:“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试问,中国人究竟有无自由?

一方面,他说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16]试问,建立在以家族为基础上的“国族”,就能使中国人摆脱迷信家族造成的“一片散沙”?

对这些矛盾的化解,实际上不能回避对两个概念的理解:到底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族”?

孙中山先生指出:“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是放荡不羁,就是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17]如果“放荡不羁”就是“自由”的话,那中国就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说的老早就有充分的自由了。如果真如此,他说的“唐虞之世,尧天舜日,号为黄金世界,极平等自由之乐。而降及后世,政治弄到如此不好,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其故就是人民享的自由太多,因此而生厌,遂至弃去其自由,而野心之君主继之,以致积而成秦汉以后之专制。”[18]的话,就不足为信。既然秦汉以后已是专制,再说中国人的自由是被满族专制完全剥夺,也难以成立。如果说自由是被专制者剥夺的,又怎么能说是因人民厌恶自由而放弃了自由?很显然,所谓的“放荡不羁”决不是“自由”。如果,孙中山先生对严复的译著《群己权界论》有所了解的话,他可能不会有如此。严复曾明确指出:“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自繇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挂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19]也就是说,东西方语境中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孙中山先生不能明白“自由”的真谛,从他以下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20]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谓的“自由”又是一种牺牲个人自由的集体自由,而实质不过是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这与西方建立在尊重个人价值基础上高扬主体性的自由,实在是大异其趣。

至于“民族”,在西方一开始就与“国家”关联。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的音译——引注)。‘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但是二者又是不同的:“民族是由于自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21]而所谓的“自然力”,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它们“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22]不过,对于东方的中国来说,民族就是国族,“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23]言下之意,西方的国家未必由单一民族造成的,因此常常诉诸于武力,而国家观念也正是在武力建国的过程之中形成;中国由于长期由一个民族组成,所以可以经由家族观念的不断扩展、扩充,最后和平地形成国家观念。暂且不说,他忽略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体系”。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国家观念,不外是化家为国,其实质是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孙中山先生可能于梁启超先生对中国人“只有朝廷,没有国家”的批评比较陌生,对西方真正的民族国家,即建立在民族自决权基础的主权国家,也无法认同。当然,孙中山先生又确实道出了中国式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独特性。那就是,坚持大一统和大同世界的理念。以这种理念而论,孙中山先生所生活的中国不正是“一片散沙”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造成中国人的“一片散沙”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异族之专制、民族精神的匮乏和过分的自由。


7、中国人未必“一片散沙”

如果孙中山先生有关“一片散沙”的原因的分析未必能成立的话,这就意味着,他确认的这个事实也未必能成立。也就是说,中国人真是如外国人所说的、孙中山先生所承认的“一片散沙”吗?我们还是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三个原因来论证。

如果说,中国人的“一片散沙”是满族专制的结果,那么,满族专制之前的中国人就是一片团结?事实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专制之前中国是自由的,由于他们享有太多的自由,又成“一片散沙”了。因此,并不是一片团结。如果是“专制”酿造了“一片散沙”,那么,专制的对立面民主就能结束“一片散沙”?如果是这样,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24]又作何解释?

如果说,中国人的“一片散沙”是由于民族精神的阙如,要结束“一片散沙”就必须培育民族精神,而要培育民族精神又必须扩充家族观念,而事实上民族精神的不足恰恰就是因为过分推重家族观念,这不是循环论证吗?还有,既然中国长期由一个民族构成,如何还能民族精神不张?如果说,家族观念能够上升为民族精神,这就不能说中国人没有民族精神。既然是说没有民族精神,孙中山先生为何还说“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25]?如果“能知和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26],岂不是说以往的中国人不“能知和合群”?事实上,很多中国人都“能知和合群”,为什么还是缺乏民族精神和“一片散沙”呢?

如果说,中国人是因为自由太充分而成“一片散沙”,为何近代以来还有无数有识之士去争取自由?如果说,中国曾经处于自由,处于“一片散沙”,为何还要推翻专制统治?推翻专制统治,难道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自由”?如果说,推翻专制不是为了自由,孙中山先生怎么又能说,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了?如果按照孙中山先生“一片散沙”的“自由”逻辑,辛亥革命以后的历次革命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

结论是显然的:中国人未必是“一片散沙”。


8、“一片散沙”说,揭示出中国人组织意识、规则意识的淡薄和组织化、规则化程度的不高

既然,孙中山先生的论证很难让人置信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但“一片散沙”之说又确实深入人心。此中矛盾,如何理解?俗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不如回头探讨当初外国人为什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

“近来革命思潮传到东方之后,自由这个名词也传进来了。许多学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讲到很详细,视为很重要。这种思潮,在欧洲两三百年以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欧洲两三百年来的战争,差不多都是为争自由,所以欧美学者对于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意义也很有心得。但是这个名词近来传进中国,只有一般学者曾用工夫去研究过的,才懂得什么叫自由。至于普通民众,象在乡村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自由,他们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是完全没有心得。因为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不久,现在懂得的,不过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学生,或者是留心欧美政治时务的人。常常听到和在书本上看见这两个字,但是究竟什么是自由,他们还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连自由的知识都没有,自由的名词都没有。但是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27]

这段话至少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革命与自由是相伴的,没有恩赐的自由,只有靠斗争得自由。第二,自由在西方人民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已经化为心性之所有;但是中国只有少数的学者才懂得什么是自由,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第三,西方人从自由的观念与自由的实现来说,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知识,所以文明程度低、思想稚嫩。第四,尽管西方人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知识,还批评是“一片散沙”,但是,他们并没有说缺乏自由的中国人就等于“一片散沙”。

