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2: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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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唐宋诗醇》是清代乾隆年间出现的一部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它虽然题署为乾隆帝“御选”,但事实上正如乾隆在序言中所坦承的:“兹《诗醇》之选,则以二代风华,此六家为最。时于几暇,偶一涉猎。而去取评品,皆出于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也就是说,此书只有所选六位诗人的名单是乾隆帝“御定”的,其他的编选评注工作皆出于卷首题名为“校对”的梁诗正、钱陈群与题名为“校刊”的陆宗楷、陈浩、孙人龙、张馨、徐堂等人之手,是一部乾隆朝馆阁文臣的集体著作。《唐宋诗醇》因充溢着由“御选”而产生的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从而长期不受学界注意,但是此书实是一部相当有特点的通代诗选,其编选宗旨和评注也颇见手眼,本文拟对之试作初探。

     一

   《唐宋诗醇》虽然是唐宋两代的诗选,却体现出较强的崇唐抑宋的观念。乾隆帝在《御选唐宋诗醇序》中就毫不掩饰地说:“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诗无称焉者,宋之文足可匹唐,而诗则实不足以匹唐也。既不足以匹,而必为是选者,则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可无诗醇,且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风雅之正则也。”原来在乾隆帝眼中,本书仅仅是为了配合《唐宋文醇》而勉强编撰的!无怪乎在《唐宋文醇》中入选的唐代古文家有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四家,而宋代则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家,乾隆帝且在序言中申明是对相沿已久的“唐宋八大家”的名单感到不满,故添入李、孙两位唐代作家,这明显表示出要在两代之间谋求平衡的想法。而在《唐宋诗醇》中则不管平衡与否,在唐代诗人中入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而在宋代诗人中却只选了苏轼、陆游两家。

   崇唐抑宋的观念在此书的评注中也时时表现出来,例如卷二四白居易《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评曰:“一气呵成,句句转,笔笔灵。……宋人如杨廷秀辈有意摹仿此种,徒成油腔滑调耳。”其实此诗并不如所评之佳,而杨万里也并无摹仿此类诗而陷于油滑的情况。再如卷四四陆游《五云门晚归》,评曰:“以高韵胜,置唐人集中,不复可辨。”后面一类评语在书中甚为常见,只要是苏、陆诗中的佳作,就往往评之曰“似唐”,或“不逊唐”,表面上似乎是赞扬这些宋诗,事实上却正是以唐诗的标准来衡量宋诗,言下之意是宋诗之佳者即在于它们像唐诗,而那些不像唐诗的宋诗就无足称道了。

   在崇唐的前提下,《唐宋诗醇》更鲜明地体现出崇杜的倾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宋诗醇》最重要的编选宗旨就是宗尚杜诗。

   首先,《唐宋诗醇》中各家入选篇目的数量如下表:

    

   在全书共2665首诗的总篇幅中,杜甫一人就占了四分之一强!如果再考虑到各家作品的总数,那么杜甫入选诗数占其作品的总数一半以上,而其他各家的入选率只有李白稍微超过三分之一,而白居易则低至八分之一,陆游更低至十七分之一!(注:《唐宋诗醇》成书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其时李、杜等六家的诗作所存情形与现在相差不多,为免辞费,兹不细述。)

