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华:杜甫《壮游》的“逆向阅读”与其“前文本形态”蠡测

——兼论解读文本的一种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85 次 更新时间:2023-11-25 11:31

进入专题: 杜甫   《壮游》   《史记》  

孙少华  

内容提要:《壮游》是杜甫晚年所作五言古诗,有六部分,一百一十二句。如果采用“逆向阅读”的方式,倒序阅读该诗,同时排除杜甫未加思考、一气呵成的可能,该诗在最终写成前,应该有一个诗人在构思阶段形成的“前文本形态”。目前所见《壮游》文本,未必完全出自杜甫晚年,有杜甫在晚年据早期旧作改写并最终定稿的可能。但这种修改或写定,并不影响杜甫对司马迁《史记》风格的学习,《壮游》叙事上的“节次波澜,离合断续”,风格上的“苍莽雄直”,正是源自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它恰能体现杜甫在诗歌写作、修改过程中对诗歌写作技巧的使用与调整。

关 键 词:杜甫  《壮游》  “前文本形态”  叙事笔法  《史记》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文本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研究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文本形态。而这种文本形态,大多经过了作者本人或者他人的各种改变,已非作者最初撰写时的“文本原貌”。这种情况下的阅读与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处于相对状态下的“流动性”阅读或研究。但这并不能说,我们彻底无法用接近“文本原貌”的方式探索“文本真相”。如果从作者本人的写作思维(例如文章的构思、结构的设想等)入手,或许能对“文本原貌”做一番管窥蠡测的工作。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已经远离作者及其所在的时代,我们对古代文本的阅读,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推测的成分。从后世阅读者的角度看,我们对文本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向,有些角度未必符合作者原意,但或者可以为解读文本提供另一种视角和思路,从而为后世的文本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我们研究杜诗,往往关注所见文本的文献或风格问题。但杜诗文本与其他任何文本的形成一样,都有一个文本形成之前的构思阶段,这可以算是文本写定前的“前文本形态”。从这个角度观察杜诗文本形成及其带来的叙事风格,或者会有新的思路与认识。

就叙事风格而言,刘熙载《艺概·诗概》曾对杜诗有一番评论:“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1]这是从叙事角度将杜甫五七言古诗比作司马迁《史记》,尤其是此处所言“节次波澜,离合断续”,是对杜甫古诗叙事笔法的最好评价。今读杜甫五言古诗《壮游》,颇合刘熙载之说,姑尝试论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将《壮游》一百一十二句分为六部分,陶道恕将其分别总结为“一、少年时期读书交游”“二、20至24岁遨游吴越”“三、25至35岁考试失败后齐赵之游”“四、困守长安及出仕生涯”“五、安史之乱与奔赴凤翔”“六、入蜀及旅夔近况”[2]。目前一般的认识,是以《壮游》为杜甫晚年在夔州所作,显然将此诗视作杜甫一气呵成之作。不管此说是否成立,从目前所见《壮游》诗看,该诗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结构上是完整的,是一篇具有叙事色彩的五言古风。

从文本形态与诗歌阅读的角度看,该诗是从杜甫“往者十四五”写起,直至旅居夔州;但若从叙述者或作者的逻辑思维看,我们应该站在诗人“写作现场”的时间点上,沿着诗人构思诗歌的逻辑思维追溯此诗的叙事笔法。仇兆鳌曰:“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二十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间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3]1746这揭示了《壮游》全诗的安排布局与叙事层次,对我们理解此诗极有帮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壮游》在时空、文本形成方面也有其层次性与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壮游》作于大历元年(766年)①,杜甫时年五十五岁,距其离世不足五年。如果排除该诗出于杜甫未加思考、一挥而就的可能,那杜甫在撰写《壮游》之前,必然对如何设计、如何布局、如何撰写有一番思考。而若按照常人思维,很显然杜甫不可能在毫无思想联系的情况下,直接从《壮游》诗的中间(如吴越、齐赵)起笔②。因此,已入暮年的杜甫写作《壮游》时,是先以眼前的人、事、景慢慢联想到往事,还是直接跳跃到诗人十四五岁的时候,再慢慢拉回到现实?如果是口述或下笔成文,无疑是后者;但若在诗歌构思阶段,似乎以前者为是,即杜甫应该是在某种外界触动之下萌生撰写《壮游》的念头,并且应该先由身边的人、事、景开始,慢慢向前追溯青少年时期的往事。在最后写成文本的时候,诗人则显然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叙述,显得较为顺畅。这样的结构安排,使得《壮游》诗歌中的叙事路线呈现出完全“逆向”的线条美:诗人的构思是由近及远,而诗歌的写法则是由远及近。这种构思与书写思维的“逆向”而行,会造成文本的“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使得《壮游》一诗更具张力。

