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理学家的诗情

——论朱熹诗的主题特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3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1: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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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鹤林玉露》卷一六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於诗乎?’”这段佚事生动地写出了一位热爱文学的理学家对诗歌创作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态。从纯粹的理学家立场来看,吟诗作文是有害於道德追求的。《二程遗书》记载程颐的言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於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非俳优而何?”“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程颐的意思很清楚:诗文写作必须要专心致志才能臻於高境,既然修身养性是人生第一要务,那么诗文写作就不能不予以摒弃。朱熹对程颐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但他一来受到性喜文学的父亲朱松及老师刘子翚的影响,二来自身文学天分很高故写诗作文得心应手,似乎不很需要“专意”、“用功”,所以他对诗文写作的态度就不象程颐那样的极端排斥。乾道三年(1167),朱熹携门人林用中远赴长沙访问张栻,就理学的某些重要观点展开讨论。这次历时两月有余的讨论并没有完全达到朱熹的目标,即泯灭以他为首的闽学与以张栻为首的湖湘学之间的思想分歧,但却在讨论之余所作的南岳衡山之游中产生了一部重要的唱和诗集——收诗一百四十九首的《南岳唱酬集》,其中朱熹的诗就有四十八首。(注:今本《南岳唱酬集》乃林用中后人所编,中有伪作,详见束景南《朱熹南岳唱酬集考》,载《朱熹佚文辑考》第703—7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本章所言朱熹诗系据《朱文公文集》卷五所收为准。)在短短的二十天中作诗近五十首,平均每天两首有余,真可说吟兴甚浓了!对此,朱熹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检讨说:

   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怨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於诗哉!……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於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羲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於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

   所谓“善人”,显然正是程颐之俦,而“丧志”云云,也分明是程颐言论的复述。然而,朱熹对诗的态度毕竟要比程颐温和得多了,他以为诗之“流”才会至於“丧志”,也即沉溺於诗,泛滥无归,才会影响学道。言下之意是,只要对此保持警惕,有所节制地写诗,那么还是有益处的:“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这样,表面上似乎还是对诗歌声色俱厉,实际上已为之大开方便之门。难怪就在写下上述这段话后,朱熹与林用中等二人东归,途中更迭唱和,二十八天中共成诗二百余篇,其中朱熹的写作速度竟达每天三、四首,简直是变本加厉了。

   正因如此,尽管朱熹一生忙於讲学、著书以及从政,但他从幼至老一直都没有断绝吟咏之事。在今本《朱文公文集》中,卷一至卷十皆为诗赋,共计诗作一千一百四十八首。如果加上《别集》卷七以及《朱熹佚文辑考》中所辑的一些佚诗,今存朱熹之诗尚达一千三百多首,此外还有词十六首,朱熹可说是一位作品颇丰的诗人。

   那么,朱熹的诗写的是甚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应该指出,朱熹的一部分诗作是与北宋理学家的诗如出一辙的。在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中,邵雍最喜作诗,其《伊川击壤集》收诗多达一千五百余首。周敦颐、程颢等人有时也对吟风弄月颇有兴趣,各有一些诗作传世。然而这些理学家写诗的动机却完全是非文学的,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自称:

   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於情性哉?

   既不措意於艺术形式,又不受情性的“牵累”,这当然是“异乎人之所作”,也即与诗人之之诗迥然相异的作品了。理学家诗中并非绝对没有清新俊逸之作,但作为他们代表作的却是下面这类诗:

