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1: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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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一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已成公论。然而在最早确立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的宋人看来,这个评价却是并不充分的。因为宋人虽然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更为重视的却是杜甫的人格意义。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说:“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临川先生文集》卷九)而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则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到了理学宗师朱熹,则从更明晰的理论角度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提出了崇高的评价,他说:

   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王梅溪文集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

   一位诗人,却被后世的大诗人认为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诗人。一位穷愁终生、功名不显的漂泊者,却被后世评骘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家认为足以与那些道德高尚、功业彪炳的名臣同样光耀史册。这说明在宋人的眼光中,杜甫的意义决非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光辉已经照耀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从而对后人起着人格典范的作用。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第2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也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见,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杜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走近杜甫。

     二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这种学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唐的章句训诂,另一种是宋明的义理探讨,后人常把它们简称为汉学和宋学。从表面看来,唐代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唐人既没有留下象汉儒那样博大精深的经典注疏(唐初编纂的《五经正义》说经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在经学上并无多大发明),又没有留下象宋儒那样思入毫芒的理论辨析。唐代的韩愈虽然以恢复儒道自任,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对儒道的理解是非常粗疏、肤浅的。那么,唐人果然没有为儒学的昌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吗?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杜甫。

   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儒家是极其重视实践的。孔子、孟子虽然没有象墨子那样摩顶放踵的苦行,但他们与古希腊的哲人不同,他们从未沉溺于苏格拉底式的空谈,更未幻想进入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孔、孟所奉行的是以实际行为来完成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以实际行为来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的哲学是属于人间的,是脚踏实地的,是不离开日用人伦的。试看孔、孟一生的行事,著书立说只是在劳攘奔走终于明白道之不行的晚年才进行的,即使是他们决定以立言来实现人生的不朽后,其理论表述仍然以“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为显著特点。可以说,实践是儒学的灵魂。而杜甫对儒学的伏膺正是体现在这个方面。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他“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儒家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家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展示了儒家政治家的可贵风节。当他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高官贵人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喜达行在所》之三)的危险逃归风翔。这既是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的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认为这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宪问》),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杜甫对此是身体力行的。他不但在早年身处长安时怀有儒家的政治理想,而且在晚年贫病交加、漂泊西南时仍对之念念不忘。他不但在忧国忧民这种大事上体现出儒家的人格风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琐事上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气象。更重要的是,历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位居卿相的重要政治人物,上引朱熹所表彰的五位人物中,除杜甫一人之外,都是如此。由于仕途显达的人只能是极少数,所以如果以他们为楷模,让一般人去仿效的可操作性是不大的。杜甫则异于是。杜甫在仕途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在人生道路上也可算是一个命运多舛者。杜甫的命运正是一般人所容易遭遇的,既然杜甫能够在如此的平凡人生中完成儒家理想人格的建树,那么当然会使人产生“有为者亦若是”的联想,从而增加修行进德的信心。因为对于常人而言,一个高不可攀的楷模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建立丰功伟业的机会也是可遇而不可期的。只有当他们觉得楷模就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时,只有当他们觉得在平凡的人生中也能实现理想时,才可能产生仿效的冲动。如果说先秦的儒者已经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可贵命题,而宋明理学家的一大成就是在理论上阐明了“满街都是圣人”的可能性,那么杜甫正是以他的人生实践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对于一向以“有教无类”为宗旨的儒家来说,“诗圣”杜甫的出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由于杜甫具有上述特征,他才被后人选择为人格的典范。例如对于封建社会中的人来说,忠君当然是一种崇高的美德。然而,历史上的忠义之士不计其数,有许多人的行为比杜甫更为引人注目,甚至不乏达到惊天地、动鬼神的程度的,为什么后人还要选择并无惊人之举的杜甫作为典范呢?请看宋人苏轼的著名评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的确,杜甫在平时常常心系君主,当他流落夔州偶食异味时,还想到“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槐叶冷淘》)苏轼的话并不是无中生有。而且杜甫的忠君其实有一个特定的内涵,那就是希望通过贤明的君主来实现仁政,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萧涤非先生说:“与其说杜甫是‘一饭未尝忘君’,不如说他‘一饭未尝忘致君’。什么是‘致君’?那就是变坏皇帝为好皇帝,干涉皇帝的暴行。”(《杜甫研究》第48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因为这符合杜甫的全部诗歌的实际内容。于是,杜甫的忠君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希冀,它以日常的、平凡的方式体现出来,这种“一饭未尝忘君”式的行为是容易理解的,也是不难模仿的,它要比比干剖心、朱云折槛等英雄化的行为平易、切实得多,但却又是朝着同一个价值方向的。宋儒认为儒家的道德准则本应体现于日用人伦,本应不依赖于外部事功,杜甫的行为正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无怪宋儒要向这位穷愁潦倒的诗人献上“诗圣”的桂冠了。