因此,我们就可以暂不按照目前所见诗歌的叙事结构,而是尝试按照诗人有可能的最初构思顺序(即诗歌由后至前的文本顺序)阅读文本③,由此观察《壮游》诗歌在诗人构思阶段的原始“文本形态”。而从目前所见文本的真实样貌看,我们这种做法,是采用“逆向阅读”的方式理解文本内涵,或者更能够接近杜甫写定诗歌前的构思原意。

为研究方便,我们姑且将这种可能存在的杜甫撰写《壮游》之前的联想或者构思文本,称为《壮游》的“前文本形态”。当然,笔者再次说明,本文仅仅是提供一种阅读的视角和可能,阅读《壮游》,还可以有其他切入点,但限于篇幅与能力,笔者无法一一还原,只能立足本文,将笔者的思考胪叙于下,供同道批评。

一、“前文本形态”的提出与《壮游》文本的两大板块

《壮游》的第六部分说:

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

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

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

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

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

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

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3]1745-1746

仇兆鳌解释:“郁郁二句,客居之况。秋风二句,客居之景。之推以下,伤己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感。托身世外,等于之推、渔父,彼瞥眼荣华,何足羡乎?必得范蠡其人,始可救乱而济时也。”[3]1746据此,此节实际上写的是诗人当下的困境:生活上身患疾病、居无定所(“老病客殊方”),政治上不得志(“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④。于是,诗人联想到的是退隐之介之推、渔父(“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同时又联想到后来隐退而具有安邦定国之才的范蠡。无论如何,在此部分诗歌中,诗人主要写的是自己的困顿、窘境甚至无能;而他对“侧伫英俊翔”的期盼甚至说是“空想”(毕竟这种“英俊”并非短期内可以出现),写的又是他人的无能。“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正是诗人对时局不满而期待英才出现的真实心理状态。

如果文本进一步写下去,由第六部分的“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诗人是先想到第一部分的“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还是第五部分的“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按照“英俊翔”的思维,应该是前者;但事实上,诗人即使联想到自己年少英才,也未必敢自比为范蠡式人物(尤其是面对安史之乱这样的军事大事)。所以,站在杜甫当时的历史时间点上分析,“群凶逆未定”之后,应该接着联想到的是后者,即“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这一部分。如果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看,应该是先有“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之事,然后才有诗人“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的感慨。但从诗歌写作之前的构思阶段分析,应该是先近后远,即先由时局之危险,推向“禄山起兵”事。从诗歌结构上看,第六部分的最后两句,与第五部分的第一、二句是有逻辑联系的。

杜甫在构思完第六部分之后,虽然紧接着想到的可能是第五部分,但是此后诗人的思绪,并未再去联想《壮游》第二、三、四部分之吴越、齐赵、长安,而是想到第一部分的“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也就是说,诗人未必敢在军事上把自己比作“英俊翔”式的英雄人物,但年少时也曾有过“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之事。

当然,由于文本书写的起因比较复杂,《壮游》的构思过程或者还有多种可能性,但从《壮游》的文字看,该诗始于晚年身边琐事、然后回忆及“英俊翔”最有可能。退一步说,即使《壮游》的构思与写作起因,并非由“英俊翔”延伸下去,而是始于杜甫晚年对个人入仕经历的回忆,他也应该是由感慨自己当下的政治遭际开始,然后才会想到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的入仕起步时期。所以,笔者将杜甫构思《壮游》由第六、五、一部分开始,是符合文学构思、写作规律的。我们姑且将此作为研究《壮游》的一个切入点。