因此,自由的多少或有无,与“一片散沙”根本没有必然之关系。事实上,是孙中山先生将二者联系起来:“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28]

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除了他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有偏差外,其实,他对西方自由最初所指的范围也不清楚。既然,欧洲两三百年来的战争基本上都是为了自由,这就表明,自由主要指政治的自由。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充分自由,比如“中国古代人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说底‘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底意思。”[29]其实,指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宽松状态或者说生活的悠闲。这种自由,是在社会公共权力缺位或失控的时候才出现的,所谓“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所以,西方人常说的自由与孙中山先生讲的自由是两回事。既如此,孙中山先生以自由的状况来回应西方人的“一片散沙”之说,就难以成立。

事实上,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言,西方人批评的“一片散沙”指的是“没有结合能力。”不过,结合能力的低下,不是说中国人“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的能力低下。进一步说,结合能力的发达,不是要使整个中国都置于一个组织或团体之下,而是这个社会的组织化的广度与深度。因此,“一片散沙”并非指中国人没有形成一个坚固的大团体。从历史事实来说,专制统治之下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也没有结合成一个庞大的团体,当时还奢望建立什么“坚固团体”?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越坚信只有组成一个牢固的大团体,才能结束“一片散沙”,他就越注重党化教育。这又为他推行“以党治国”即“用本党的主义治国”[30],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而他心目中真正的民国只有“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31],才能出现。不幸的是,这些思想为后来的蒋介石歪曲利用,最后使国民党走上了一党独裁的反动道路。

今天,我们要苛责这位伟人尽管显得诸多不智,但是,他对另一位思想家有关中国的诊断视而不见,就着实让人奇怪了。孙中山先生在做《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时,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早就刊布了。该书对中国人就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拿一个一个的中国人和一个一个的欧美人分开比较,无论当学生,当兵,办商业,做工艺,我们的成绩,丝毫不让他们。但是他们合起十个人,力量便加十倍,能做成十倍大规模的事业;合起千百万个人,力量便加千百万倍,能做成千百万倍大规模的事业。中国人则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惟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32]虽然,梁启超没有明言怎样提高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和培育法治精神,其用意是明显的。可以肯定地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通过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将中国结成一个坚固的团体的宏愿,他是不会认同的。

因此,“一片散沙”之说决不是孙中山先生说的因为中国自由太多,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强大的专制和民族精神的稀缺;“一片散沙”也不是指的没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团体和统一的思想,而是指的组织意识、规则意识的淡薄和组织化、规则化程度的低下。


9、“一片散沙”说的本质在于中国人权利意识的缺位和自治能力的低下

“一片散沙”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是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对西方人的误解之上的。因为,后者是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而梁启超归国后的认识,又为此提供了证明。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误解使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表象上,即没有纪律、没有团体和没有凝聚力。一句话,中国人是“乌合之众”!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33]他或许会思考这些问题:以不间断的革命追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为什么总是屡屡受挫?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就是摆脱“一片散沙”,就一定能获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吗?这些问题,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后来者即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反思的。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正是在对孙中山思想辩证地否定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颇具特色的建国之路,从而走出了孙中山先生的困境。这就是通过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牢固的共产党组织、铁一般的纪律和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等,有效解决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一片散沙”的问题。但是,革命年代并没有切实解决组织化和规则化也就是外国人所谓的“一片散沙”的问题。因此,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立即开始了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立、宪法的问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可以说基本奠定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格局。然而,孙中山先生的困惑,并没有从新中国的蓝图中消失:当家作主的人民为什么依然遭受“官僚主义”的压制?因此,我们不得不问:“一片散沙”就其本质来说,是什么问题?

孙中山先生对民国初年动荡政局的分析,对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无启发的:“国人因缺乏新思想,放弃权利,国中政权遂为一股强盗官僚乘时而操纵之。民国十年来所以如此大乱,其原因亦即在是”。[34]“到了民国,人民本是主人,应该有权可以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35]

中国人到底缺乏什么新思想,使得他们不知道如何做主人?也就是说,跳出“一片散沙”成为国家主人,他们究竟还缺少什么?严复曾指出:“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36]民的自治是自由和自利乃至国家富强的基础。梁启超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37]权利思想的形成与发达,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对于自治和权利思想的问题,孙中山先生却往往把它们合为直接民权:“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38]问题是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孙中山先生自己说过:“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39]也就是说,就国家发达的根本是个人权利这一点,他是不赞同的。只要看一下他以下的话就明白了:“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将根本好好培植。……诸君须知党事为革命源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未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40]他还说,革命成功的基础是“人民心力”,所谓“人民心力”是指“凡属党员,皆负一种责任,人人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最后达到“以主义征服”所有人,也就是“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41]由此可见,他忽视了“一片散沙”的本质问题。

事实上,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知自由,已经触及了“一片散沙”的本质,但孙中山先生却误解了。概而言之,“一片散沙”的本质是中国人权利意识的缺位和自治能力的低下。

明乎上述,对于深化今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注 释:

[1]《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同上,第722-723页, 第174页, 第100页, 第711页, 第722页, 第621页, 第383页, 第617页, 第621页, 第711-712页, 第718-719页, 第721页, 第721-722页, 第383页, 第675页, 第712页, 第490页。

[19] <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0][21][22][23][24][25][26][27][28][29][30][31]《孙中山选集》,第722-723页, 第617、618页, 第620-621页, 第618页, 第523页, 第679页, 第679页, 第711页, 第711页, 第490页, 第526页, 第483页。

[32]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424页。

[33][34][35]《孙中山选集》,第994页, 第507页, 第562页。

[36] 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37]《新民说》,第39页,转引自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38][39] [40][41]《孙中山选集》,第602页, 第722-723页, 第484页, 第540-541页。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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