     三

   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仁”无疑是儒家思想体系的精华,杜甫对之奉为金科玉律。杜甫以其人生实践使儒家关于“仁”的概念更为丰富,更为切实可行,也就是使“仁”的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都得到了加强。

   首先,杜甫是以忧国忧民的形象而载入史册的。“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飀。”(王安石《杜甫画像》)“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集》卷十六)这些诗句说明后人正是如此认识杜甫的,这是杜甫的最大性格特征。然而杜甫的仁爱之心并非仅止于此,他对整个人类都怀有关爱之情。在盛唐,诗人们对唐帝国的开边战争一般是持赞成态度的,即使高适、储光羲等人也未能免俗。例如天宝年间对南诏的战争,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储光羲的《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等诗都持颂扬态度,唯独杜甫写了《兵车行》以揭露其对人民和平生活的严重破坏。他在《前出塞》之六中更明确地指出:“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说明他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同样怀有一颗爱心,所以对当时的开边战争独持异议。杜甫对世间的其它生命也同样持有仁爱之心,他有句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恻隐之心”本是孟子对人类善良本性的阐述,但是其原意只把人类当作恻隐的对象。(参见《孟子·公孙丑上》)而杜甫却将这种善良的本性施及一切生命,这是对儒家精神的补充和光大。杜诗中诸如“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君不见朝来割素鳍,咫尺波涛永相失”《观打鱼歌》)、“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题桃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等诗句,都表现出对一切动植物的关爱。我们不难注意到,杜甫最喜用充满爱抚的笔触描写弱小的细微之物,这些诗如《病橘》、《枯棕》等一般都认为其中别有寓意,也即它们都是用来象征苦难的人民的。但是其中也有并无象征意义的,例如《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这首诗完全是即景之作,它表现了诗人对弱小生命的呵护,是诗人的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如果说宋儒关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张子全书》卷一)的命题是出于理论的演绎,那么杜甫却是以他的行为倡导着同样的精神。这种把仁爱之心施及于天地间万物的精神,乃是中华民族伟大胸怀的体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而杜甫对这种民族精神的铸造无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其次,杜甫的仁爱之心完全来源于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儒家学说的合理性。儒家在倡导仁爱精神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把这种精神归因于人的自然本性。儒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一切道德都应是这种善良本性的自然流露,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儒家还认为人对别人的爱应该是有差等的,应该是逐步推进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儒家的这种学说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与墨子的兼爱说相比,儒家的仁爱精神更加切实可行,因为要求人们毫无差等地爱一切人,那显然是高而不切的。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说相比,儒家的仁爱精神更加自然、纯正、合理,因为它不是对神灵意志的服从,也不是对先人原罪的赎买,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杜甫的行为完全符合儒家的立论原则。他对别人的爱都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任何伪饰的成份,也毫无任何虚矫或浮夸。杜甫一生中始终与家人同甘共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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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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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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