从“前文本形态”角度看,我们假定《壮游》的构思是先有第六部分,后有第五部分,最后为第一部分。目前所见文本呈现的,则是第一部分在先,第五、六部分在后。从内容上分析,第一部分与五、六部分应该属于同一性质的板块。

这是因为,《壮游》的第一部分“先叙少年之游”[3]1736,与“壮”关系不大。第五部分仇兆鳌称为:“此叙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事。”[3]1743第六部分为:“此叙贬官以后,久客巴蜀之故。”[3]1748这个“奔赴凤翔”及“久客巴蜀”,与第二、三、四部分中的“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之“壮游”性质不同,并且也称不上“壮游”,更多的是诗人在写作时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由于这三个部分组成的板块处于《壮游》“前文本形态”的最先位置,我们姑且称其为《壮游》文本的“第一板块”;这样,与“壮游”关系最为密切的第二、三、四部分,就自然成了《壮游》文本的“第二板块”⑤。

问题是,诗人在当时联想到时局的艰难之后,为何在“壮游”题目之下,安排了第一、五、六这三部分呢?为何与“壮游”联系起来?又为何直接将题目定为“壮游”呢?第三个问题,我们放在后文分析,现在先回答前两个问题。

结合上文的分析,在“前文本形态”下,第五、六部分主要属于杜甫构思阶段的感想和联想,第一部分“少年之游”是在诗人构思现场“跳跃”进头脑中的“英俊翔”的“副产品”,都属于“壮游”之前的心理活动;由此开启对“壮游”的想象后,才进入诗人对“壮游”文本的构思阶段。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侧伫英俊翔”,是《壮游》第一板块(第一、五、六部分)的中心句,其所谈“往者十四五”“河朔风尘起”与“小臣议论绝”,皆与此句具有形式或内容上的逻辑联系。

从文本内容的联系看,第六部分的“群凶逆未定”,与第五部分的“河朔风尘起”,关乎第四部分的最后一句“引古惜兴亡”。也就是说,杜甫构思诗歌阶段,可以由眼前的战乱想到“兴亡”,再想到自己在长安时的事情,这就是杜甫所说的“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洛阳、齐赵地近长安,故诗人的思维由长安自然会想到“放荡齐赵间”与“中岁贡旧乡”。而诗人回到故乡的交通工具“归帆”,又自然与吴越之游及“浮海航”联系起来。

这样,作为“壮游”主体的第二、三、四部分就产生了,同时第四部分最后的“引古惜兴亡”就成为这一板块的中心句。而相对于这个“壮游”主体部分而言,第一板块中的第一部分,就成了一篇近似于“序曲”性质的文本;第五、六部分则成了近似于“尾声”性质的文本。另外,第一板块的中心句“侧伫英俊翔”,与第二板块的中心句“引古惜兴亡”主旨相同;而这两个中心句,恰好成为连接《壮游》两大板块的思想纽带。

二、《壮游》第一板块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笔法

以上我们从“前文本形态”角度,对《壮游》的构思情况进行了推测。下面,我们尝试分析《壮游》文本第一板块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笔法问题。由于我们判断这三个部分都是诗人构思文本的出发点,所以必然更多具有诗人“当下”的主观叙述特征。例如,《壮游》第一部分称: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3]1736

从文本内容上看,前四句“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是杜甫站在“当下”的追述之辞,其中有在“当下”的总结性“判断”(如“往者十四五”与“斯文崔魏徒”,属于事情发生之后的结论,具有“当代”特征),也有对“过去”的回忆性“实录”(如“出游翰墨场”“以我似班扬”,属于当时的“实有之事”,如同史书撰写中的“史臣追书”[4],也具有“追书”性质)。紧接着后文的“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与其将它视作杜甫的自夸之辞,毋宁视作“崔魏徒”之辈在“以我似班扬”中的具体评价内容;那么,这四句话就成了杜甫的“转述”之辞,也具有“追书”性质。最后,“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具有明显的自我评价性质,显然属于杜甫站在“写作现场”产生的总结之辞或断语。在此,诗人的“当下”之辞,与“往者”他人的“过去”之辞就有机融合在一起,但总体上该部分诗歌体现出来的诗人的“主观性判断”较浓,从而使得文本具有“现在”与“过去”时间的交织,同时,在叙事上具有了虚实结合的特点。