     闲行吟  邵雍

     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

     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迭迭非。

     列子御风徒有待,夸父追日岂无疲。

     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

     秋日偶成   程颢

     闲来万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诗中表达的是他们对某种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诗歌也就成了演绎道理的学术论著或宣扬教化的讲羲,不过是以韵文的形式而出现罢了。对邵、程等人的这类诗作,朱熹是深为欣赏的,然而他所欣赏的不是其文学价值,而是诗中所涵蕴的圣贤气象。朱熹与门人谈到邵雍时,多次涉及其诗,说:“康节诗书好看。”(注:《朱子语类》卷一○○,第255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文简称《语类》。)“康节以品题风月自负,然实强似《皇极经世书》。”(注:《语类》卷一○○,第2553页。)“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注:《朱子语类》卷一○○,第255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文简称《语类》。)朱熹认为邵雍的“品题风月”也即《伊川击壤集》中的诗作超过其最主要的哲学著作《皇极经世书》,又认为其诗是其学术思想的外在表现和修饰,两者似有矛盾,其实不然。《皇极经世书》是还用易理和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之变迁的著作,邵雍的思想观念尽见此书,它的理论价值当然不是《伊川击壤集》所能比拟的。然而朱熹对邵雍的象数之学是颇有微词的,认为“其初只是术耳”。(注:《语类》卷一○○,第2543页。)相比之下,倒是邵雍的诗在表达其哲理时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就避免了他在推步过程中的不够精确和陷於支离的弊病,这样反而离光风霁月的圣贤境界更近了一些。《朱子语类》卷一○○中记录的朱熹与门人谈论邵雍的话中,对邵的理论抽绎常有批评之语,但对其诗则赞不绝口,当是出於这个原因。正是由於对诗歌的这种特殊功能深为重视,朱熹自己便也常常写些与邵雍相类似的诗。相传他写过《训蒙绝句九十八首》,由於传本多误,(注:朱熹作《训蒙绝句》事,宋人著作中有记载,然传本则经后人窜乱,不可信,详见束景南《朱熹作〈训蒙绝句〉考》,《朱熹佚文辑考》第687—702页。)现在见於《朱文公文集》卷二的六首可靠的诗中举两例:

     困学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

    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光阴。

     克已

    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

    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显然,这些诗与邵程等人所作并无太大的差别,治思想史的学者当然应视之为重要的材料,因为它们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朱熹的学术观念。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意羲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朱熹的多数诗作都呈现这种面貌的话,他就不能成为宋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然而朱熹毕竟与邵雍不同,他的诗歌题材取向要宽广得多,其艺术成就也绝非《伊川击壤集》所能望其项背。

     二

   首先,朱熹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南宋诗坛上的汹涌澎湃的爱国主羲潮流在这位理学大师的心中也掀起了层层波澜。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军民奋起抗击,经过三个月的血战,终於击退金兵。(注:详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五。)捷报传来,正在延平闭门读书的朱熹兴奋不已,接连写下好多首感时抚事之诗:

     感事书怀十六韵

     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

     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

     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

     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

     授钺无遗算,沈机诚圣心。

     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

     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

     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

     残奕随煨尽,遗黎脱斧砧。

     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

     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

     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椮。

     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

     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

     众志非难徇,无休讵可谌。

     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

     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声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

     谁遗捷书来筚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

     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前一首是写给起居舍人刘珙的,不免稍多颂圣之言,但全诗基调是对神州陆沉,国势陵夷的忧虑和对抗敌复国的希望,沉郁之中显出雄豪,欢欣之中织有忧虞,正是当时的爱国士大夫内心复杂情感的真实写照。后一组诗是听到刘锜的皂角林之捷后所作,虽然步人原韵,却仍是一气呵成,激情奔涌:第一首写沦陷区荒凉凄冷,遗老日夜盼望恢复;第二首写宋军同仇敌忾,大败强敌;第三首写自己听到捷报的振奋之情;第四首预祝宋军取得更大的胜利。气势雄健,风格壮阔,语言直截而意味深永,这些优点都得益於理直气壮的道羲自信和爱憎强烈的情感力度。与此相近的诗还有《闻二十八日报喜而成诗七首》等,乃作於同年十一月的采石矶大捷之后,此时金主完颜亮已毙命,金兵全部退至淮北,所以诗中更加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例如其一、其五:

     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原有中兴期。

     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汉节荧煌直北驰,皇家卜世万年期。

     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

   如果我们把这些诗与陈与羲的《感事》、《邓州西轩书事十首》,陆游的《闻武均州报收复西州》、《送汤歧公镇会稽》等同类作品相比较,便可看出它们与陈、陆等人的爱国主羲诗歌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在风格上也如出一手,这正是南宋诗坛上最能体现时代脉搏的强音。可惜朱熹后来日益沉潜於诚意正心之学,不大再写此类题材了。但是这一度出现的慷慨激昂之音毕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朱熹一生中亲历政事的时间不多,但他对於民生疾苦是十分关心的。乾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朱熹这个闲居待次的“武学博士”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他在穷乡僻壤奔波了十天,使他触目惊心的不仅是洪水滔滔的自然灾害,更是官府漠视民生、虚与委蛇的人为祸害,他写信给弟子说:“朝廷所遣使者方来,所至揭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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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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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京)2001年17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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