   其次,《唐宋诗醇》在评注中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由于它是一本“御选”的书,从忠君爱国的角度来崇扬杜甫是题中应有之义,此类评语不但大量出现在杜诗的评注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在其他各家的评注中,即使在李白诗中也不例外,如卷一《古风》的总评曰:“白以倜傥之才,遭谗被放,虽放浪江湖而忠君忧国之心未尝少忘。”这其实就是用杜甫的标准来评价李白,故貌似扬李,实为扬杜。贯穿于全书的此类评语当然不可避免地散发出相当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付之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评论诗歌艺术时所体现的崇杜倾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是对杜诗自身的揄扬。对杜甫所擅长的诗体如五、七言古律体诗,《唐宋诗醇》都对其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作出充分的评价,例如卷十《北征》,评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为大文字也。”又如卷十一《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评曰:“七古至于老杜,浩浩落落,独往独来,……足以横睨一世,独有千古。”又如卷十七《谒先主庙》,评曰:“格调庄严,气骨浑厚,有典有则,长律当以此为正宗。”又如卷十七《秋兴八首》,评曰:“近体以七律为难。唐代八家,人不数首。……独至杜甫,天授神诣,造绝穷微,卓然为千古之冠。”即使是对于杜甫不甚擅长的诗体如七言绝句,此书也予以回护,如卷十五《绝句》(无数春笋满林生),评曰:“老杜七言绝句,在盛唐中独创一格。论者多所訾议,云非正派。当由其才力横绝,偶为短韵,不免有蟠屈之象,正如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则不如狸狑,不足为甫病也。然其间无意求工而别有风致,不特《花卿》、《龟年》数首久推绝唱,即此诸作,何尝不风调佳致乎?”我们认为杜甫的七绝确有其独特之处,但是除了此评中提到的《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少数几首外,他的七绝与王昌龄、李白等七绝圣手的造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此评却一味地回护杜甫,甚至把杜甫不工于七绝说成是骏马“捕鼠不如狸狑”,这就很难说是公允之言了。对于某些特定题材的杜诗,《唐宋诗醇》也尽量从诗史的角度予以肯定,例如卷十五《戏为六绝句》,评曰:“以诗论文于绝句中,又属创体,此元好问论诗绝句之滥觞也。”又如卷十七《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乃咏王昭君者,评曰:“咏明妃者,此为第一,欧阳修、王安石诗犹落第二乘。”前面一评指出杜甫对论诗绝句这种在后代蔚为大观的特殊诗论形式的开创之功,十分妥当。但后面一评则未必准确,因为欧阳修、王安石的《明妃曲》皆以议论见长,与杜诗的侧重点不同,艺术上则皆有独到之处,春兰秋菊,很难说孰为第一。当然,从总体上看,《唐宋诗醇》对杜诗的高度评价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它常常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进行评判,颇有历史观念。

   第二是在对其他诗人的评说中涉及杜甫。由于被入选的诗都是精选所得,所以在评语中不可能出现对该作品自身的贬责之语,于是此类评语通常都是称赞该诗接近杜诗的水准或受到杜诗的影响,这在陆游诗的评语中最为常见,例如卷四三《游三井观》,评曰:“因画生慨,妙得子美家法。笔力朴坚,亦复相近。”又如卷四五《感愤》,评曰:“大声疾呼,气浮纸上,《诸将五首》之嫡嗣也。”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评语有时没有出现杜甫之名或杜诗的篇名,例如卷四四《忠州禹庙》,评曰:“虽非‘橘柚、龙蛇’之比,亦老气无敌。”“橘柚、龙蛇”分明是指杜诗《禹庙》的颔联“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而言,(注:《禹庙》一诗亦选入本书,见卷十六,评语中且对其颔联大加赞赏:“‘龙蛇、橘柚’,宋人亦知其用本事,而不知其妙在无迹。”)所以此评即是说陆诗的水准差肩于杜甫。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李白的评语。对于李、杜二人,《唐宋诗醇》在表面上并无轩轾之见,但是细味其评,仍可见出差别来。卷一李白诗的总评说:“有唐诗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谭艺家迄今奉为矩矱,无异议者。然有同时并出,与之颉颃上下,齐驱中原,势均力敌,而无所多让,太白亦千古一人也。”字面上虽说李、杜势均力敌,但是对李白的总评却先从杜甫说起,仍稍有扬杜之意。在对李白作品的评语中也时时可见类似的情况,例如卷一《古风》(羽檄如流星),评曰:“此等诗殊有关系,体近风雅,与杜甫《兵车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敌,不可轩轾。宋人罗大经作《鹤林玉露》,乃谓白作为歌诗,不过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视甫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而语。此种识见真‘蚍蜉撼大树’,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虽然大声疾呼地为李白翻案,但所持标准仍是以杜甫为最高典范的价值体系,仍不免有扬杜之意。再如卷五《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太守韦良宰》,评曰:“通篇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汪洋灏瀚,如百川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北征》并峙。”虽然评价甚高,但毕竟仍是隐然以杜诗为最高艺术标准的,仍有扬杜之意在内。