这一点,在第五、六部分中也显得比较突出。例如,在第六部分中,除了“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与“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是实写,其余皆属虚写。如“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以总结之辞描写杜甫在写作当时的生活状况;“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写杜甫当时的心理感受;“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并非诗人亲见之景,而是诗人借用想象中的景物自况,写的是杜甫的感慨不遇及其对人生出路的选择;“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是用联想中的历史人物比喻现实,展示的是诗人“当下”的心理状况。其中“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显然属于诗人在写作现场非常主观的结论。

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笔法,更加突出的是诗人本人在诗歌中的形象,突出了诗歌的“当代性”与“现实性”,使得诗歌表达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种“现实性”与“主观性”,与诗歌第一段开篇所言“往者”形成强烈的“时空对比”,使文本具有多维性和层次性。如果将第六部分与第一部分放在一起读,这种感觉会尤其明显。年老多病的诗人这种站在“现在”回忆过去的写法,造成了诗歌文本的时空错位感。这是全诗给读者带来的一种无处不在的阅读体验。

第五部分也是如此。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姑且将第五部分的文字移录于此:

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

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

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

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

翠华拥吴岳,虎啖豺狼。

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

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

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3]1743

在此,既然诗人最先想到的是“逆未定”“英俊翔”,那与之相关的是什么描写呢?我们看第五部分中的“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皆与“逆未定”有关;而“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翠华拥吴岳,虎啖豺狼”,皆与理想中的“英俊翔”有关。这两部分描写,又属于“追书”性质,是诗人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并且是一种事后的“追书”与总结之辞。

至于“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以下至“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也具有“追书”自己身处历史现场时表现的性质,但同时也包含着诗人写作时的“当下感受”。在此,“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线索交织在一起,作者“当下”的“万民疮”心情与“当时”的感受混合在一起,给我们以很强的时空错位感。例如,“备员窃补衮”,是诗人写作时的“当下”的心理,是“现在”;而“忧愤心飞扬”,则是“当时”的心情,是“过去”;“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是站在“当下”写“过去”,“上感”与“下悯”,皆是站在“当下”总结自己当时的心理行为;“九庙焚”“万民疮”则是发生在“过去”并延续至今的“现实”;“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是写诗人在“过去”的表现,“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则是以“当下”的口吻总结过去的事情;“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是诗人在“当下”以总结口吻歌功颂德,而“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写的则是“过去”的场景。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第五部分诗歌中,既有写作现场的“杜甫”,也有诗人心中过去的“杜甫”;既有杜甫写作现场时“当下感受”的原始记录,也有杜甫对以往事件中个人行为与心理“当时表现”的回忆性追记。“过去”与“当下”时间交织,“写作现场”与“过去场景”空间交错,使得第五部分这一独立文本具有了时空的“层次性”与“复杂性”。

三、《壮游》第二板块的主题与文本层次

下面我们来看与“壮游”关系最为密切的诗歌的第二板块(即第二、三、四部分)。上文说过,第二板块的中心句是第四部分的最后一句“引古惜兴亡”;而第一板块的中心句即第六部分的“侧伫英俊翔”,又与“引古惜兴亡”主旨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壮游》的主体部分即第二板块主要描写的内容,应当与“引古惜兴亡”“侧伫英俊翔”有关。

《壮游》第二部分的“引古惜兴亡”主题更为明显: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

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

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

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3]1737-1738

在此,与“引古惜兴亡”有关的诗句有:“东下姑苏台”“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以及“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当然,其中,“王谢风流远”“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甚至包括勾践、秦始皇,还可以视作与第六部分提出的“英俊翔”有关。但总体上,这部分体现的是“古今兴亡”的主题,并且属于对当时风物的回忆性“记录”。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四句,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当时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但其被写下来显然是诗人晚年时的事情。值得怀疑的是,“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这种高度细节化的景物描写,似乎不是数十年后所能想象或回忆出来的诗句,应该是当时在吴地现场写下的文字。同样如此,“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则具有时间与地点上的矛盾性:“越女天下白”属于一种概括性语句,何时何地都能产生此类表述;但“鉴湖五月凉”与“剡溪蕴秀异”,则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的现场感受。尤其是其中的“欲罢不能忘”一句,具有强烈的“现场感”或“时代感”,更像是出自诗人当时的现场感叹。如果杜甫漫游吴越是二十至二十四岁之间的事情⑥,那么至其晚年五十五岁写《壮游》,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如何还会有“欲罢不能忘”这种具有高度“现场感”的表述?这种文辞,应该不是简单的“后世总结之辞”,而是对当时漫游中产生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笔者怀疑,第二部分中的这数句诗,有袭自杜甫壮年旧作而今已亡佚的诗歌之可能,即杜甫《壮游》的第二部分,有可能是在杜甫当年漫游吴越时撰写的旧诗基础上改写而成。结合“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分析,这数句诗歌很可能出自诗人早年的手笔。所以,王嗣奭曾称:“观其吴越齐赵之游,壮岁诗文,遗逸多矣,岂晚岁诗律转细,自弃前鱼耶。”[3]1747笔者怀疑,杜甫壮岁漫游时的诗文,或许颇多“遗逸”,但也有部分诗作,可能被杜甫在晚年撰写此类回忆性诗篇时改造并取代。如果确实如此,我们会发现第二部分的诗歌中,已经具有杜甫晚年所作文本与杜甫早年所作、晚年修改并替代文本两种形式。但纵观全诗,共二十句,只有“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四句属于较为纯粹的景物描写,其他皆属后来能够回忆或想象出来的文字。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如果本段诗歌有杜甫将旧作与新诗改写、糅合的可能,新诗比例多,而旧作多被废弃了。

第二部分中的最后四句,与开始的四句“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具有明显的后来总结成分。尤其是“到今有遗恨”,其体现出来的“当代性”更强。这就使得前后各四句,显现出与自“王谢风流远”至“除道哂要章”十句不同的文本层次与特征;其叙事笔法也就具有了“追书过去”与“总结当下”的时空交错感。

第三部分的主题,明显与第六部分的中心句“侧伫英俊翔”有关: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

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3]1740

其中,诗人在少时被比作班固、扬雄,此时又自诩才不下“屈贾”(屈原、贾谊)、“曹刘”(曹植、刘桢),又将“苏侯”(苏源明)比作葛强;其中又有“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之事,显然与诗人提出的“英俊翔”不无关系。

此诗“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以“当下”认识评论当时的诗人自己,“气劘”“目短”“忤下”“独辞”“放荡”“清狂”,这一系列带有很强主观色彩的评论,显然也并非当初诗人的真实形象,而是晚年杜甫心中的“青年杜甫”形象,带有一定的自嘲口吻。“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一系列动作性词汇如“春歌”“冬猎”“呼鹰”“逐兽”“射飞”“纵鞚”“引臂”“落鹙鸧”,以及相对的景物如“丛台”“青丘” “皂枥林”“云雪冈”等,多属缺乏细节的概括性描述,都是不必在齐赵现场就可以想象或回忆出来的,并且没有纯粹的细节景物描写,故这段文字出于杜甫晚年手笔无疑。

第四部分,写诗人身居长安,直接参与“引古惜兴亡”之时: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

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

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

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

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

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

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

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

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3]1741

这一部分与第二、三部分最大的不同,是将前面两部分中的“景点壮游”改为在社会中的“心灵壮游”,更多的是诗人亲身经历的事情与感慨:“许与必词伯”,写与岑参、郑虔等文人交往;“赏游实贤王”,写与汝南王李琎交往;“曳裾置醴地”,写诗人奔走于上层社会的酒宴间;“奏赋入明光”写杜甫奏《三大礼赋》;“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写杜甫在朝堂所见;“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写诗人政治上的不得意;“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写诗人在杜曲与乡亲的交往,以及对岁月飞逝而一事无成的感慨;“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写诗人所见昔日豪族家庭命运的剧烈变化;“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写“明皇侈心自恣”⑦;最后两句“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既是对上文水到渠成的总结,也是后面两部分写战乱的引子。