     二

   《唐宋诗醇》的另外一个编选宗旨是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上文曾提到过此书对于忠君爱国的异乎寻常的强调,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倾向还有多方面的体现。

   首先,《唐宋诗醇》特别强调在诗作中所蕴含的政治教化意义,此类评语散见于各家诗集之中,尤其集中体现在白居易集中。先看其卷十九中对白诗的总评:“其与元微之书云:‘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辞迂。’作诗指归具见于此。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其实本书对白居易自己所分的四类诗作中的感伤诗与杂律诗两大类也选录了不少,但对白诗的总评却只涉及到讽喻诗与闲适诗两类,这显然是由于前面两类尤其是感伤诗一类与政治教化功能关系不大的缘故。让我们看几首白诗的评语:卷十九《燕诗示刘叟》,评曰:“极寻常语,却有关风化,足以警世。”由于诗人自己在此诗小序中已说明此诗是由于“叟有爱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时亦尝如是,故作燕诗以谕之。”所以此评并不是无中生有,但是此类评语实在颇为迂腐,毫无精警之处。再如卷二一《东坡种花二首》,评曰:“前一首细写种花之趣,静观物理,及时行乐,独善之义也。后一首推广言之,与柳宗元《郭橐驼种树说》同意,兼济之意也。”如此解诗,恐难逃“固哉”之讥了。此类评语在其他人的诗中也时有出现,如卷四五陆游诗《邻曲有未饭被追入郭者悯然有作》,本是一首描写民瘼的好诗,然而评语却说:“亲民之官,莫如守令,与人主共养百姓,同休戚者,其惟良吏乎。汉治之称文、景有以也。”完全脱离了诗作的文本自身而对所谓吏治大发议论,既迂腐粗浅又不着边际,这种诗评,几乎没有什么诗学价值,可说是此书评语的糟粕部分。

   其次,《唐宋诗醇》虽然出现在文网尚未十分严密的乾隆前期,但是清廷对那些涉及君臣关系或满汉关系的文字已经相当敏感,这在此书的选目和评语中都有所体现,最明显的是关于杜诗的评注中涉及的钱谦益注以及陆游诗的选目两点。下面分别论之。

   在《唐宋诗醇》的编撰时期,重要的杜诗清注本共有钱谦益注、朱鹤龄注、仇兆鳌注、浦起龙注等四种。钱谦益其人,无论是诗文写作的水平还是学术研究的水准,在明末清初无疑都是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但是由于他始则降清,终则与清廷貌合神离,所以引起了清廷的极大反感,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为沈德潜所撰《国朝诗别裁集》作序时斥钱谦益“不得为忠厚”开始,[1](P10511)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诏谕史馆“钱谦益反侧卑鄙,应入国史贰臣传”为极点,(注:见《清史·列传》七九《钱谦益传》。由于《清史稿》撰于清亡之后,故书中未遵守此诏而把钱氏写入“贰臣传”。)对钱氏的口诛笔伐越来越严厉。而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唐宋诗醇》中对于钱谦益的态度则远未达到后来的那种深恶痛绝的程度,值得我们注意。今检《唐宋诗醇》的杜诗部分,径引钱注的共有三十四处之多(注:本文的统计方法如下:如一题数首分别有注的,则分别计数;但如该注系对该题诗的整体而作的,则计作一处。),具体篇目详见(表2):

    

   而其他三种杜诗清注在《唐宋诗醇》中被引用的数目则如表3:(注:为省篇幅,本表只列所引各家注释的数目,篇名从略。)

     表3 其他三种杜诗清注在《唐宋诗醇》中被引用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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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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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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