该诗题名《壮游》,但此处写的却是诗人在社会中的“心灵壮游”,其中有朋友乡亲之间的温情,也有政治的残酷无情,而由所见、所闻自然引出的对国运的担忧,使得全诗之“壮游”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先是十四五岁不更世事、“俗物多茫茫”的年少轻狂,接着是吴越、齐赵的“身体旅行”,接着是长安混迹社会的“精神旅行”,最后是诗人晚年的“引古惜兴亡”及其对“侧伫英俊翔”的期盼。诗题中的“壮游”,并非单纯指景物之“壮”,也不是诗人的年岁之“壮”,而是最后升华的“心灵”“思想”“精神”之“壮”。这种“壮游”,才是足以震撼人心并值得书写、记录下来的文字。从这里说,杜甫《壮游》一诗的题名拟定,应该是写作完成之后的事情。

我们这样解释“壮”的含义,更有助于理解全诗的内涵。黄鹤曰:“上章,‘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故拈《昔游》为题。此章,‘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当拈《往游》为题。若作壮年之游,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耶?壮字疑误。”[3]1736如果从我们对“壮”的解释去理解,黄鹤的疑惑就不成为问题了。其中黄鹤所言“壮年之游”中亦“兼及老少事”,说明与“游”并列的“壮”,也应该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个含义,就不应单纯从字面去分析,而需要从全诗高度予以理解。在此,再补充两点:第一,《壮游》全诗都具有“过去”与“当下”的时间交织之感,是以“当下的感受”叙写“过去的事实”。客观上分析,《壮游》第二板块中的所有叙述,实际上都具有“总结性”“主观性”的特征,包含着诗人对“当下”的期盼和反思,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时空。第二,第一板块的主旨句是“侧伫英俊翔”,第二板块的主旨句是“引古惜兴亡”。但是在第二板块中所引的“古”其实就是“英俊”,第一板块中所提到的“英俊”都是在“惜兴亡”。这两个主旨时时呼应,使得两大板块在结构和内容上的联系丝丝入扣。这是造成“壮游”足以统领全诗,同时使得“壮”这个词语具有更加丰富内涵的文本基础⑧。

四、《壮游》叙事风格与《史记》之关系

刘熙载称赞杜诗有司马迁《史记》“节次波澜,离合断续”及“苍莽雄直之气”的特点,结合《壮游》诗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有其道理的。抛开我们假设的《壮游》“前文本形态”暂且不说,就以目前所见全诗结构而言,杜甫以“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作引子,首先介绍了自己“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的社会交往。然而紧接着,诗人并未沿着“翰墨场”这一线索写下去,而是转而描写自己“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的吴越之游,以及“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齐赵之游。这是一种与“翰墨场”的喧嚣生活完全不同的心灵旅程,给诗人与读者带来的都是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在第四部分,诗人又以“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描写自己在长安“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的文人与政治生活,以及“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的残酷现实,这又回到了与第一部分“翰墨场”相同的生活状态。在此,诗歌“节次波澜,离合断续”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写法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叙事手法非常相似。例如,《壮游》中诗人本人从“以我似班扬”到“忤下考功第”“脱身无所爱”,再到“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君臣从“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到“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再到“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国家从“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到“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再到“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诸如此类的个人、群体、国家命运的巨大变化,与《史记》描写的窦婴、灌夫从高朋满座到门可罗雀,再到“迁怒及人,命亦不延”[5]3453的人生变化,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至于刘熙载所言杜诗似《史记》“苍莽雄直之气”,我们拟以《壮游》描写吴越之游时对历史人物的凭吊与哀叹为例,尝试分析。

“阖闾丘墓荒”“每趋吴太伯”“蒸鱼闻匕首”“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这些在《史记》中俯拾皆是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与《壮游》的思想和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与《史记》叙事完全一致的“苍莽雄直之气”。“蒸鱼闻匕首”,叙公子光以专诸刺杀吴王僚事,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事见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5]3056-3057

《史记》叙专诸刺王僚事非常惊心动魄,而此处“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与《史记索隐》“专诸进炙,定吴篡位”[5]3079塑造的专诸英雄形象,在《壮游》中则以“蒸鱼闻匕首”高度浓缩,确有刘熙载所言“雄直”之气:雄壮之历史场景中,蕴含着英雄人物的壮烈刚直形象,形成了特殊的文学风格。

《壮游》诗中的“东下姑苏台”“阖闾丘墓荒”“嵯峨阊门北”,皆与吴王阖闾有关。《杜诗详注》称:“《越绝书》: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3]1738,[5]1773此乃《史记集解》之辞。又:“《越绝书》: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葬以盘郢鱼肠之剑。葬三日,白虎踞其上,号曰虎丘。”“《吴越春秋》: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复名破楚门。”[3]1738阖闾破楚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5]1766阖闾死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史记集解》引《越绝书》曰:“阖庐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澒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员之口三千,盘郢、鱼肠之剑在焉。卒十余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5]1773-1774结合“枕戈忆勾践”,可知此诗历史背景其实是叙吴越争霸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吴王阖闾、夫差与勾践之间胜负恩怨的描写,可谓曲折离奇,荡气回肠。而杜甫将此历史事实高度概括,写入诗中,无疑增强了诗歌的历史厚重感与英雄情结,不凡之“气”孕育其中。

从叙事手法上看,《壮游》先叙阖闾墓,再叙吴始祖太伯让贤事,最后叙阖闾自立事。这种未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叙述,而是在叙事上形成时间错落的手法,确实有“离合断续”之效果。

再看刘熙载所说的“苍莽”之气。从《壮游》文字分析,刘熙载所说的“苍莽”,大致有将历史事件置于辽阔的地理背景,从而为英雄人物的壮烈勇敢营造特殊气氛的作用。

《壮游》写安禄山起兵部分,“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与《史记》中《项羽本纪》等篇目中描写的战争场面何其相似。而“河朔”“岷山”这两个词语,本身就容易给人们以绵延万里、幅员辽阔、地势险峻、神秘莫测的联想。《宋史·地理志》记载:“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平夷无险阻。”[6]由此可知河朔地区的广袤无垠。

岷山是长江的源头,故《荀子·子道》云:“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7]这就是说岷山有生物起源、民族发源甚至王朝龙兴的文化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会在《汉书》中看到刘向曾将西汉灭亡与岷山的自然灾害联系起来:“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8]刘向这段说法,尤其增加了岷山的神圣、神秘和高深莫测。由于此事又见《汉书·成帝纪》《汉书·楚元王传》等记载,知“岷山崩”曾入史家记录,流传颇广。反映在《壮游》诗中,在广阔无垠的河朔“风尘起”之时,唐明皇“行幸长”,避地汉家龙兴、后来又曾为西汉王朝灭亡发出预兆的岷山,这种文化信息,无疑能够给人以丰富的政治与文化想象。

另外,“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中的“两宫”与“万里”,“崆峒”与“少海”,“杀气黑”与“旌旗黄”等,两两对比,给人以特殊的苍凉与凝重之感,“苍莽”之气喷薄而出。此类比较手法,多见《史记》记载,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破秦兵事:“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5]393在此,“莫敢纵兵”与“一以当十”,“从壁上观”与“呼声动天”,两两比较,诸侯军的怯懦与楚军的勇敢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而“无不人人惴恐”这一总结之辞,尤其使文字中透出一股凌厉、凝重之气。若将《壮游》中的“杀气黑”与“旌旗黄”植入《史记》此处,也是非常契合的。

以上这种“苍莽雄直之气”,给《壮游》带来了与《史记》相同或相近的历史画面感与文字震撼力,在杜甫与司马迁之间建构起了艺术上的精神桥梁。近千载而下,犹可见司马迁“史笔”在杜诗中的重现,从而强化了杜诗的“诗史”特征。刘熙载在《艺概》中称赞杜诗在叙事上学《史记》,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阅读、研究杜诗,当然不必事事将他的诗歌向“诗史”“忧国忧民”“沉郁顿挫”上靠,但从《壮游》一诗的分析看,杜甫晚年撰写的《壮游》,的确具有非常明显的由个人到家国、由自然到社会、由生活到心灵或精神的升华意义,蕴含着诗人大半生的人生思考与智慧。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将杜甫视作“圣人”,但将杜甫简单等同于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显然也不符合杜诗的实际成就及其在唐诗中的文学地位。

从文本研究的学术意义看,《壮游》文本的“前文本形态”对当下的文本研究具有四点学术启示:

第一,我们目前所说的文本研究,都是针对文本形成之后的“定本形态”而言,甚至是针对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的“流变形态”而言,并非文本最初形成时的“原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必然需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不能过于简单化。

第二,古代文本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本,已经很难还原其文本原貌,因此此类研究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还原”与阐释,至于与“文本原貌”“定本形态”相关的“书写”,也只能是一种相对接近的推测,很难成为“定论”。

第三,“书写”与“文本”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书写”是“文本”形成的工具与手段,离开了“书写”,“文本”无法形成;“文本”是“书写”的形式与结果,没有“文本”,“书写”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文本”与“书写”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例如:“文本”有“流动性”与“不稳定性”,“书写”同样如此。“书写”在文本形成之时,主要是书写者本人或佣书者的劳动;但在文本流变过程中,后来的阅读者、阐释者、传播者的“书写”行为也会不同程度反映在文本中。所以,“文本”与“书写”是如影随形、不可分离的。

第四,“文本”与“书写”之前的“前文本形态”同样重要。“文本”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必然给“书写”研究带来很多困难;“书写”的时效性与过程性特点,也决定了“文本”研究具有多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书写”之前,也就是“文本”形成之前的“文本思维”问题。这个“前文本形态”,纯粹属于人类的思想活动,与“书写”无关,但却与“文本”有关,并且是“书写”开始与“文本”形成的关键环节。借助目前的“文本形态”,通过当时“书写”过程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大致可以对这个“前文本形态”予以尝试分析,为研究“书写”或“文本”提供另一种思考。

当然,无论是“文本”还是“书写”,都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角度、一种切入点,都可以为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开放的胸襟、宽广的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学术研究上不落后于时代,不落后于世界。

进一步看,我们目前所见的中国古代诗词文本,最初作者的构思与最终写定的文本之间,还是有区别与距离的。最初作者如何构思,今天可能很难考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做尝试性探索。这种探索,未必一定符合作者原意,但可以为我们的文本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可能。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正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的地方,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按:黄鹤称《壮游》诗曰:“当是大历元年秋作。”参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册,第1736页。

②按:关于杜甫《壮游》的构思,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身边人与事的触发。有没有可能身在夔州的杜甫首先想到的是《壮游》一诗的中间部分(即吴越、齐赵之游),然后才进一步联想到此时及之前的事情?我们认为恐非如此,因为那样就会造成《壮游》构思逻辑上的缺陷。另外,即使《壮游》最初的构思,真的始于中间部分,也不影响我们对《壮游》文本板块的划分与分析,详说见后文。

③当然,即使我们假设的杜甫的这一“构思过程”不存在,也不影响我们从后至前按照倒序阅读《壮游》一诗。

④按:赵次公称:“郁郁,不得志之貌。”萧涤非等注:“困低昂,谓不能奋飞也。”蔡梦弼以为“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二句也有“喻君子见黜而不用”之意,参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册,第4102页。

⑤这就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本文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即杜甫构思《壮游》,即使始于第二、三、四部分的吴越、齐赵之游,也不影响对此诗的板块划分:一、五、六为同一板块,二、三、四为同一板块;不过第一、二板块的顺序与本文有所不同而已。

⑥参见陶道恕:《少陵一生的自我艺术写照——杜甫〈壮游〉试论》,《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第3-7页。

⑦按:此处之解释,参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册,第1742页。

⑧这两点由刘浏青清博士提醒补充,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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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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